1956年7月1日，南来香港整整6年的曹聚仁，终于踏上了返回大陆的旅途。他的公开身份是访问北京的新加坡工商考察团《南洋商报》随团记者。两年前《星岛日报》右转，社长林蔼民离任，曹聚仁也离开了前后服务十余年的《星岛日报》，应聘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笔。但是，新加坡当局宣布曹为“不受欢迎”之人，他无法前往履任，只好在香港遥领主笔之职。
临行前两天，曹聚仁写了封公开信交《南洋商报》发表，表白自己这次回大陆“绝无政治上的作用”，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为急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政治进度的千万海外华侨，做真实报道的：
××我兄：
这封信付邮时，我已束装就道，到北京去了。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去作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由前马绍尔部长作顾问），社方派我兼任该团随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寄语香港朋友们，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几天前，《天文台》二日刊所载关于我的北行消息，显系向壁虚构，可以说是属于“客里空”型的新闻，道听途说，以耳为目，捕风捉影，缺乏新闻的真实性。在新闻技术上，他越描写得若有其事，越显得他采访技术的贫乏。连我到北京去做什么都不知，还算得是新闻吗？
至于我兄笔下，每逢提及弟的行动，总说是“谜样的人物”。弟的居处，五年来不曾移动过；日常生活状况，我兄知之甚悉，终日埋头作稿，从手到口，日不暇给，还有什么神秘可言呢？弟所战战兢兢的，就是不想牵入政治旋涡中去，因为我所工作的新加坡《南洋商报》，乃是一家民营的不带政治色彩，也和任何政治集团绝缘的报纸。在工作上，我的态度，必须与之完全一致。我这回访问北京，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的一本正经工作。我们的背后，有着千多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中国的社会动态，急欲明了大陆中国的政治进度，我们自该为他们作真实的报道，使他们有进一步的了解的。我乃面对华侨担当起这一切要的工作，难道会是一个谜吗？
“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我所以要向你来作一番讨论者，我们的观点或有不同，但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论，是非得失，那是一致的。记得在《真报》创刊初期，弟也曾做扫边工作二年多，其中接连不断，写了二年的《观变日记》。当时对于中国问题的前途，我曾指出几个要点：（1）中共政权，已经逐渐稳定，面对现实，不必作其他幻想；今后五十年中，大陆的局势已定，不会有多大的变动，要梦想改朝换代，已经不可能了。（2）台湾的反攻大陆的希望，韩战结束以后，越来越渺茫了。依我的说法，简直是绝望了。（当时，还有人和我来打赌；我抛出了十对一的比例，他们也输定了。）（3）因此，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不过我要申明：我只是主张国共重开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什么不可以对于国事表示如此的意见呢？这都是三年前的看法；目前的事实，不是替我的看法作证明吗？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告诉我：“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苦痛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
这一回，政府当局，允许我这样一个没有党派关系的新闻记者到大陆去采访，而且尺度这么宽大，这就表明人民政府的政权，已经十分稳固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自不怕风吹雨打的。我希望这次北行能够真实地报导，这样才合乎侨胞的期待。政治是最现实的，我们应该认识这一现实。“客里空”的新闻，应该让它到字纸篓中去的，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十年老老实实做新闻工作的人，加以种种推测，未免太对不起自己了。
我的站在新闻记者地位的态度，大体就是这样的。
谢谢你！专候你的指教。
弟曹聚仁上
六月二十八日
曹聚仁7月1日早晨从九龙车站动身，正午12点就过了罗湖桥，进入深圳。深圳海关的办事效率和市面的安全，让曹聚仁感到中共的治理确有成效。从深圳乘车直达广州，受到贵宾般的礼遇与招待。7月4日，从广州乘飞机经武汉前往北京。傍晚，飞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恩师邵力子亲自到机场迎接，让曹聚仁十分感动。北平和谈破裂后，邵力子留下来参加了中共新政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这次北行，曹聚仁受到了周恩来总理7月13日、16日、19日三次接见。其中，7月16日晚在颐和园的宴请最为隆重，陈毅、张治中及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均出席作陪。曹聚仁到后，迎候于此的周恩来、陈毅把他带到玉澜堂，周恩来建议泛舟湖上，于是主客三人乘游艇私谈，至清遥亭弃舟登岸，进听鹂馆，晚宴就设在这里。这天，邓珂云带着幼子曹景行也在颐和园，但是没有参加宴会，被安排在了别处，邵力子夫妇怕母子感到冷落，还不时地过去招呼她们。
晚宴结束后，主客六人又在昆明湖上泛舟畅谈，归城时已是深夜。车过一丛墓冢，周恩来以手遥指着说：“这是元代耶律楚材之墓，他是创建北京的宰相，是位大政治家。”
曹聚仁把这次宴会的经过，写成《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一文，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文中说：
记者入京时，恰好在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和平解放台湾的重要演说之后。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周氏郑重说到中共的政策，说过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1956年6月28日，也就是曹聚仁给朋友写公开信表白自己回大陆的动机、目的的那天，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报告，曹便在这次晚宴上探询“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与“票面”价值是否相符。周恩来就通过这位海外民营华文报纸记者之笔，向台湾的国民党传递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意愿。曹聚仁的《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这篇文章一见报，迅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弟弟曹艺时任北京公路学院教务长，家住西直门附近的马相胡同，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这时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但是，曹聚仁没有寄居在弟弟家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侍母亲，而是被安排到了东交民巷新侨饭店。居处宽敞，他喜欢孩子，就把曹艺的孩子接来同住。据曹艺的女儿曹景滇等回忆，每天来饭店看望伯父的人络绎不绝，夏衍、老舍、曾经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容龄公主……各界人士都有。陈毅经常来叙谈，邵力子则差不多每天都来，周总理还亲自来过一次。除了迎来送往之外，曹聚仁也出去拜访了章士钊、梁漱溟、梅兰芳等人。他本来一心一意要去拜访冯友兰的，但看了冯氏最近发表的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大为失望，也就作罢。
曹聚仁在北京见面最多、谈得最痛快的还是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问曹，对新中国的报纸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这本来是两回事，我们所办的报纸，等于香烟，而你们所办的报纸，等于面包；拿香烟来比面包，是无从比价的；但有人非抽香烟不可，饭后一枝烟，快乐比神仙，他们的想法，那是我所不能体会的。不过，我离开祖国五年，这回回来，觉得祖国的人民，竟是这么关心国事，那是大出乎我的意料的。相反的，他们虽这么关心国事，却又只这么和世情隔绝，他们几乎不知道国际间的重大新闻呢；这情形的成果如何，我还不敢说。”曹聚仁曾和王芸生谈到天津《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的优劣比较问题。他认为，《大公报》津港两馆的人手不相上下，瑜亮一时，“但在香港能够发挥才能的，在天津，就不免在圈子中翻斤斗，有所拘束了”。结果，“社中公论香港版比天津版高明得多”。
7月底，曹聚仁离京南下，回到了阔别六年的上海家中。南走香港时女儿曹雷才10岁，现在已亭亭玉立，马上要升大学了，他既欣慰又愧疚。看到妻子靠做些针黹活勉力撑持着这个老少之家，他更是百感交集，无语哽咽。一家人只团聚了几天，他就乘车返回香港。
一个月后，曹聚仁再次北行。其间，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日，他和妻子邓珂云被邀请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仁堂接见了他。这是曹聚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想不到新中国的最高领袖对自己的著作差不多都看过，还要曹回去后寄几本《蒋经国论》给他。关于这次晤谈，曹聚仁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不过，他在10月12日的《我看中共的“八大”》中写到，他在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他还以建都北京的元、明为例，来说明“第二代”的“瓶颈危机”问题。“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这些话，都可以使我们明白这回中共‘八大’以后的政治路向了。”在另一篇文章《从一角看世界》中，曹聚仁谈了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也是来自这次晤谈的观察：
毛主席接见记者时，是在中南海居仁堂，记者对他说到成吉思汗的往事，毛主席谦虚地说：“那只是做诗而已。”事实上，他是走向超过成吉思汗的道路了，因为毛氏是懂得辩证法的，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却是最强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弱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他今年对他们的部属讲谦虚之道，也就是走向超成吉思汗之路。
从这一角度看，毛氏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蒋介石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的存在，而且也承认蒋氏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大转变。
10月7日，曹聚仁再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作陪的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等人，谈宴的话题，依然是台湾问题。10月13日，他离开北京到上海。曹聚仁这次在北京停留了40余日，日程安排主要以自由访问为主，他寻访了天桥、琉璃厂、八大胡同等地，还专门到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
10月14日，曹聚仁在上海参加了虹口公园鲁迅墓落成仪式暨鲁迅纪念馆开馆典礼。19日是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他在上海国际戏院观看了夏衍编剧、白杨主演的电影《祝福》。10月底，曹聚仁返回香港，结束了第二次大陆之行。
回到香港不久，曹聚仁给台湾的胡适写了封信，告诉胡适，他的著作在大陆并没有像外间传言的被焚烧、禁止，建议信奉实验主义的胡适，组织一班学者到北京去实地考察中共的政治措施：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信中提到的胡适给张慰慈的旧信，是胡适当年在其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自称“实验主义者”的胡适，一反流俗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对苏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规模政治试验，表示佩服。胡适认为，“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本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胡适当时并不一定赞同苏俄所试验的“主义”，而是同意它有试验的权利，因为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曹聚仁拿胡适的这封旧信做文章，劝说胡适再行“实验主义”，组织一帮海外学者到北京考察，亲自看一看中共治下的大陆到底如何。不知为何，胡适1957年3月16日才收到这封信，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只记了一句——“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后来当然也就没有回过大陆。
1957年5月5日，曹聚仁第三次北回大陆。5月10日，他携妻子邓珂云入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再次接见。5月28日，他到北京郊区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访问了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康泽、宋希濂、黄维等人。6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陪同他们夫妇乘火车南下汉口，然后换乘轮船到九江，上庐山，看了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和当年蒋经国的练兵之地海会寺，再返回九江，乘长江轮船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整，一行人便到杭州、绍兴、宁波、溪口游览。7月14日，徐淡庐陪曹聚仁南下到广州，然后曹回香港，徐返北京。
1958年2月，曹聚仁又一次来到北京，弟弟曹艺已调至南京任交通学校校长。时值寒假，已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的曹雷，来北京和父亲团聚，父女二人在新侨饭店过了春节。3月15日，曹聚仁随陈叔通、邵力子一行，到安东（今丹东）迎接入朝志愿军归国。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在丹东的一天一夜，红旗蔽日，歌声如潮，他相信“中国的军队确乎打了胜仗”，激动地写下了“五星飘荡处，横槊止新戈”的诗句。这次北行，曹聚仁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是大陆“反右”斗争的情况。到京后第二天，他便发出了《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报道。4月7日下午，他还去遒兹府20号罗隆基家——前北京大学校长、此时已定居台湾的蒋梦麟旧宅，访问了被毛泽东称为“右派的老祖宗”的罗隆基。
1958年夏，台海局势突然紧张。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数日后，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曹聚仁，向他透露了这一消息。8月23日，曹聚仁化名“郭宗羲”，以《台峡战火重开配合杜里斯访台，华沙谈判可能无限期休会，北京停火令与中止停火令实出毛泽东手笔》为题，在《南洋商报》上予以披露：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1日中止停火，是针对杜里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前此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中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于僵持。
中共炮击金门是8月23日中午开始的，而《南洋商报》是早报，先于炮战面市。因此，曹聚仁的这则报道，成为全球独家新闻。10月5日，曹聚仁再次用“郭宗羲”的化名，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传北京同意短期局部停火，避免两败俱伤，国共双方酝酿直接谈判》的独家报道。
曹聚仁最后一次进京是在1959年8月。当时中共正在召开庐山会议，主要领导都不在北京，只有陈毅留守负责。陈毅担心曹聚仁对党内斗争有所觉察，就指示徐淡庐陪同他们夫妇到东北考察采访，越远越好。8月15日，一行三人乘火车出关，先后参观了沈阳、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吉林等重工业基地，历时20余天。10月1日，他应邀参加了国庆10周年庆典。10月24日，曹聚仁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11月，他乘火车离京赴沪，随即返回香港。1959年深秋曹聚仁与家人在上海。“可能有些新闻工作以外的事要赶着回去办”曹聚仁途经南京时，不能下车去弟弟曹艺家看望老母亲。母亲思儿心切，让曹艺陪同到下关车站，盼望火车停靠时能够见上一面。老母亲在寒夜中望眼欲穿，终于盼到了风尘仆仆的曹聚仁。可是，母子在车站只相聚了8分钟，便洒泪而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后来曹赋诗一首，记下与母亲在车站聚散的悲欣一幕：“迷茫夜色出长栏，白发慈母相对看。话绪开端环如茧，泪澜初溢急于汍。抚肩小语问肥瘦，捻袖轻呼计暖寒。长笛一声车去也，四百八秒历辛酸！”
从1959年11月离开上海，到1972年7月在澳门病逝，曹聚仁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据他自己回忆，1956年至1959年近四年间，他一共回大陆11次。
曹聚仁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当年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这块自由主义之“砖”，可能无法砌进社会主义大陆的“新墙”里去，才决意来到香港这块“希腊精神的天地”的。在香港，针对大陆中共新政权的政治宣传，曹聚仁说：“记者是一个不十分会被任何宣传所欺蒙的，宣传者尽管言之谆谆，我这个听者，简直一笑置之。我是不大相信，三年五年，就可以把一个积重难返的社会，变成了仙境的。”他认为，孔子的“三月而鲁大治”是一句谎话，“必世而后仁”，一个政权，总得有三五十年的建设，才谈得一点成绩的。首次大陆之行前，他给朋友写公开信，表明自己要站在新闻记者的地位，为海外华侨做客观真实的报道。1956年10月他第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时，还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几度北行、“看了许多使人兴奋的建设大业”之后，“而今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并不是别人要我收起，而是我自觉的，衷心明白自己的浅薄无知，觉得应该收起的）。对于邦国大计，还是听从先觉者的领导不错。政治上的事，就是要切切实实去做，而且按部就班做通了才对，弹高调也没有用的。”
像曹聚仁这样的记者，一旦失去了自我观察，对事实的认知与报道就可能“走样”。例如，他报道说，“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轻的”，吴祖光、丁玲、黄苗子等右派分子“欣然就道”，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以说接近天堂”的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进步得很快”。当“海外论客”问及“劳动改造”有什么好处时，曹聚仁笑答：“至少可以把若干都市病，如失眠、神经衰弱之类医好。正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的：‘他领略到饥时吃，渴时喝，困时睡，他在这个时期所体验到的精神的恬静。’”如果曹聚仁活到“文革”之后，读到吴祖光、戴煌、舒芜等“右派分子”的回忆文章，不知做何感想？
曹聚仁眼中的“人民公社”也颇有意思。1958年4月，他从北京南返香港时，还只看到人民公社的影子，半年后再回来，已经看到人民公社“遍地开花”了。1959年初夏，他到天津市郊的一个人民公社考察，“一到农村，鱼、肉、鸡就充分供应了，一席午餐，六大盘菜，一大碗汤，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曹聚仁相信，人民公社是“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中国可能比苏联还早一步进入共产社会”。“人民公社的远景，比中共当局所想望的更美丽，怕连马克思再生，也不敢这么想。”
应该相信，曹聚仁不会故意去歪曲事实，一些地方和问题之所以看走了眼，可能与“雾中看花”、“走马观花”或者“隔岸观花”有关。更深一层分析，恐怕这是他自觉收起自由主义旗帜的必然结果。一个放弃了怀疑、批判精神的记者，一个流落异乡、而今“仿佛回到了母亲怀抱中”的游子，又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当然是“触目皆春”了。
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立场，曹聚仁为自己立场的转变找到了崇高理由：孙中山先生在遗教中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大陆和台湾都提出了“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的口号，而且要求我们为集团牺牲个人的自由。所以，他为了“集团”即国家民族的自由，就自觉地将个人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收拾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