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十一月真如长江水滚滚东逝，十二月转眼间到了。
一个寒风呼啸的上午，老父亲从四十里外的老家赶过来，他爬上三楼，站在办公室门口。我赶忙放下手中的笔，小跑到父亲面前。
也许人的衰老只在一夜之间，甚或一瞬之间，否则，为何昨日还是健壮魁梧的身躯，只在再次的相见，便显得这般迟缓与疲惫？
带着满怀的歉疚，真想扑在父亲身上哭几声，以释然自己苦涩的情怀。然而，更多的理智使我扬起的手臂，再次垂落。我只感觉到阳光好明亮，好刺眼，刺得我双眼又酸又疼。
刚刚入冬，父亲穿了一件蓝色薄呢中山装，因为赶早班车奔波得湿湿的白发，紧贴额前。
可能是爬三楼的缘故吧，他扶着门框不停地喘气，一只包放在地上。我拎起约四斤重的包，同父亲下楼去宿舍楼。
路上，父亲望着我，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目光温和得宛若头顶上初冬的阳光：“这么长时间不回去，我真怕你出什么事。现在我放心啦。”
父亲的话，让我好一阵难受。
从小到大，我给父亲的没有安慰，只有伤怀。最痛心的一次，几乎把肩扛犁耙已届花甲的父亲打倒。那是八五年夏天，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我执意参加工作不去上学。
父亲知道我拗起来是任何力量也转变不过来的，尽管在绝望的那一瞬什么也没说，面对母亲遗像的背影已经告诉了我，他的悲哀与伤痛是撕心裂肺的，仿佛多年来生活的意义只在我一念之间便彻底冰消瓦解了。
父亲渴望我上大学，更渴望我上重点大学，这也是母亲对我唯一的遗愿。
在父亲好多天默默无语后，我蹒跚地跨上北去的列车，并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混出个人样，以慰安自己的父亲。
大学的日子是那么迅速地滑过，工作，结婚，生子。
我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拼命地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串串荣誉，发表了一篇篇论文，编辑了一部部书，而这一切是以把父亲抛在老家为代价的。我只被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诱惑，只在热闹和名利的波谷里跳来跳去。
我寻不到任何一丝理由可以安慰父亲，更寻不到任何一剂良方可以减少父亲与日俱增的衰竭。这是我永远的歉疚呵。
我开了门，父亲走进屋子。他接过我手中的包，从里边掏出一瓶自己亲手做的鱼冻，又哆嗦着拿出一大块新鲜猪肉，放在桌子上，目光一直照到我心底：“你吃得总是素淡，早饭又没吃吧。来，尝尝你喜欢的鱼冻，不咸的。”
我故做贪婪状，大吃几口。我品尝到了苦，咀嚼出了涩，吃进嘴里的仿佛正是父亲多年来的慈爱与迂执，艰难与努力，困顿与挣扎。
在夸张的吞咽中，我竭力按捺住几乎涌出眼眶的泪水，让它随着迅速蔓延的浓浓亲情，一齐流进心里，流进以后的生命中。那一刻，我唯一想做的事，是满足父亲的每一个愿望，作为以往的补偿与以后的安慰。
然而，我是那么清楚，这也许永远只能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歉疚。
吃过午饭，父亲就要走。临行前，他告诉我，与他一同退休的，到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个，还说他现在常头晕气喘，小便也不方便，站着尿不下来，躺下就流出来湿了裤子，年纪大啦，不行了，要我在学校好好工作，不用担心他。
最后，父亲关照我说：“大去之日不远了。我手头有存钱两千多，加上单位给的丧葬费，你们兄弟俩再准备些吧，够用了。要早点打算啊。”
晶莹的泪光中，载着父亲的班车远去了。
父亲，我亲爱的父亲呵！
走在回宿舍楼的路上，我心潮澎湃，眼前老是晃动着父亲蹒跚的背影，回响着父亲苍凉的声音。
经过办公楼，远远地发现楼梯口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张贴着一张醒目的红纸。
是什么呢？我凑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一份公告。大意是说，经芦花荡中学党支部考察，元少肴同志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如有意见请在一个星期内向校党支部反映。
看着这红色的喜报，我觉得简直就是正在上演的讽刺小品。
我瞥了红色喜报一眼，然后转身迅速离去。
我感到悲哀，感到荒唐，更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
从小，共产党是我心中一尊圣洁的神，一个美丽的传说。大学里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工作后我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整整八页啊。
我是那么相信党，那么热爱党，那么盼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呵。
我的人生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冲击得剧烈地摇晃起来。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追求了。静静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我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冷静如此深刻又如此痛苦地思考人生。
春节过后，岳父打来电话，他说三月六号飞霞从美国回来，要我同飞霞妹妹一同去上海虹桥机场接她。当时我心里一咯噔，她为什么提前回来？说好不是三年吗？肯定有什么原因。
还记得年前我给她邮寄过人参片和一些必需药品，想不到这么快就回家了！
在去上海路上，我问飞霞妹妹：“你姐姐怎么几个月就回国了？”
飞霞妹妹一脸坏笑地反问我：“姐夫，你不希望她回来，担心她影响了你什么美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