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越战结束16年后，他痛苦地回忆说，美国人打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己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为此，他深感内疚，甚至在电视上当众留下了忏悔的眼泪。
第二个是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里福德。他回顾说美国之所以失败，主要不是因为美国没有全力参战，实际上，除了原子弹没有动用外，什么高尖端武器都动用了，共计派遣了250多万人到越南，其中54万多为地面部队，死了58，000多人，伤了10多万人，总共消耗弹药760万吨（相当于二战时的三倍），耗费近3000亿美元，打了10年之久，所以不能说没有尽力，不能说美国出卖盟友。只是因为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讧不已，民心涣散，兵无斗志，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第三个是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基辛格。他说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致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
最后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大师琼姆斯基教授。他认为越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扩张战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的命运。
这四种看法都能成一家之言，自圆其说，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由于长期受反共、反华特别是反毛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困，都尽量避谈中国在越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代之以无限夸大北越人“反帝救国”的顽强牺牲精神和武元甲将军的军事指挥天才。
好在越战离我们不太远，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中国在越战前所处的恶劣的外在环境。那是冷战时期，是两极世界，是两霸横行霸道的时代，是国际矛盾极其尖锐的岁月，是中国在两霸的夹缝中讨生活的屈辱时代，是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时代。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和舵手，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国境四周安宁，为了创造促进发展经济的和平大环境，毛泽东朝思暮想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突破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否则，连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奢谈什么经济建设！
但是，如何突破美苏两霸的包围圈呢？突破点在哪？选定了之后，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越南和印度支那是冷战时期60年代两大阵营矛盾冲突的焦点，毛泽东选择这个突破点是形势使然。但要在越南打开这个缺口，意味着必然要再次同美国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又正同苏联进行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之争，也是水火不容。这就意味着可能同时与美苏翻脸，意味着中国可能两面作战，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时，有苏联作战略后盾，现在美苏一齐反，以一敌二，中国有这个实力吗？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吗？
晚年的毛泽东面临了两难困境：不突破两霸的围堵，中国将无法生存发展，但要同两霸摊牌，兵戎相见，中国又没有这么大的有形实力。怎么办，何去何从？但毛泽东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还是无法说服党内的务实派。他们认为，美苏不是封锁围堵我们吗，正好我们借此关起门来，渐进地、有秩序地发展经济科技，充实国力，以备将来有一天同两霸摊牌。毛泽东认为这不实际，两霸不会让你关起门来搞建设，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在两霸的围堵封锁之下，你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经验，如何能搞经济建设？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对毛泽东来说，进退都充满危机，他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深陷危机之中，但都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么复杂、这么令他呕心沥血，这么险象环生。进虽危险，但可能打出一条血路；退，虽暂时自保，终将无法避免一战。对历经险难的毛泽东来说，再作一次冒险的决策不难，难在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作全面的准备，才能“不打则已，一打必胜”，一打就要打出长期的和平。但作这样的打算，作这样的准备，就无法不影响到全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这可是会搞得全国大乱、天下大乱啊！
具体而言，同时反美、反苏，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策略问题，党内的团结问题等等。这对毛泽东——一个身心俱疲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至为紧要的是从理论上要打破两极世界的格局。实际上，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已意识到来自南疆的美国的威胁，暗下决心同美国一搏。所以他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泽东巧妙地运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用苏联牵制美国，中国同苏联所争的是真假马列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所以苏联不敢因此而联合美国对付中国；不但如此，苏联为了表示它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得不率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越南对抗美国。毛泽东同时反过来用美国牵制苏联，因为美国的谋略家一直梦想分裂共产主义阵容，以中制苏，缓解苏联对西方的压力，所以反对苏联摧毁中国的核基地。
对于越战本身，美国讲明了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必须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扩张，一旦失掉越南，将引起骨牌效应，波及其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而言，越南是中国的南大门，攸关国家的安全，岂能置于美国势力范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当年中国为了保障东北国防安全，抗美援朝，今天基于同一考虑，也会不惜以任何代价，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
但是鉴于朝鲜战争血的教训，中国直接参战，牺牲太大，而且会冒同美国直接开战的危险，所以毛泽东采取了1954年“抗法援越”的奠边府模式，间接参战。实际上是一种隐蔽战争，或代理战争，也即让北越出面同美国正面作战，中国在背后全力提供战略、战术、人员和物资的支持。当然，如果美军敢于跨越17度线，深入北越，则将改用“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愿军公开直接参战。结果，自始至终，美军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的战略威慑，保证了北越的安全。
但因北越贫穷落后，加上20多年的抗法救国战争，国民经济已然残破不堪。可以想像，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地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很难长期支持下去，更谈不上取得抵挡美国54万现代化地面武装部队的疯狂进攻和空中狂轰滥炸的胜利了。
必须强调，毛泽东对援越抗美战争的最实质性的贡献是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包括他的飘忽机动、变化莫测的游击战术。这是他经过数十年革命烈火千锤百炼的绝招，他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现在他又传授给越南人，用来对付美霸。但越战期间，他的人民战争思想有所发展，从中国国内运用到世界范围，不仅在中国、越南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海洋，也即反战怒潮，席卷欧美各国。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奥难解之处，但看似平淡无奇，被他运用起来，却威力无穷，挡者披靡，使得美国的现代化武器毫无用武之力。尼克松总统领教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厉害，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下令从越南撤军，从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泥沼中拔出泥足。
这些都在毛泽东与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和《上海公报》中得到了体现。这些可都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
援越抗美不仅涉及到东亚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越战后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毛泽东为中国杀出了一条血路。
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同尼克松、基辛格谈到台湾和越南问题，更谈到东亚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国在越战中起着不容漠视的关键作用，中国有资格来谈这样的大问题吗？美国人是崇拜实力的，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会同你商谈如何安排国际格局这样的大问题吗？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几十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争相前来北京，拜访世界级的一流政治家毛泽东。毛泽东由此从中国的伟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这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雪》中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过去的旧中国一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越战后却走上了国际舞台，发挥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的作用。
使毛泽东晚年心力交瘁、使中国长期进入高度备战状态的抗美援越战争，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政治智慧、战争艺术、胆识魄力的最高发挥。他利用越战为突破口，打破美苏的围堵，为中国开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的周边环境和国际政治前提。他的反帝事业是对千秋万代和世界和平的不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