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水浒》——《水浒乱弹》代序
先抄一段旧文：
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
少喜耐庵，血气未曾偾张；
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
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
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
亦雅亦俗，或能共赏；
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这是新世纪第一年，我在《万象》杂志上开写《浒边谈屑》时自撰的开场白，大体概括了我写《水浒》文章的因缘、用意与特点。
幼年时代，我的文学启蒙与历史启蒙，就是与父亲一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水浒》《三国》听得有滋有味。离家不远，有一家老虎灶，是附设茶座的那种，每天下午有说扬州评话的，也去蹭着听过几次《武十回》。身边有点小钱，热衷到小人书摊上看连环画，那是在上小学以后。下午放学，在路旁的小人书摊上，花一分钱看上两册连环画（倘若新书，还只能看一册），一次看上一两册过把瘾，一套《水浒传》就是这样看全的。记得那时《水浒传》连环画共十七册，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还不是后来六十册一套，否则，吊胃口的日子还要长些。偶尔有几次，忘了周围人来车往，借着朦胧的路灯光，把租借的连环画看完，头上已是满天星斗，长长吁一口气，思绪却还在梁山泊转悠。
人们常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担心的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怕他们读了《水浒》，缺乏理性，失去控制，模仿效法，闹出乱子，小焉者聚众斗殴，大焉者犯上作乱。但我自幼胆子不大，人也长得孱弱，或许是不自觉地在阅读中寻找一种代偿与平衡，至少从小人书走近四大古典小说，最早选择的却是《水浒》。记得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正儿八经地读了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感动的劲儿似乎已经赶不上读小人书，虽然也还是少时，但其后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时，我正在一所中学里当代课教师，赶上了“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看来，运动发起者自比不得令终的晁天王，让运动有了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当时，大多数人可都是认真投入的，我也未能置身事外。记得做过两件有关的事。一是自愿的，排队买了一部《水浒传》（这在十年书荒中不啻一掬甘霖），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这次是一百二十回本。二是校领导与工宣队交办的，因忝为语文教师，让我给全校师生介绍过一二次《水浒》梗概，中学生们连《水浒》都没接触过，怎么能领会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呢？但说来惭愧，我对《水浒》，那时也谈不上有自己的想法。
过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一年，高考恢复，我有幸录取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的第一年，也许受前几年评《水浒》的影响，史学界以邓广铭先生为主角，还有他的弟子与追随者，对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争论得不亦乐乎。那些文章，我几乎都浏览过。大学阶段，我通读了《宋史》，写过一二篇关于宋代的论文，有一篇还被业师程应镠先生收入他与邓先生主编的宋史研究会首届年会论文集。转眼就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又读在职研究生，专业方向就是宋史。
一进入专业研究，才知道宋史领域广大。我的兴趣又不窄，什么都想有所了解。先是选择制度史作为硕士论文的方向，完成了《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而后就有点泛滥无归。不过，我却始终没有把专业眼光回到儿时喜欢的《水浒传》上来过。1998年初，《水浒传》电视剧热播，一家上海的电视杂志找我从专业角度写一篇短评（即收入本书的《〈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似乎是唯一的客串。
也是这年岁末吧，陆灏兄以“安迪”的笔名出主《万象》编务，以一人之力为读书界贡献了一本活色生香的上品读物。蒙他的雅意，也刊发过我的几篇宋史随笔。大概是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他提议我为他的杂志写一个不定期的专栏，并指定《金瓶梅》作为主题，要求是小说与历史穿插着写，写得好玩好看——好玩好看，是他常挂在口头的衡文标杆。他说，《金瓶梅》敷演宋代故事，正好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因为治宋史，我对陈寅恪倡导的诗文互证法也颇有效颦之想，有时会把有关史料与《水浒传》进行对照或联系，尤其是社会生活方面。但系统研究却未曾染指，现经陆灏兄一提议，我那久藏于心的尝试愿望被鼓荡了起来。但《金瓶梅》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其作者是明代人，不过从《水浒传》里借了个躯壳，故事虽借用宋代的，语言名物与社会背景都是明代的，如按陆灏兄历史与小说穿插写的要求，历史内容牵涉两代，行文势必缠夹不清，更何况我于明史缺乏深入的研究，自然不宜越界筑路。于是，蒙陆灏兄慨允，我便以《水浒传》为主题，在《万象》上开了《浒边谈屑》。
记得鲁迅曾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他从解剖国民性角度，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任何问题可以正论，也可以反论。所谓的“水浒气”，不也说明《水浒传》问世以来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么？“水浒气”可以是正面的——行侠仗义，惩治强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是负面的——拉帮结派，哥们义气，不分是非，为非作歹。
也许，《水浒传》在艺术上的伟大还赶不上《红楼梦》，但就平民化而言，它与一般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最为贴近。对这样一部古典小说，我国文学史界的研究成果不知凡几，而超越文学角度的研究却相形见绌，其中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最值得称道，而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实开从社会史研究《水浒传》的先河。从这些跨越文学史的《水浒传》研究中，我一方面获益匪浅，一方面也意识到有关《水浒传》人物史事的纯史实考证，在余嘉锡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应该另拓新路。
梁山泊的故事至少在南宋瓦子的说话里就已经流传，这有《大宋宣和遗事》可以为证。《水浒传》是融会宋元两代说话人群体创作而成的长篇话本小说，其一百回本的主体部分至迟应该成书在元明之际，因而书中涉及的语言习俗、社会生活大体反映了宋元时代的历史背景，元代立国仅九十八年，底层民众生活与南宋相去不会太远。因而，《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对生活风俗的描写摄录应该保留了宋元时代的社会影像，以我的专业知识，是完全可以用宋元史料来与之互证的。这样，也许能对《水浒传》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双双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贡献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浒边谈屑》的系列随笔，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
在小说与史料互证，描摹一代生活风俗上，令人心折的是邓云乡先生的《红楼风俗谭》，史料丰赡坚实，行文典丽清新，属于陆灏兄所说的好看的文章。应该承认，我在写《浒边谈屑》时，在雅俗共赏与文史贯通上，也时不时以邓说《红楼梦》作为自己效法的样板。而在文史互证上，除了乙部的史书与子部的笔记，我还旁及宋元的诗词散曲与杂剧话本。当然，我遵守一条原则，以宋代文献为主体，兼及元代诗文曲剧，而基本拒绝明代的材料。
《浒边谈屑》刊出后，有些读者与编辑不是因为我那些十分专业的论著，而是由于这些随笔才与我相识的。当然，也听说有人认为，文章的格局略小了些。这是对的，因是随笔，一要受文体的限制，二要受篇幅的限制，三要受题目的限制。关于题目，我是有意选《水浒传》中出现的风俗名物，这就难免具体而琐碎。但希望能集腋成裘，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也来个一百单八篇（实际上，我手边已有百来个现成的题目），也许对于希冀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读者，分则能独立成题，推开一扇窥探的窗户，合则能略成气象，构筑一条巡礼的长廊，对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社会有所帮助。野心不大，仅此而已。
然而，在现今的学术评价机制里，这些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闲文。尽管自以为这些随笔在史料运用上，是完全遵循史学规范的，在内容上也不乏一得之见，但仍不得不被现行考核体系划出科研硬指标之外。于是，我只有忙里偷闲才写上一篇，自娱也兼娱人。因而，不仅私心期待的规模效应不是倚马可待，连专栏的供稿也常常青黄不接，以致常有人问我：近来《万象》怎么不见你的文章？
2006年年初，还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路育松女士来函，认为我的随笔既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又有雅俗共赏的可读性，问我是否有意出版这些随笔。她是我的专业同行，而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又不止一次刊发过我的《水浒》随笔，对这种高情厚意，我自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我不可能抽出大段时间补写其他篇目，只能将已经发表与手头完成的稿子结集出版，至于其他还有数十个题目，只能有待于今后再出增补本。我的这一要求，路女士与中华书局也都慨然俯允。但始终杂事丛脞，直到今年寒假后才着手进行。这次结集，因读书积累了新材料，对许多篇旧作做了增补，有的篇幅甚至扩充至原来的二三倍之多，好几篇几乎是重写，插图也有新的增汰，才整成现在的模样，也不知道读者朋友是否接受与喜欢。
最后，对书名略作交代。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用《万象》上的专栏名。当初取名《浒边谈屑》，也是斟酌过的。“浒边”，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水浒传》旁边，其二是在水边，目的只是一个，不下水，不谈论小说本身，借小说的某些细节做由头，生发开去，讲与这一细节相关的当时社会生活。“谈屑”，一是指所谈的都是不成片段的生活风俗，二是自知这类随笔无足轻重，不过屑末饾饤而已。这个专栏名肯定不贴近一般读者，出版社建议另取一个雅俗共赏的书名。考虑再三，便取名《水浒乱弹》。这里也略作说明。“乱弹”，首先是一种戏曲声腔名，不妨借喻为一种阅读《水浒》的新形式。当然，“乱弹”本身就有乱弹琴的意思。这样的小书，文学史界认为是非我族类，历史学界以为是难预主流，不是在乱弹琴，还是什么？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读《宫崎市定说水浒》
宫崎市定这本书最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题在《历史与人物》杂志上连载；而后改题《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相继收入《中公文库》与作者的全集。现在的书名《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历史》，是中译本（赵翻、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改的，虽未尝不可，但已非原汁原味。
更有甚者，译者序说：翻译时，“在表述上围绕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译者也做了一些延伸和发挥”。由于手边没有日文原版，对中译本这种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到学术著作的严谨性”，无法做出全面判断。但这种把自己“延伸与发挥”的私货与原著缠夹在一起发卖的做法，在翻译中似乎并不足取。
至于中译本把为《水浒传》插图的日本浮世绘大家葛饰北斋一再排成“葛饰北齐”，把我国最负盛名的宋史学家邓广铭通通排成“郑广铭”，让人不由得猜疑译者（当然也可能是责编）或许不认识日文汉字中的繁体字，错把“北齋”看成“北齊”，误把“鄧”当作“鄭”。第三十页所载陈洪绶《水浒叶子》的插图分明是赤发鬼刘唐，文字说明却作“宋江”，也让人啼笑皆非。
《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收录其研究《水浒传》的全部著述：第一部分是《宋元时代》《世界第一的宋元时代文化》与《宋与元：从蒙古大帝国的出现到东亚的文艺复兴》三篇专论，似是作为《水浒传》形成的时代背景来处理的。第二部分即本书。第三部分则是与《水浒传》相关的三篇论文，分别为《水浒传的伤痕：现行本成立过程分析》《两个宋江》《水浒传与江南民屋》，前两文反映了宫崎对《水浒传》的后期观点，实为本书中《宋江其人》与《〈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的前导性成果，他也将这两文列为本书的参考文献，窃以为也应该译出作为本书附录。在该卷《自跋》中，宫崎回顾了自己《水浒传》的研究历程，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不妨也作为附录译出。在对译本吹毛求疵后，进入正题。
一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中国学开山内藤湖南的传法弟子，也是涉猎最广博、识见最透辟、成果最丰硕的日本中国史学的第二代巨擘。宫崎自称，自己的史学“最先从研究宋代开始”，宋史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水浒传》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北宋末年。由这样一位宋史大家来说《水浒传》，自然是不二人选。
宫崎推进了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并夫子自道：“我从来不会离开世界史的体系孤立地思考个别的问题。”他追随乃师倡导的宋代近世说，正是这种史观对宋史的定位。而他在研究《水浒传》这一个案时，也始终没有偏离这一学术旨趣。就在这本写给大众的读物中，他仍坚持自己的“近世说”。例如，他认为，《水浒传》故事所发生的“宋徽宗时期，北宋社会经济高度成长，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形态”。在说到《水浒传》里杀人祭鬼的情节时，宫崎注意到这一现象“与所谓的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世说”有所抵牾，便解释说：“一边是先进的理想，另一边是落后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性才是西方文艺复兴的特征”。这一套说辞，令人略感牵强附会，却也表明“近世说”的宏观视野与《水浒传》的具体个案如何接榫，即便在宫崎这样的大家那里，也还是个问题。
出于专业敏感，宫崎认为“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显示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感觉一点不暌隔。出于职业习惯，宫崎念兹在兹的问题是：“作为小说的《水浒传》和实际宋代的史实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差异？”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他首先关注这一事件赖以存在或发生的历史背景。本书“无德之帝”一节，概述“宋代史传有关徽宗的记载”，一般读者也许会感到冗长与无趣，而宫崎则旨在勾勒《水浒传》的时代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书“一开始先安排的可说是《徽宗本纪》”。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多年来从事历史学研究，对历史的偏好已经深入骨髓”，连章法上也纪传体的做派。
作为一流的史家，宫崎说《水浒传》时，不仅对总体感与大背景有着精准的把握，对有些细节的咂摸也极具历史感。他在将中国皇帝分类时，把宋徽宗与唐玄宗都归为“挥霍无度型”。他别具只眼地指出，小说中宋徽宗“频频出入青楼而似无半点惧意”，足以说明当时“国都开封府风气之良好，百姓生活之安乐”；而神行太保戴宗“这种日行千里的速度，正是当时的百姓，尤其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居民渴望达到的”，与宋代社会“东西南北商品流通频繁”大有干系。
宫崎尽管承认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即便“历史小说在文学性上的必然诉求，本就与历史事实的必然性是两回事”，但一遭遇历史细节，职业习惯就立马出来干预：“两者如果能够整合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正是两者的整合才使历史小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种专业思路，在读《水浒传》时可以说是利弊相参的。
先说有利方面。史料考证是宫崎的当行本色，唯其如此，在说到《水浒传》里“下级武官的世界”时，他建议“在了解宋代兵制的基础上再去阅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更为生动有趣的故事”，接着要言不烦地代为介绍了宋朝的禁军与厢军、武官与兵器，让你明白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其实际地位“比‘使臣’即最下级的八品、九品武官还要低”。他的关于“两个宋江”的考辨最为出色，极具逻辑力地证明：宣和三年（1121）夏季同时存在征方腊的大将宋江与草寇宋江。
次说弊端。其一，凡是历史上有其人者，就要做一番专业论证，全然无视“文学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总要把小说拉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在说到“方腊为何造反”时，宫崎根据史料，几乎把历史上的方腊做了一番概括性的复原工作。类似的历史考证癖，在说童贯、蔡京等人时也一再充分表现出来，这对非专业读者来说，也许会觉得乏味。其二，过度的考证有时竟不免陷入无效劳动或牵强附会的窘境。例如，宫崎对原为文学虚构人物罗真人的原型进行了四个人次的考证，最后不得不承认：“要想互验身份，确认罗真人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根据《福建通志》载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福建长泰县一次失败的劫狱，与小说中“东平府误陷九纹龙”情节有相似处，就推断《水浒传》百回本成书应在1592年后，这显然穿凿过深，也与百回本流传与收藏的实际相违背。
尽管宫崎说《水浒》还有些许不足，但他在研究思路上，将其放在一个宏阔的“近世说”的视野下（对其“近世说”不妨取保留态度，但宏阔的视野则值得效法），重视探究虚构与史实之间的关联，是颇有启示，足资借鉴的。如其所说：“有些问题如果能站在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反而更合适。”
二
宫崎其书后记说：“《水浒传》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这里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作为学者对《水浒传》的一种读法，他们倘若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也就成了一种说法。对一般读者而言，读《水浒传》时，也许不必像学者那样取正襟危坐的研究架势，也未必一定要成为百家讲坛式的流行说法，但读法还是应该讲究的。这里，接着宫崎的话头，略说《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
第一种方法是历史学的，旨在探讨《水浒传》的内容与史实究竟有何关系。宫崎这本书就是代表作之一。也许在宫崎的影响下，他的学生佐竹靖彦也写了一本《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韩玉萍译，中华书局，2005年）。佐竹师承乃师家法，把《水浒传》作为“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来考察，其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对“一丈青”绰号的历史考证。
不过，最早从历史学角度对《水浒传》进行研究的，要推中国学者余嘉锡。他早在1939年就著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将此书与同氏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合为一册再版），据宋元群籍钩稽出小说中梁山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梁山泊的历史变迁，堪称以历史学视角研读《水浒传》的开山之作。宫崎在为其书开列的参考文献中没有余氏的论著，而他关于浪里白条张顺的原型出自南宋末年驰援襄阳的张顺的说法，早经余嘉锡的考证而坐实了。
第二种方法是文学的。文学的读法可分为文学考证与文学品鉴两种形式。前者关注《水浒传》与文学史史实的关联，例如水浒故事的流变、作者与版本等等，例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有《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些文学史领域的研究，广义说来也可纳入历史学方法的范畴，但两者关注的史实毕竟有所不同，一为与文学相关的史实，一为与历史相关的史实。这里只说后者，属于对小说的评析与赏鉴的范畴。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以及新近问世的《趣说水浒人物》（李剑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都是就小说本身评鉴其中人物的。
第三种方法是社会学的。仔细推敲，这种读法还可以一分为二，即社会史的方法与社会学个案的方法。
先说社会史的方法。这种读法，认定虚构的小说必有历史真实在其中，因为任何文学的虚构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说《水浒传》是以成书时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作为其虚构依据的，因而可以作为宋元社会历史的形象史料。余嘉锡早就注意及此：“知说部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因而指出：倘若详加考索，“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他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考证，就牵涉到当时制度与民俗。在这种读法里，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大有用武之地。这种社会史的读法，广义说来，当然也可以归入历史学方法里，但两者在读法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历史学的方法主要发掘与小说文本相关的历史真相，是用史料来证小说文本；而社会史的方法则是把小说文本也作为史料，与其他史料对读或互证当时社会诸情状。
次说社会学个案的方法。宫崎提及“中国有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就是这一读法的示范之作。这种读法，是明知小说为虚构而认为其可能有原型，而将其作为了解社会历史的形象读物。读《水浒传》也可效法恩格斯读《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各路好汉逼上梁山的过程，形象反映了北宋晚期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萨孟武就是以《水浒传》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样本，用其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读法难免有主题先行的嫌疑。只消略举其书的目录，诸如《梁山泊的社会基础》《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等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水浒传》为根据，作为宣传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绝佳例证。萨氏同类的书还有《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所用的都是同一路数的读法与说法。
当然，以上读法与说法也不是此疆彼界划得泾渭分明的。例如，在宫崎说《水浒传》“胥吏的世界”时指出“《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就是用一种社会史的读法在审视《水浒传》。早在1941年，宫崎先在京都大学以《水浒传》为教材，开设“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世社会状态”系列讲座，便有尝试社会学方法的端倪。而这一讲座与他后来连载成书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之间，也有割不断的联系，足见宫崎是混用历史学与社会史的方法来说《水浒》的。佐竹把108个梁山好汉划分为以卢俊义为头领的下层军官团伙，以晁盖为首的刺青团伙（由半贼半商的渔民和运输劳工组成），由宋江率领的胥吏——衙役团伙，也颇具社会学个案的剖析眼光。而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属于文学评论领域，但其中评“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显然也借用了社会学的视角。
与以上读法相比，只把《水浒传》当作故事读，虽也知晓些情节，受到了陶冶或教育，却不是最经济的读法。经典是每一代人都能从不同角度汲取教益、获得启示的伟大作品。而阅读经典，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再阐释的过程。《水浒传》作为经典小说，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再阐释与再创造，犹如苏轼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种实用励志型的读法。也就是从小说中的人与事受到启发，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或方法原则，应用在自己的工作或生活中。这类读物，书肆所见有《说水浒，话权谋》，专从计谋权术立论的。你当然也可以把吴用的角色定位为总经理（董事长当然是宋江），来学会怎样做好副手。这种读法，最成功的要数毛泽东。连宫崎也看到了这点，他在其书结尾指出：“据说毛泽东也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对他本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水浒传》再阐释，毛泽东甚至因此影响了中国一段历史的走向。励志实用型的《水浒传》读法，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么出神入化。
本书引述的《水浒传》原文，以明万历年间容与堂刻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贽批评）、金圣叹批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为底本，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回本《水浒传》进行文字校订。——编注
《水浒传》的史地错误
与《三国演义》不同，《水浒传》虽有历史的影子，却不是历史小说。历史上，宋江起义确有其事，但史料有限，语焉不详，这就给小说创作预留了巨大的空间。《水浒传》涉及的史实与地理，有的与宋代实际两相契合，有的则颇有出入。前者印证了小说有历史的影子，后者说明了不是历史小说。
一 史实错讹与吹毛求疵
在史实上，《水浒传》开卷就错：“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嘉祐三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皇祐四年（1052）就已经去世，死了六年，居然还能“越班启奏”，岂非咄咄怪事！
小说第二回叙述高俅发迹时说：
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
王晋卿，名诜，是北宋著名画家，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传世。他是宋初大将王全斌的后裔。《宋史·王全斌传》附其曾孙《王凯传》说：“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而据《宋史·公主传》，这位蜀国长公主应是英宗第二女，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哲宗皇帝的亲姑姑。不过，王晋卿这位神宗皇帝的妹夫，英宗皇帝的驸马，小说却让他莫名其妙地低了一辈。
小说在“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一回录有招安诏书，落款是“宣和四年春二月”。这在历史年代上大有问题。其一，与历史上宋江投降的年代相差一年，这有《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1121）二月纪事为证：“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其二，倘据小说的安排，宋江受招安在宣和四年二月，轰轰烈烈征方腊还在其后，而据《宋史·徽宗纪》，宣和三年八月“方腊伏诛”，倘若宋江在宣和四年才受招安，哪里还有南征方腊的用武之地呢？
在这些史实讹误中，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卒年，驸马都尉王诜的辈分，都是不难查证的；而方腊被处死的历史年份也确切无疑，更何况是宋江征方腊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小说对此都疏于考证。这也充分说明《水浒传》出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说书艺人之手，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对重要史实进行缜密考证。读《水浒传》，每事都考证出个子丑寅卯，当然没有必要。但梳理其讹误，有助于人们从另一角度把握小说，也不见得就是吹毛求疵。
二 地理讹误与说书艺人
至于地理错误，“智取生辰纲”最为集中。第十六回叙述杨志把生辰纲从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护送去东京开封府，“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对晁盖、吴用他们打劫的黄泥冈，小说点明“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而第十七回却说，与杨志一起押运生辰纲的老都管“自和一行人来济州府该管官吏首告”，则黄泥冈应在济州管辖范围。当时黄河改道北流，从大名府到开封府，取道几乎沿着黄河径直朝南，一路上都是黄泛平原，并无什么山路。此是一。由于从大名到东京几乎是径直南行，根本不必绕道东南的济州（治所在今山东巨野），而既然黄泥冈在济州境内，与太行山就更是了无关系。此其二。另外，当杨志在黄泥冈盘问时，晁盖等所扮的七个卖枣客人回答：“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这里又有大破绽。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一带，位于东京开封的东南方向，而黄泥冈应在大名府与开封府之间，必在开封的东北，从濠州贩枣子到东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道到东京东北再朝南走的，杨志居然没能发现其中的马脚。可见搬演这段故事的南宋说书人，对大名、开封、济州、濠州的地理方位不甚了然。
对相关地名之间的地理方位，小说经常出错。试举数例。其一，第三回叙述史进从少华山（即华山）去延安府找师父王进，行走半月来到渭州。渭州在今甘肃平凉，从华山到延安应取道直北，无论如何不可能经过渭州。其二，第五回描写鲁智深从五台山去东京途中，路经桃花村，庄主刘太公说：“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官军捕盗，禁他不得。”青州治所在今山东青州市，而从山西五台山到东京开封府，无论如何也不会经过山东青州的。其三，第二十三回说武松从沧州去清河县看望武大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打死了猛虎。在北宋，清河是恩州的治所，与沧州同属河北东路；阳谷是郓州的属县，属京东西路，位于清河之南。故而武松南下探兄必先经过清河，完全没有必要再南行近二百里地，到阳谷景阳冈去打虎逞能。其四，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提到“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无为军的通判黄文炳经常“自家一只快船渡过江来”。宋代无为军即今安徽无为，江州则是今天的九江，从无为溯江而上，沿途要经过今安徽的铜陵、贵池、安庆与江西的彭泽、湖口才能达到九江，两地舟行相距数百里，根本不是隔岸相望一苇可航的。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参与《水浒传》原创的说书艺人对历史地理掌握得既不全面，更不深入。与小说中那些史实错讹一样，这些地理讹误也表明小说原创者的历史知识有限，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只是说书艺人，而不是考据学者。同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罗贯中不是《水浒传》的最后改订者，因为这些常识错误与《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知识相去实在太远。
三 从地名错乱看成书过程
泰安州也是《水浒传》的重要地名。第六十一回说卢俊义中吴用之计，“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可以避难消灾；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也以泰安州作场景。但泰安州始设于金朝大定二十二年（1182），由原来的泰安军升为州。这一讹误似乎说明，《水浒传》故事雏形不应该出现在泰安升州以前，即不太可能早于十二世纪末叶至十三世纪初叶。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见面：
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
这里所说的爪洼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元代成书的《岛夷志略》指出“爪哇即古阇婆国”，则宋代将其称为阇婆国，《宋史·外国传》说“阇婆国在南海中”。明代《金瓶梅》也曾以爪哇国形容其远，第五十四回说“西门庆一个惊魂落向爪哇国去了”。既然阇婆改称爪哇是入元以后的事，而元明两代人常用爪哇做比喻，据此也可以推断：《水浒传》主干部分的定型年代最早也应在入元以后。
小说四十一回说铁笛仙马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也颇值得追问。北宋的南京是应天府，在今河南商丘；南宋的建康则是今江苏南京。小说所谓南京建康，显然不是北宋的应天府，而指后者。明代朱元璋即定都于此，始称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起径称京师，直到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才再叫南京。而小说称“南京建康”，显然把明初的叫法与南宋的叫法杂糅在一起。类似的例证还有第五十一回，说雷横“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东昌府是明代地名，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北宋与金朝时都是博州，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才改置为东昌路，明太祖时改为东昌府。《水浒传》里宋人说出明初的地名，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小说主干部分的最后定型，应该不晚于明朝初年。
四 历史地名与征辽征田虎
《水浒传》对宋辽边境地名知识的匮乏紊乱，尤其令人注目。第四十四回说杨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还说公孙胜是蓟州人，回蓟州探母参师，故而宋江派神行太保戴宗去蓟州找寻公孙胜，其时都应在宣和二年（1120）之前。蓟州即今天津市蓟州区，属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之一，北宋时期也一直为辽朝所占有，直到宋金联手灭辽，宣和四年（1122）才一度归入宋朝的版图，但三年以后再次被金朝占领。因此，不仅戴宗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出入蓟州，杨雄更不可能在蓟州做宋朝衙吏，可见小说作者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
但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蓟州城”却明确交代“前面便是蓟州相近。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则又正确指明了蓟州的归属。小说写征辽，八十三回说“宋江升帐，传令起军，调兵遣将，都离密云县，直抵檀州城来”，实际上，密云县就是檀州的州治所在，说离了密云县，直抵檀州，显而易见是地理错误。第八十五回里吴用说“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而且交待霸州是“辽国国舅康里定安守把”，显然把霸州划为辽朝属地。但据《宋史·地理志》，霸州属河北东路，始终归北宋所有。类似例子还有雄州，历史上也属北宋河北东路管辖，小说八十六回却说“（李金吾）乃李陵之后，荫袭金吾之爵，见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将其划为辽朝的州郡。这也说明，一百二十回本的征辽部分并不是《水浒传》的原创结构，而是后来追加的蛇足，因而在细节上就与原来的说法发生了抵牾。
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还有征田虎的内容，第九十一回交代田虎占领五州时说：“三是昭德，即今时潞安。”昭德，即北宋的隆德府，治所在今山西长治，是昭德军所在地，金、元、明三代都称潞州，直到明代嘉靖八年（1529）才升为潞安府。小说中对昭德的说明，明显是嘉靖以后明人所加，这是《水浒传》中可考年代最晚的历史地名，也可以成为推测征田虎最终被纳入小说的年代坐标。
总之，倘若仔细推敲，从史地错误里，也许可以发现更多与《水浒传》成书相关的蛛丝马迹。
《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
2000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热播，一曲《好汉歌》也唱遍了大街小巷。
然而，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实在寥寥，连历史学家也仅仅知道：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但不知何故终于投降了宋朝，还去打了方腊。正因为确有其事而不知其详，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创作空间。从南宋的民间艺人，到元代的杂剧作家，都先后利用历史给予的空间进行了艺术创作。施耐庵、罗贯中融会前人创作，写成小说《水浒传》，其具体情节，民间或有传说，却没有多少史实值得一一印证。这点却为如今电视剧的再创作保留了一定的余地。
宋江起义虽因其史实无证而允许后人张开创造的双翼，但这段故事的历史大背景却是无法逾越的，而起义、投降、打方腊的粗线条史实也是不能违背的，改编者必须通过艺术方式确定自己对这段历史的价值定位。能否处理好这一点，是衡量电视剧是否合乎历史逻辑的真实标准，而这比历史细节的真实更为可贵。电视剧所要处理的基本历史事实与小说相同，即北宋末年的黑暗政治和随之而来的农民起义，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大背景与根本原因。电视剧通过对高俅、蔡京、童贯等历史上确有的奸臣的塑造和揭露，为宋江起义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定了基调，抹了底色，价值评判标准与小说是大体吻合的。如果说，小说中高俅还有类型化的缺陷，电视剧中魏宗万饰演的高俅就没有平面化的偏颇，令人确信起义农民正是被这样的奸臣逼上梁山的。稍微不足的则是对宋徽宗在政治黑暗上的责任，还可以通过细节与形象点得更到位些。奸邪当道，咎在人君，这样的定位就比小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更要准确深刻。
在讴歌聚义梁山、反抗官府上，电视剧与小说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基本上忠于小说的处理，仅剪其枝蔓而已；又因为运用了电视剧所特有的手段，某些方面更见其浓墨重彩，酣畅淋漓，例如大败高太尉那场戏中，阮小七率水军引吭高歌的场面，十分动人。
在表现“招安”上，电视剧有着与小说并不相同的历史评价。小说在招安问题上对宋江的描写，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作者本意是肯定招安的，遂与讴歌聚义难以组成和谐的二重唱。电视剧着力强化了宋江与其他好汉在招安问题上的分歧，甚至连吴用都对招安有保留，令观众对宋江在招安问题上的反感程度远远超过读小说时的感受，从而深刻揭示了“招安是大悲剧的开始，宋江对此应该负责，而这一切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所在”。显然，电视剧的这一再创作，折射出当代人对那段历史的理性反思，也更符合历史逻辑的真实。
在宋江打方腊上，电视剧在历史所限定的空间里，要处理的问题更为重要而复杂。从历史评价来说，方腊起义的声势、影响比宋江起义更大，而宋江打方腊是于理有亏的，借用鲁迅的断语，是所谓“替天行道”的“强盗”替国家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但小说却把宋江打方腊写成是天兵征讨，而方腊则作为反面角色被做了脸谱化的描写。电视剧没有认同小说的定位，编导有意把方腊塑造成一位坚持起义理想的失败英雄。电视剧设计了小说所没有的“涌金门议和”的场面，让方腊与宋江各执己见，阵前论辩，而后由燕青向卢俊义说出“方腊一席话足以动摇梁山好汉的军心”，表达了对议和之争中双方是非高下的评价。而方腊被俘后对宋江蔑视的一瞥，在东京被囚车示众时的沉毅从容，也都为英雄形象生色。不仅如此，电视剧还试图向观众表达：宋江打方腊是一场“煮豆燃萁、自相残杀”的历史悲剧。编导通过对两军恶战场面的一再渲染，双方将士枕尸镜头惨不忍睹而反复叠现，李逵不忍心向庞万春兄妹下手，钱塘江血色怒潮从六和禅寺前滚滚而过，成功地体现了改编者的价值判断，也为宋江打方腊的性质做出了正确的历史定位。
当然，某些再创作的细节可以进一步推敲。例如《魂系涌金门》一集中，张顺死于出使送信时，且已道明身份，口衔信函，还遭残杀，方腊起义军就显得残忍而无信义。倒还不如采用小说的处理：张顺因潜入涌金门欲里应外合才致惨死。此外，如在方腊起义被镇压后的现场，通过梁山好汉例如李逵之口，对这场攻伐说出一两句内心的迷惘，对宋江打方腊的历史定位或许会更显豁而深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