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苦干苦熬苦等的办法对待贫困,大多数农民已经习惯了。但他们最害怕的是祸不单行,贫病交加,雪上加霜。一旦遇上,往往只有听天由命,只好信奉该死命归天,不死再过年;死了才是自然的,不死算是赚来的。
王周氏是无数得妇科病的农村妇女中的一个。疾病长期困扰,让她很烦很痛苦。但不同的是,她以死求生,竟用家里砍猪饲料的刀,剁下了自己经常脱出的“茄袋”(子宫),居然创造了活下来的奇迹。这种事让人在听了就心惊胆战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当疾病同贫困连在一起,这或许是绝路逢生的一种无奈之法!
王周氏还自我安慰地说:“不怕死的人反而不会死。”但如果王周氏活到现在,相信打死她也再不会如此野蛮和冒险!就这么带病生下来的儿子,后来又被开山炮炸死了,公社书记同情补赏她家一千个工分参加集体分配,但因生产队入不敷出,还要倒交钱给集体,她女儿王燕找到书记说:“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死了人还要倒交钱,这一千个工分我家不要了,哪家愿意死人给哪家!”
梦成走后,梦响接替了“农业学大寨铁姑娘队”队长一职。梦响没有姐姐那么泼辣,能写会说又能干,抡起五斤重的二锤打钢钎、钻炮眼,连续挥打一百下不喘一口气。
梦响是初六八级的学生,没有姐姐书读得多,是家里五兄妹中最小的,有爸妈爱着,哥哥姐姐宠着,自然少做家务,动手能力差些,能说会道也不如姐姐。可梦响也有自己的本事,那就是性格特别开朗、大方,唱得比说得好——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声音脆生生的、甜甜的,成天就听到她无忧无虑地唱。她唱“文化大革命”的“流行”歌曲,尤其是毛主席语录歌曲,没有她不会唱的。她特别崇拜歌唱家郭兰英,尽管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但她的音乐天赋助她偷师学艺,模仿郭兰英的声音惟妙惟肖,所以有人称梦响是半坡村的“金嗓子”,川主公社的“百灵鸟”、“小郭兰英”。梦响除了特别爱唱歌、会唱歌外,她还特别爱做梦。她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有时甚至连白天迷糊一会儿也要做梦,似梦非梦。但这是白日梦,往往破灭。人说,一个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响的“梦”,往往同她的理想、追求连在一起,也往往梦想成真,把一个一个梦想变成现实。所以,她后来干脆把“梦响”这个名字改为“梦想”。
半坡大队改田改土的基建队,不图梦响一口气能抡多少次铁锤,一天能打多少个放炮开石的炮眼,就希望她用歌曲、用歌声鼓舞改天换地的士气。除了唱歌,梦响在队里能干多少算多少,照例每天评七个工分。这个分数是一个妇女一天的完整工分,男劳动力一天评十个工分。
半坡大队改田改土的工地选定半坡五队。一是因为这里地形较好,大约三十五度的坡度,改后的梯田很醒目,很远就能看见。用公社党委贺书记的话说,连女孩子都知道,胭脂粉黛要擦在脸蛋上,不能打在后颈子上。打在后颈子上谁能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五队的石料丰富,开山劈石运输也较近。每个生产队抽二十个全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干活,半坡大队的大队长曾任这里的总指挥,因为是贺书记搞的“农业学大寨”的试点,他每周至少来参加三天劳动。上级规定,干部参加公社的集体生产劳动,每年不少于一、二、三,即县里的干部每年不得少于一百天,公社干部不得少于两百天,大队干部不得少于三百天。
梦响第一天来到的工地,正遇上公社贺书记参加劳动。贺书记一看见梦响,就半邀请半命令似的说:“梦响,唱一个,给大家鼓鼓劲。”
梦响清了清嗓子说:“唱歌是我的业余爱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经常左声左调,如果不嫌吵着大家,那我梦响就在贺书记和大家面前献丑了。”说完,梦响又清了清嗓子开唱: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这下边……
梦响刚刚唱完落音,贺书记就带头鼓掌。梦响兴趣正浓,开口问大家:“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原唱是谁?”青年农民殷智马上抢着说:“歌名叫《敢教日月换新天》,原唱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殷智是高梦响一个年级的同校同学。
梦想更来劲了,以表扬的口吻说:“非常正确!那好,我再给大家唱一首《一花引来万花开》。”唱完后,梦响歇了歇,在桶里舀了碗茶水喝,润了润嗓子。贺书记放下了抬石头的杠子,走到梦响面前询问起梦成的情况,表扬梦成是个好姑娘,说梦成的离开是半坡村和川主公社的遗憾,并希望梦响扎根农村干出成绩。梦响对于贺书记的鼓励和希望,未做任何表态,只说了声:“谢谢书记!”
贺书记回头叫大队长下令让社员们都休息十分钟,趁社员们都放下工具,坐下来休息喝水的时候,梦响又站起来说:“大家辛苦了!现在我给大家再唱一首《公社是棵常青藤》。”说完,梦响照例清了清嗓子,唱到: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
刚刚唱完,第一个带头鼓掌的又是梦响的同学殷智。殷智说真不愧是“小白灵”,“第二个郭兰英”。贺书记也夸梦响不但唱得好,而且歌声特别有感情,对人民公社的感情非常深厚。贺书记回头对大家说,梦响带着深厚的感情赞美人民公社,我们大家都要带着感情赞美和热爱人民公社,我们大家更要带着感情搞好农业学大寨,吃苦耐劳搞好改田改土,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不知是贺书记的火线号召起了作用,还是梦响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力量,上午的后半晌社员们干得非常卖力。过去六个人抬的石头,这一下四个人就抬起走,而且步子比较轻快;抡锤打炮眼的锤声,比往日更响更有力;挑土回填的妇女们,簸箕里的土冒起了尖尖,装得更满……不知不觉,收工的哨子响了。
社员们散去了,工地安全员又吹起了口哨,挥舞着小红旗,大声喊着:“马上放炮了,请赶快离开工地,注意安全。”口哨不停地吹,小红旗不断地挥,四面严把进出关,另外还有三名专门听炮声、记数量的安全员,以做到万无一失。
当天上午,有十二组人分头打好炮眼,灌满炸药、雷管,然后装好导火线,再让安全员检查一遍,确认安全后才发令点火。当天的这十二炮,由王开华和余永忠两人执行点火,每人负责相邻的六个炮眼。点火前还要观察各炮眼之间的分布,设计好点火人员的撤离路线,以保证用最短的时间撤离到既能观察爆破现场,又能保证人员安全的地方。随着安全员的一声令下“点火”,王开华和余永忠手脚麻利地分头点燃了各自负责的六个导火线,全程用时不到十秒。四分钟过后,爆破声先后响起,尘土小石在各自地点分头开花。安全员异口同声地数着爆破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但就是没有第十二声。三位记数安全员和两位炮手一起核对,准确无误只响了十一声,而且通过观察,应该是王开华负责的其中之一没有爆破。大家焦急地等待,一分钟过去了,仍然没爆。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响。这时的王开华就准备去现场查看,被安全员制止住了。十分钟过去了,大家都认为成了哑炮,不会再响了。但是,哑炮必须排除,不然始终是隐患,会影响下午的所有工种的进度。王开华小心翼翼地朝哑炮走去,其余四双眼睛也紧盯住哑炮,谁知王开华离哑炮不到三米远,哑炮突然爆炸了,几个人听到一声“哎呀”,见王开华倒在乱石堆中。听到工地上的喊声和哨子声,贺书记和另外三位参加劳动、在五队社员罗先林家搭伙的干部还没吃午饭,就赶紧跑向工地,不少人也都跑往现场。王开华头中石头受重伤,他看到贺书记到场,手指爆破方向,艰难地说:“贺书记,哑炮,哑炮……”就昏迷了过去。
贺书记指挥组织绑担架,六个壮劳力分成三组换班抬,火速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他本人跟在担架后面小跑,一方面随时关注王开华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要他到医院做个住院担保的“人质”——工地哪里能凑够入院治疗费,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救人要紧。二十里的山间小路,人们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跑到,急诊抢救室的医生,闻风而动,发现病人已奄奄一息,还未来得及手术,就停止了呼吸。医生结论:“病人死于大脑中枢重创。”
去医院的路上,社员抬得快步如飞。回来的路上,大家觉得担架越来越重,脚步越来越慢。当地有种说法,抬死人会越抬越沉,其实这是一种心情沉重而引起的感觉。
人被抬到王忠厚的房前院坝,老两口一下明白了结果。王忠厚一下瘫在地上,老妈一头扑向儿子,哭得换不过气来。王燕一边哭喊“弟弟”,一边扶着老妈。哭了一会,老妈突然掀开王燕,扑向大队长,要同大队长拼命,两手不停往大队长身上扑打,“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好端端的儿子,被你弄去学啥子大寨给爆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命这么苦,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边哭边用头往大队长身上碰撞,大队长含着眼泪,小声地回答:“周伯娘,我也没想到呀,我也不愿意呀!”
王开华的母亲姓周,但村里人只知道她姓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记工本上的名字是“王周氏”。她说她的命苦,的确是够苦的了。她说她从大巴山的城口县走出来,但为什么会出来,她没有说,叫什么名字她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姓周。她嫁给单身汉王忠厚的时候二十六岁,老公比她小三岁。结婚没有仪式,也没宴请亲朋。对她来讲,结婚就等于一男一女一起生活,过日子,养儿育女。她没有文化,但能吃苦耐劳,家务活她全包,自留地的挖地、种菜、挑粪、打柴全是她,完全同老公颠倒了位置。她对老公的要求几乎就只有“播种”生孩子这一件,老公也自然落得清闲,甘愿当家庭闲人,一切听老婆安排摆布。结婚第二年,二十七岁的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谁知没过七天,孩子不明不白地夭折,对他们打击很大。但他们自我安慰,能生第一个就不愁没有第二个,反正人还年轻,可以一直生下去。随后的七八年中,她又连续生下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可是每个最长的只活了三个月,都因这样那样的病,死了。命,的确是够苦的。直到三十六岁时,王周氏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女孩,居然突破了前面四个孩子,活过了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两岁。这个孩子就是王燕。就在王燕生出来不久,或许是长年累月的过度劳累,或许是营养不良,或者是卫生习惯等原因,王周氏突然得了“子宫脱出”病。
医疗上称“子宫脱出”,但在开州县大部分农村妇女中,称它为“茄袋掉出”。她们不知道这种器官学名字叫“子宫”,因为它的形状像农村地里长的茄子。但是她们都知道,这个“茄袋子”关系到生孩子。没有这个“茄袋”,女人就不能生孩子。
王周氏的“茄袋”,十天半月就掉出来一次,既烦人又恶心。王忠厚劝她到公社医院去医治,王周氏说:“看什么病,农村妇女好多都有这个毛病,有什么稀奇的。你到医院去,就给你一刀割了了事,他们割还不如我自己割,自己割还不花钱,我们哪里有钱去割这个东西呀。”“他们割还不如自己割”一句话,吓了她老公一大跳,“别蛮干,弄得不好要自己的命。”王周氏回答道:“我们农民的命比较贱,没有那么金贵,不容易死。在我老家城口,就有女人自己割掉的,就没有死。那个东西不是要命的东西,只是生孩子起作用,有它无它死不了人。你看农村劁猪劁牛劁羊,割了一坨肉不但不死,反而还活蹦乱跳的。就是死了,没什么不得了的。该死命归天,不死再过年。不过,我现在也不想割掉这东西,我也不想死,我要留着它,一直留到生个儿子,为你传宗接代。”她还安慰老公:“这个病不会有生命危险,听说是个‘富贵病’,只要多休息,注意营养,就不会出大问题,今后你就多做些家务,我争取给你生个儿子。”心情放松,目标明确,不久王周氏又真的怀上了。她高兴地告诉老公,根据自己过去怀男怀女的反应,估计这次准会是个男孩。九个月后,王周氏的肚子果然争气,真的生了个男孩,取名“王开华”。
盼到了儿子,一向不做家务的王忠厚也勤快起来了,知道心疼老婆了。但王周氏的身体越来越差,“茄袋”掉出来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她很烦、很痛苦,但不愿意割掉它。她担心儿子会再出问题,还要把“茄袋”保存下来,以防万一。但是,这“茄袋”随后三天两头就掉出来,每次掉出来后她就自己用手把它塞进去,很痛苦,身上衣裤就没干过。王周氏一天天地熬日子,一天天地盼儿子长大,度日如年。一天下午,王忠厚到生产队去劳动去了,王周氏在家砍猪草,“茄袋”又掉出来了。她很烦,心想:儿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留着这东西还有什么用,也许留着它也生不出孩子了。她横下一条心,左手拉着脱出来的“茄袋”,紧紧地贴在砍猪草的木墩上,右手拿着锋快的猪草刀,咬着牙关一刀剁下去,“茄袋”如愿分家。还好,没有想象中的痛苦,还没有生孩子痛得那么凶。老公回到家,她只称有点不舒服。她连续睡了五天,第一次得到了老公的全面伺候。五天后,她从床上爬起,淡淡地对老公说:“我把那东西剁掉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王忠厚差点被吓瘫,狂吼道:“真是从大巴山里出来的人,竟然如此野蛮!”
确实有点野蛮。要知道,医院切除“子宫”和家里剁“茄袋”,完全是两码事。可以说,这是不懂科学的“野蛮”,贫穷逼出来的“野蛮”,是贫病交加的人于山穷水尽中的最后赌注。贫穷和野蛮常常是相伴而行,甚至是双胞胎、连体婴。与其在无奈中等死,不如在冒险中寻求绝路逢生。无论是说农民的命本来就很贱,还是说王周氏的生命顽强,都不是牵强附会。
确实有点野蛮。但就有不少像王周氏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野蛮中生,贫困中长,在野蛮贫困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王周氏冒着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儿子,不满二十岁就突然没了,这叫她怎么不悲痛欲绝,昏厥过去。贺书记派人去叫来公社卫生所的医生,输了葡萄糖,打了强心针,老娘才慢慢苏醒过来。大队长把自己家里的木料捐出来,请木匠赶制了一口棺材,将王开华埋在自家房屋旁边。为了安慰王开华的妈妈,贺书记又把梦响叫来陪伴照顾。同时,贺书记还宣布:公社条件有限,挤出一百元钱做慰问金,补贴一千个工分,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分记。男劳动力每天是十个工分,一千个工分就相当于补贴了一百个劳动日值。大家知道,贺书记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贺书记还表态:“我会经常来看你们两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求大队长和生产队长,今后要多关心两位老人家。
处理好王开华事故的第二天,贺书记又专门来到半坡村改田改土工地,召开了全体社员的安全大会,要求各个环节都要把好安全关。大会结束后,贺书记又召集了半坡村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各队队长和党团员会议,分析和排查这起事故存不存在人为破坏因素。大队长很肯定地说,应该不存在人为破坏的因素,工地有两个地主分子和一个富农分子,就连地主和富农的子女,都没让他们靠近重要工种岗位,开山装药放炮的事,更不会让这些人沾边。贺书记接着说:“没有就好,我们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第一是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二是牢固树立阶级斗争观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贺书记要求大队长安排人在工地旁边,增加一条标语,写得要醒目,内容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再强调一下,千万不要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贺书记又叮嘱到。
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同时表态:“我们坚决按贺书记的指示办。”
不久,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召开,重点县的大队支部书记都赶到现场“开眼”,上万人到昔阳大寨,声势浩大。半坡村党支部书记佘明夏,也参加了万人大会。会上,要求层层树典型,层层搞现场会,用典型引路。开州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参观点,自然就选在川主人民公社的半坡工地。其理由一是这儿搞得较扎实,有声势,有成绩,有经验;二是此地离县城不太远,方便出行。但考虑到开州县是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一百〇二个公社、一千多大队的大县,县区社和大队干部合计超三千人,现场条件不允许同时参观,就分为上下午两批进行。现场会由县委张书记亲自主持和带队。
公社贺书记接到县委办公室的书面通知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自己搞的农业学大寨的试点,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紧张的是,还有的公社比自己搞得更好,只不过是川主公社离县城近这个优势才被选中。如果被人挑毛病,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叫作“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会得不偿失。怎么突击上台阶,只有五天时间,当然不可能马上再造几条像长城那样蜿蜒迂回、高大、雄伟的梯田石坎。他想去想来,想到了自己过去在县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的优势,觉得可以用舆论占领先机。
贺书记决定除了抓紧完善施工,在宣传上还定了几条。他把公社的三位副书记、三位公社主任带到现场规划和布置:第一,在南山坡上再书“农业学大寨”巨型标语,每个字要求十米高十米宽。还要求,字不能用石灰写,石灰字容易被雨水冲掉。要用白色油漆写,这样既不会被雨水冲掉,又会借阳光而更加醒目耀眼。第二,在参观沿途再增加一些标语口号,如“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重新安排山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超黄河跨长江,三年川主大变样”,还有别写掉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梦响挑大梁的宣传队还要增加几个唱得好的姑娘,尤其要练好《敢教日月换新天》《一花引来万花开》和《公社是棵常青藤》等歌曲。第四,参观那天,坚决不能让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女到现场,还包括个别思想不好的社员,哪怕是贫下中农社员,最好也不让他们到现场。贺书记要求大家不折不扣地去办。
正准备散会,贺书记突然想到征求公社其他几位领导的意见。公社姜主任说:“我补充一点,那就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在石壁上写标语,不好操作,不注意就会发生危险。不要刚刚处理完王开华问题,马上又出事,不好向上级交代。”贺书记马上说:“姜主任强调的事很重要,上去的人一定要系好结实的安全绳,确保万无一失。另外,在写字前一定要用铁铲除苔藓,用水冲净泥沙,油漆字才能粘得住,粘得牢,不说一劳永逸,至少让它管上十年八年。还有‘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大字,每个字之间的间距,上下高矮都要协调、美观、霸气,要体现我们川主人的风格和气魄。我看最好还是到县城去请个写字的高手。我想想,是不是把四队的回乡知青向梦学抽来,在参观沿途路边再多写一些标语、口号。”
似乎各方面都比较周到了,贺书记才宣布,进入迎接参观团工作的倒计时。
参观那天,县委张书记来得最早。张书记大学毕业先到县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后来下去当区委书记,不到四十岁就当县委书记,是当时少有的大学生书记。他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务实能干。山上不通公路,小车只有停在山下,他第一个快步上山,其他几位领导也相继而到。
随后,来参观的大队伍到来了,铺满了半个山坡,有赞叹的,有心底佩服的,也有个别私下挑毛病的——“面子活干得不错,细看是‘马屎面上光,里面是粗糠’,梯田石坎高大壮观,但里面回填没有夯实,遇到大雨里面包着烂,容易出大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大部分参观者都满意而归。县委张书记也是大加赞赏。贺书记和川主公社的一班人,也觉得向县委交了一份农业学大寨的及格答卷。
全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刚结束五天,贺书记接到县委转发的地委文件,批准任命他为开州县县委副书记,分管全县农业学大寨工作。
贺书记离职就任前,没有忘记去看望王忠厚、王周氏老人,还到王开华的坟头转了一圈。随后,到他蹲点的工地,向战天斗地的社员们告别。他看到了梦响,鼓励梦响:“好好干,有事就到县委来找我!”
接任贺书记的是廖书记,刚刚三十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他心里在想:农业学大寨是锻炼人、成就人的地方,我一定向贺书记学习,好好大干一场。廖书记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半坡村的工地上,抬石、打夯、钻炮眼,样样都卖力。
没干多久,廖书记突然有所“醒悟”:贺书记是靠农业学大寨起家、发家,靠人造梯田筑起当官台阶的。我如果再在这个地方干下去,充其量只是在为他写续篇,我走别人的老路,还有出息,还有出路吗?我不应该因循守旧,我应该开辟新的战场,另辟蹊径,搭建新的平台,实现殊途同归。他请了几个“高参”出谋划策。有人说,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主席还亲自制定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可见水是多么的重要。梯田梯田,无水怎么能丰收;水田水田,没有水哪有田。有了水,才能旱涝保丰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还有人给廖书记介绍,花园水库早在大跃进年代就设计、规划好了,还是县里确定的骨干项目,只是缺乏人力、物力,特别是缺乏资金,才没敢轻举妄动。而今,你廖书记能借农业学大寨的东风,敢上敢干,政绩可以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功德无量。
十天后,一支由一千一百多人组成的建设队伍,开进了花园水库工地。当地的农户,家家户户都挤满了人。农户家实在是住不下了,有的只好搭工棚,有的干脆住岩洞。
报到的第二天,公社逐连逐营验收人员,居然一个不缺。有人称赞廖书记的魄力,可有人私下说,老百姓都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不希望廖书记的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的头上呀。
仓促上阵,一切较乱。农家堂屋打满地铺,猪圈棚上搭几根木头就住人睡觉。更要命的是,人多上厕所就困难,难有男女之分。男人们可以到处撒野,可女人们的脸皮没有那么厚,要不就得走很远去解决,要不就憋得活受罪。值得佩服的是工地炊事员,能把水烧开、加点盐巴做成人人欢迎的透明“玻璃汤”。玻璃汤的本事固然值得称道,但最值得佩服的是能把民工自带的大米、玉米、豌豆、胡豆、红苕、洋芋等,煮成互不侵犯的“百家饭”,可不是一般的本事了。
尽管如此差的生活环境,如此大的劳动强度,民工们依然扎紧裤带,开山放炮、抬石备料、挑土填方、拉磙碾坝,挺起身子苦干、苦熬,都希望能改变当地贫困的面貌。从开工到年底,水库已经现出雏形,民工们也盼来了五天的春节过年假。可是,许多人没有欢乐——不少家庭成了“倒找户”,特别是到梯田工地、水库工地工分高的民工,干得越多倒找得越多,还要拿钱到队里取人。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找到公社廖书记评理。廖书记细心地解释说:“现在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业学大寨的工分也要拿回队里参加分配,支出大、收入少,粮食只够吃,又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卖钱,各种亏欠只能摊在劳动工分上。”倒找户代表之一的王三娃这一下毛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越卖命越倒霉,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还要倒找钱,老子不干了,大不了不要我当人民公社社员,开除我当农民!”廖书记准备给他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攻击人民公社的帽子,可是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理由,终于没有说出口来。
随后,王燕也拿着倒找款的条子找到廖书记,说:“我弟弟排哑炮被炸死了,是贺书记给家里补贴了一千个工分,表示安慰,现在拿着这一千工分,还需要倒给生产队一百元钱,从来没有听说过丢了命还要倒找钱的。现在这一千个工分我们不要了,还给公家,反正我们活人没有钱给,你们就去找死人要吧!”
廖书记一时无语——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毕竟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他明白,他要稳住,缺口一旦打开,他的工作将无法开展,他的前途将会是一片黯淡。他决心继续大胆往前走,目标既定,一往无前。过了大年,正月初五花园水库准时开工。
就在贺书记离开川主公社的第二年夏天,连续下了三天暴雨,洪水汹涌而来,冲垮了近半的梯田石坎,带来土石泥流,填满了半坡一队、二队的近百亩良田好地。
一个好端端的改田改土的农业学大寨的战天斗地的壮举,又变成了挑沙去石、恢复良田好地的生产自救。廖书记心想:你贺书记干了个政绩工程就跑了,拉下一摊屎让我来擦屁股,算我倒霉。但想他马上意识到:单是作为前任,我可以不管贺书记搞出的这摊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是我的顶头上司,出了他的洋相,今后我的日子能好过吗?再说,如果不尽快恢复田地,无法种粮,来年几百人只能喝西北风,我这现任书记逃得脱责任吗?
农民说这是“山上劈石开荒,坝下田地遭殃”,干的是得不偿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