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梦军接爱人吴欢随军走之前的家庭会上，向安隆第一次当着所有子女的面，诉说当队长的窝囊：既无权又无钱，栽窝红薯都要凭计划。各级平调摊派压到生产队，因此搞得“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经济烟（八分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弄得不好倒找钱”。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说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实际是一无所有；说是“一大二公”，实际是二穷二空——“农民穷，集体穷，公家空，财政空”。
“如果撒了半点谎，我向安隆就是王八蛋。去年五月队里饲养员告急：‘拴牛的绳子用完了，赶快买，不然队里牛跑了，我不负责。’当时队里确实没有一分钱，家里的钱也用完了，幸好你梦军寄了二十元钱回家，我背着你妈拿了五元钱去买牛绳。不然，我还要负放跑了耕牛的失职责任。”
在部队当干部，年年都有探亲假，而今亲属随军了，再不可能经常回来同家人团聚。
梦军一家三口在走之前，向安隆主持召开了一个家庭会，家庭成员中只有梦成缺席。这个会，既是家庭讨论会，又是家庭的一次重要的规划会。
父亲先让大儿梦军谈谈在部队的情况，这次回家的感受，回部队后的打算。梦军说：“这次回来看到家乡的变化仍然不大，没想到农村仍然是这么穷，特别是了解了吴欢大哥的一段经历让我很难过。当然，这也激发我更加珍惜在部队的生活，一个农村孩子能当上干部既要知足，又要不满足，我要感谢党的培养。人要知好歹，知恩报恩，报效国家，现在又批准把家属转去了，我更是该好好干，能再升迁自然是好事，不能再提拔就干几年转业回老家，离父母也近一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反正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父亲同意梦军的打算。谈到梦成，父亲说：“刚开始那两年，她让我伤了不少神。现在看来，还比较顺，批准了城市户口，吃了国家供应粮，还有每月的固定工资。她拼死拼活要当城里人，现在终于达到目的了，只是她走了四五年，也没回家看看，这是我和她妈很不满意的。还有，这么几年了，怎么没听说生孩子。不过，隔段时间写封信回来，寄点钱给家里，我们觉得应该放心。反正，我们还能吃、还能做，半坡大队永远都是这个老样子，有什么好看的。”
说到梦成，梦军沉默无语了。
父亲接着说：“你和梦成就不用我们操心了，下面的三个，还真让我不知怎么办。梦学从小学习努力，成绩一直优秀，一口气读到高中毕业。他也一门心思想跳出农门，不想现在大学停办，考学无机会，参军错过了年龄，招工进城只有下乡知青的份。他眼见来队落户的四个知青，一个参了军，两个进城当了工人，剩下的一个也办病退回了城，全都跑光了，‘再教育’也没有必要了，心中有些愤愤不平，整天像掉了魂似的。好在公社安排他当了半坡村村小的代课教师，还让他为农业学大寨写些标语口号，编写一些歌颂农业学大寨的唱词和快板节目，让他感到自己有点用武之地，多多少少有点存在的价值。但从长远来讲，他的心是不可能留在农村的，这又该怎么办？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再说他在农村也不可能有个什么出息，得给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梦学也想请哥哥帮助出主意、想办法。
父亲接下来谈梦功。“梦功虽是个初中生，可他有点小聪明，凡是农村的家务和农活，他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有人称他是‘搞搞神’，什么都会摆弄。如果他安心务农，本应该是把好手，可他对土地没有感情，做农活提不起兴趣。你批评他不务正业，他反驳说：在生产队从早到晚干一天，只能挣包经济烟，到市场去转手粮票，一天下来随便要赚十块多，你说哪个强，哪个合算？”
母亲接过针对梦功的话说：“这是一头犟牛，油盐不进的犟拐拐，拿他没得办法。我要说说梦响的事，你当哥哥的门路宽一点，看能不能想一想办法。梦响虽然是初中生，但比较聪明，人家都说她长得好看，女孩就靠一张脸，长相就是女孩子的本钱。她一心想学姐姐，当个城里人。你看部队里有没有合适的干部，给她找个对象，岁数大点也没有关系。”回头又对吴欢说：“你不是就当了城里人吗？你当嫂子的也多给妹妹留点心。”
听着母亲对哥嫂说话，梦响微笑着不语。
梦军听了父母的发言，深感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他思考了一会，先对母亲说，要注意身体。然后希望父亲能卸下队长的担子，说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父亲点头表示赞同，回答说：“这个队长当得真窝囊，既无权，又无钱。我当了一辈子农民，种了几十年庄稼，难道还不知道那样的田地，那样的土质，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可是，每年公社给我们下的种植计划，根本不管适不适合，有收无收。梦军你知道，我们队除了稻田外，多数都是坡地，根本不适宜种棉花，可公社每年给我们下达十五亩棉花种植任务。棉花生长条件比较苛刻，不但要求土层厚、土质肥，而且对肥料管理要求高，我们那些不到半锄深的土能种棉花吗？我同公社讨价还价，公社书记说：‘农民不种棉花，那你们社员还要不要国家发布票，还穿不穿衣服裤子？’我们怎么敢违抗呢？结果，花钱费力种的棉花，苗只有一尺来高，许多都得不育症，即使结桃也只有麻雀脑袋大，只长棉籽，不长纤维丝！不因地制宜种庄稼，真叫逼着牯牛下儿，硬要公鸡生蛋。每逢播种季节，讨口叫花似的到信用社去申请贷款，为集体买化肥。说是集体经济，除了种几颗粮食，哪里还有什么经济哦。几颗粮食塞肚皮都不够，还有粮食卖钱吗？还有，到公社‘农业学大寨’的试点现场改田改土，社员评记的劳动工分，要拿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分配。这还不算，还要自备钢钎、二锤、火药、雷管，这些都要钱啦。各种摊派多了，社员的劳动更不值钱，‘辛辛苦苦干一天，不值一包经济烟（八分钱）’。摊派、平调多了，还会出现许多家庭成了‘倒找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还得倒找钱’，劳动得越多，倒找的钱越多，让人怎么也想不通啊！前不久，队里三条拴耕牛的绳子都坏了，饲养员说，队长你再不想法买牛绳，今后牛跑了我不负责任。我正在为买牛绳的事发愁时，你寄了二十元钱回家，我从中拿出五元捐给队里，才买了十根牛绳。梦军，你说集体经济就到了这个地步，这个队长还有什么当头啊！
“这叫什么‘一大二公’啊，名副其实的‘二穷二空’，真是农民穷、集体穷，公家空、国库空！”
梦军赶快制止父亲说下去，害怕父亲犯错误。
父亲停了停，又继续说，“可是，甩又甩不脱，再说生产队的活总得有人派、催工的哨子还得有人吹啊！再说，我是一个党员，工作不能说甩就甩呀。”
梦军还是坚持，队长这个活儿能丢最好丢掉，毕竟父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实在推不脱，还是希望爸爸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要当好部队干部的家属。
母亲希望哥嫂给梦响在部队找对象的当天晚上，梦响就做了一个梦。她梦到哥哥给她介绍了个部队营长，结婚三年随军，跟着丈夫转业到新疆阿克苏，由于路途遥远，五年没有回老家，思念父母大哭一场。哭完醒来，发现是一场梦。
梦军走的那天，向安隆向大队支部书记请了一天假，去送送儿子一家。梦学、梦功、梦响和有好几年没进过县城的老伴也去了，老伴上城里是要顺便买几段鞋布料。队里的活，向安隆让副队长带着社员干。
川主公社只有机耕道，不通公共汽车。吴正业赶着牛车，送女儿女婿到县城。他和外孙坐在车上，其他人都走路随牛车步行。一路上，他有意无意地把鞭子甩得噼噼啪啪的响，见到熟人还要主动告诉人家，这是送女儿到部队。那得意的样子，似乎在说他女儿又是城里人了。
十来口人的送行队伍，大家没有更多的话说，各有自己的心思。
刚进县城，梦学就遇到高中的一位同学。同学告诉他，昨天刚看到消息，三个月后要全国恢复“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只要是老三届的，无论年龄、婚否，都可以报名。这个信息，让他意外惊喜，心想：梦学梦学，你不是做梦都在读书吗，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提前向哥嫂告了别，跑到新华书店去买复习资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书店，除了政治读物，哪有其他书籍，更何况时间紧迫，出版界也措手不及。书店一无所获，梦学一个人独自回家，去搜罗、重读中学的所有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