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西峰“对猴喜花”，以太阳为中心，环绕太阳的是四对面面相对的猴吃桃，间以鸡（鸟）石榴佛手，四角为男阳勾勾云。这种喜花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北朝时期高昌和平元年（551年）对猴团花剪纸（藏新疆博物馆）大致相同，这幅剪纸亦以锯齿形的太阳光形成团花，外轮为8组拉手对猴，两组对猴间为男阳图案，内心为放光的太阳。可见这类图案流传时间之长。河南称“人面猴”为“人祖”，其形制即泥且（男阳），在陕北绥德，清涧亦发现东汉墓中有以双猴殉葬的情况，猴为阳，为永生之意，故以猴殉葬。
三、抓髻娃娃的原型
这个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几千年来作为炎黄子孙保护神和繁殖神的“抓髻娃娃”的原型到底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它的原型就是金文的“天”字。其特征是：正面站立，圆头，两肩平张，两臂下垂，两腿分开，手足皆外撇，有男（阳）女（阴）两性。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它是轩辕黄帝族的族徽，他认为“轩辕”当读“天鼋”。从陕西、山西和河南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来看，族器皿较多。下面往往有貔、虎、熊、野猪、豹等等各种猛兽图形。这说明是整个部族的族徽，下属以各种猛兽为图腾的各个部落联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猛兽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军队。另外铭文也证明天族是姬姓，而黄帝正是姬姓。《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家多认为炎帝号神农氏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而黄帝的早期活动则在陕北黄土高原，我们可以大体推测根据以为族徽的商周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天族早期曾居住在与山西石楼隔河遥对的陕北绥德，再迁至泾渭地区的岐山、扶风、长武一带，“黄帝族早期活动地域就在洛河东北一带，往后才发展到泾渭地区”，再由此向东发展，周人亦姬姓，出自黄帝族。《国语·周语下》谓，周人自称：“我姬氏出自天鼋。”天鼋即轩辕，即黄帝。周族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氏族，即“天”。《诗·大雅·绵》记明周人之先人曾经“自土沮（徂）漆”。我们认为土即卜辞所见土方，也就是今天山西西南部的石楼县。说明这一带是姬周文化的发祥地。
作为天族族徽的“抓髻娃娃”，虽然遍布全国，但其中心仍在天族活动中心的陕北、晋西和陇东等一带的黄土高原，与史学和考古学是相互印证的。而“太阳八卦”民间文化的中心分布则在渭河上游，它也正是作为中华民族太阳神的炎帝（神农氏）早期活动的中心，这也是与史学和考古学相互印证的。
从人类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发展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对兽的崇拜，第二阶段的拟兽即半人半兽的崇拜，第三阶段是对人的崇拜，即对天帝、后土和对祖先的崇拜。后者大概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时期，大体上相当于陕西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期。黄陵县轩辕黄帝陵墓附近出土的龙山文化的陶且（陶制男阳），表明已经开始进入祖先崇拜和男性生殖崇拜的历史阶段。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这一时期巫术性质的手拉手五人一组彩陶陶盆。有学者认为就是拉手娃娃的原型。这个被命名为“舞蹈纹陶盆”的彩陶，被说成是在大树下手拉手翩翩起舞的欢乐舞蹈场面，下体的突出物，也被认为是舞蹈时飞起的衣角或“衣尾”（图腾兽尾）。但是从民间艺术与民俗考古来看，它就是镇邪驱灾的手拉手的抓髻娃娃——陇东“五道娃娃”的历史原型，它是具有生命保护神的巫术性质的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群体的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是一种观念艺术，它反映的是一种群体观念。人类与自然斗争中形成的最基本的观念是生存和繁衍，即生命与生殖崇拜，这也是人类原始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因此，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的视觉形象看来像舞蹈，就推测它是劳动之后的舞蹈或祭祀场面，并由此而想像出跳舞时飞起的衣角或祭祀衣尾，因为这都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作为观念的原始艺术，它不可能将它认为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特征，如此重视突出和夸张。他们所特别重视夸张和一丝不苟对待的观念造型，是与他们当时的生命和生殖崇拜这一主导观念有关的。遵照这一观念，从中国和人类原始民间艺术遗存的共同特征看来，有学者认为彩陶拉手娃娃的下体的突出物，应该是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生命和生殖崇拜的性的特征，即男阳的特征。这在中国原始民间艺术和非洲、小亚细亚、大洋洲、拉美原始民间艺术中都是常见的。甘肃秦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画，画的两大人一小孩，其中一个大人也是甩出长辫，突出男阳（同青海舞蹈纹彩陶盆），显然是男女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它很可能和甘肃东部现在仍然用做招魂巫术活动的父母两大人拉一小孩回来的剪纸的性质是一样的。另外，在中国原始民间艺术中，束发或一长辫往往是男性，抓髻或双辫往往是女性。可见五个拉手娃娃的青海陶盆和五个拉手娃娃的甘肃五道娃娃剪纸是同观念艺术，前者是后者的原型，后者是前者的遗存。
在人类同一历史发展阶段，艺术也大致是同步的。作为中华民族保护神和生命繁衍之神的抓髻娃娃，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艺术中，都曾先后出现各自民族保护神和生命繁衍之神的人形图腾形象。在法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同样出现了和中国青海舞蹈纹陶盆类似的拉手人形陶盆。
头饰双鸡的“抓髻娃娃”，最早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玉雕、商代弓形器中段、东周春秋（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大午戚援部。中国古代民俗，鸡和作为太阳象征的金乌一样，都是作为阳性的象征，生命的象征，这也许是由于金鸡报晓，万物复苏，鬼怪横行的黑暗长夜过去，生命又开始了的缘故。《玄中记》：“蓬莱之东，岱与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应之；阳鸟鸣，则天下之鸡皆鸣。”《河图托地图》：“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杀之。”故古代风俗，元旦或“画鸡户上”（《荆楚岁时记》）或“画虎于门”（《风俗通义》）。黄河流域女子出嫁，在轿里都是抱一只公鸡，说是象征她丈夫。俗称男阳为鸡，称公鸡第二性器官为胜（男阳）。民间剪纸中也是女孩骑鸡、抱鸡、全身戴满了鸡。山西蒲县霍锦氏大娘说：“男抓髻娃娃手举莲花、石榴等，不举鸡，女抓髻娃娃举鸡，多不举莲花。”说明金鸡是太阳是阳性。玉兔是月亮是阴性，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旧小说中亦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之语。非洲、大洋洲和中国一样，妇女婚配头上插笄，笄首也是鸟或鸡凤。
中国古代民俗以鸡招魂。陇东民俗为娃娃招魂，是用一条红布条上写上娃娃姓名，系在公鸡腿上，喊着娃娃的名字：“××，回来了！”由外边把鸡抱进来放在娃娃的身上，然后再把鸡抱出去。在办丧事时，也是在棺材运回家时，必须在上边放上一只大活公鸡，也是把魂招回来的意思。在法国教堂的尖顶插着一只铁片鸡，很多人都说是风标，但问为什么用鸡作风标，都回答不上来。当地一位老人说：“教堂尖顶插公鸡，一是表示耶稣死而复活，有招魂的意思；二是保护耶稣所在的教堂；三是保护城市的平安；四是公鸡象征太阳，太阳出来鸡鸣。”生命象征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看来鸡作为生命和生殖的象征也是人类同步的。
作为双鱼相交，双蛇相交，双龙相交（鱼、蛇、龙相通）子孙繁衍生殖崇拜的图腾图样，可以上溯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人面含鱼”彩陶。它正是种族繁衍生殖崇拜观念的鱼图腾观念崇拜图案。有的学者认为它并不是在反映渔猎生活的生活情节，而是子孙繁衍的象征，是“双鱼娃娃”、“龙传人”、“蛇传人”、“二龙戏珠”、“鱼唆莲”、“莲生贵子”的艺术原型。象征子孙繁衍的鱼唆莲，也同样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刻绘在古埃及的釉陶盆上（藏巴黎鲁佛尔宫）。黄河流域大量的原始民间艺术遗存表明，中国古代八卦太极图的八极八卦就是太阳八角，而其核心太极图的生活原型就是双鱼相交。“天之道，曰阴曰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人面含鱼陶盆圆形口沿的四、八纹饰联系起来，正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观念，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的阴阳哲学观念已经形成。中国民间作为“福”字的图案，民间叫做“富贵”，它的二方、四方连续叫做“万字不断头”或“富贵不断头”，它的生活原型也是由太阳发展为两蛇相交的生殖崇拜观念，这在商代青铜器上是看得很清楚的。祭祖碑首双龙（即双蛇）相交，寓意相同，祖碑的“祖”，即“且”，即男阳的象形文字，碑首冠之以双龙相交，寓意亦世代子孙长续。双鱼相交的观念，反映在道家玄学，就是生命不息的阴阳太极哲学，反映在儒家伦理观念，就是子孙长续的富贵观念。随着封建社会儒家伦理观念的发展，由二龙相交又发展为“二龙戏珠（珠）”，实际上其原型仍是“人面含鱼”。
由双鱼、双蛇、双龙相交的全兽图腾崇拜，过渡到半人坡兽的图腾崇拜，就是人面蛇身伏羲、女娲相交形象的出现。《山海经》：“女娲……人面蛇身”，“伏羲……人首蛇身”。到了汉代，随着神仙观念的发展，又演化为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神话，出现了以金乌和玉兔象征日月阴阳的神话形象，也就出现了抓髻娃娃一手抓鸡（鸟）一手抓兔的艺术形象。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北魏时期莲花图案普及，莲多子的自然特征适应多子多孝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需要，“抓髻娃娃”进一步世俗化为“娃娃坐莲花”和“娃踩莲”，又和中国传统的鱼多子图腾崇拜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多子象征的娃莲纹样组合和象征鱼钻莲得娃的娃莲鱼纹样组合。
明清以后，由于双关语谐音世俗文字游戏的盛行，“抓髻娃娃”进一步世俗化，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广大劳苦大众求生存降吉祥的愿望结合起来，发展为“吉（鸡）庆（馨，即笙）有余（鱼）”（胖男娃娃和鱼鸡的结合），“连（莲）年有余（鱼）”，“连（莲）生（笙）贵子”（胖男娃娃和莲鱼的组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使得原始形态的“抓髻娃娃”、“拉手娃娃”的图腾形象和巫术艺术遗存得以保存下来。特别是陇（甘肃）东、陕（陕西）北和晋（山西）西北黄土高原，这些曾经作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化摇篮的黄河上中游边远山区，天灾人祸，交通困难所形成的文化封闭，大量的古代文化甚至远古文化遗存，继续在民间艺术与民俗中保存下来，成为极其宝贵的地上的活文物，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艺术与民俗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