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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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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19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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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干了件值得偷着乐好一阵的事。
因为是暑假期间上课，班上就没有排打扫卫生的值勤表，最近连续几天有不少人抱怨怎么没人扫地，但一直也没人安排、也没人带头打扫。下午课结束，我拉着要离开教室的陶然问：“你怎么不安排人扫地啊？”
“安排过了，没人乐意扫，班头自己都反对。”他不爽地说完，就出教室奔食堂去了。
不知是我的质问还是班头的反对让他不爽，可他丝毫不做努力地拂袖而去也让我不痛快。看着他毫不迟疑离开的背影，我始终都不相信班头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之前班头带我去数学老师家是个那么主动而热心。同学们陆陆续续去吃晚饭了，教室里除了我，就剩正在看小说的邓慧兰和写作业的吴雪华了。我没叫她们，独自把椅子倒扣在课桌上，一排一排地扣过去。
“要扫地么？是该谁扫了？”吴雪华问我。邓慧兰仍旧心无旁骛地看着小说。
我耸耸肩，无奈着对她说：“我也不知道。”然后走到教室后去拿扫帚。
“该洒点水。”吴雪华自言自语地说着，就拎着水桶出去了。不一会，打来满满一桶水，洒水降尘，上椅子，扫地。
吃过饭的人陆续回到教室，尚小庆和丁静也加入了扫地的行列。一会奚萍也来了，问：“是该我们扫地吗？”
“不，是该大家扫！”有人回答。
扫地的队伍渐渐扩大。整天叫着怎么没人扫地的李文秀也到教室了，和奚萍一样地发问，有人回答：“是义务劳动！”看到班头也走进教室，文秀热情地张罗：“班头，快来，快来，这是义务劳动！”班头没多说话，径直走向教室后的工具区，最后一把扫帚已经被文秀拿去了。他楞了会神，说：“你们谁给我个扫帚，或者我一会来搬灰。”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把垃圾扫在一起再弄去倒掉叫“搬灰”的，真够形象，就呵呵笑着说：“做事要有始有终，怎么能把扫帚给你呢？再说也扫得差不多了。”
“你们都吃了没？”班头问。
“还没呢。”我答，估计除了我和吴雪华，其他人都是吃了来的。
“你们别扫了，都去吃饭吧，去吧，去吧。剩下的我来！”说着，他很有大将之风地抢过吴雪华手里的扫帚，很利索地把垃圾收拾到筐里，一副要快速结束战斗的样子。
我扫完地，拿着之前准备好的干粮到教室外面去吃，教室外的走廊上已经站了不少等着打扫完进教室的人，大部分是女生，围在一块，叽叽喳喳地闲聊。班头收拾好堆得老高的垃圾拿去倒，眼尖的看见垃圾掉了，赶紧喊：“掉了，掉了！”班头回去拾起掉下了垃圾，一转身，“咣”地一声头撞到了窗户。“哈哈哈哈……”惹得女生们狂笑不止。文秀说：“他总是那种制造笑料的人物。”班头听到笑，赶紧抱着垃圾跑开，身后又是一阵止不住的笑。
在大家打扫的整个过程里，邓慧兰从一个位子换到另一个位子，到最后抱着小说出教室，再到打扫完进来，几乎全程眼睛都没离开过小说。后来，男生们也陆陆续续来了，陶然走进教室，自然地放下桌上的椅子，然后用抹布擦桌子，动作一气呵成，一副顺理成章的样子，毫无惊讶。我想对他说：“你怎么不问问是谁扫的地啊？你不说班头带头反对吗，人家今天也扫了！”但仔细想想，我有什么立场这样跟他说话呢？算了，也许像东霞她们说的，他就是这么个人。
一直到晚自习放学，陶然都没提起扫地的事，就像这事从没发生过一样。是的，我看错人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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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5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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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卢小芳和孔东霞聊什么，突然聊到班委换届上。卢小芳推辞地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想当副班长，真的，到换人的时候我就辞了。我不愿做这个官。”东霞宽慰道：“你干的挺好的啊，干嘛要辞呢？再接着当呗。”卢小芳继续推辞，东霞越鼓励，她就越推辞，越说越起劲，和刚开始跟我讨论她要不要回文科班的那副反复纠结一个样。我看穿她了，知道她肯定还会接着干，就跟着东霞起哄，说副班长肯定还是她。她急了，用赌咒发誓的认真劲说：“真的，下学期我肯定不是副班长了，如果是，我请你们每人吃十块钱的东西，我们赌！”
无聊，有事没事拿“副班长”的头衔开玩笑，还什么“我不愿做这个官”，“副班长”这个头衔被她称为“官”，真是可笑！一个为大家服务的职务，她是拿来当官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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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第二节物理课后，陶然上台咕隆了下，不知道说了个什么事，后来问其他人才知道第三节课后打扫校园的劳动安排了我们组，那么大的清扫范围，只我们一个组。第三节课下课后，我们组的人就拿着工具去清洁区打扫了，直到第四节课打上课铃了都没看到有其他班的人在劳动。
第四节是老刘的语文课，他看着一个组的人都不在教室，说是去打扫卫生了，就到清洁区来找人，看看情况。扫帚不够人手一把，我们原打算男生先扫，剩下的扫到一起了，女生负责倒垃圾。卢小芳看见老刘朝我们走来，怕老刘说我们站在这又没上课又没干活，就说：“我们去换他们吧，我们来扫”然后赶紧拉着孔东霞到扫地的男生那边去了，我免得单独面对老刘，也只好跟了过去。
我们的清洁区有一部分是树林，树叶特别多，等扫到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正中午了，毒辣辣的日头晒着，没多少树荫可躲。看着堆积如山的树叶，照例还是垃圾筐不够用，要去找隔壁班借。环顾四周没看到陶然的影子，想早弄完早休息，我就自己去找十二班的借了几个筐，回到清洁区正碰到从十班借筐回来的陶然。
如火的日头烤得人都蔫了，觉得每做多一个动作，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身体的水分。按垃圾筐的个数分了几个组，分工把垃圾和树叶往垃圾筐里抱，然后拿到堆场去倒。弄到差不多的时候，剩下的碎渣子要用扫帚扫，而扫帚和簸箕在女生手里，这时我看看周围，不见一个女生，也没看到留下的扫帚。跑到教室，看到她们一个个端坐“太师椅”，脸不红，汗不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冲她们说：“你们怎么都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把工具留下呢？”
“你不知道吗？不是他们开始拿着工具不干活，我们女生才拿过来干的吗？”邓慧兰说。
“那你说，现在他们手上连工具都没有，要他们怎么干？”我反问。
“管他们呢，你不是‘好心’在帮他们干吗？”卢小芳说。这阴阳怪气地，听着真让人难受，可我又不好怼回去，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后面她们会说出怎样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作为女生，面对男女生间的矛盾，还是站在女生这边保险。于是，我违心地收拾了书包，回去休息，没去给清洁区的人送工具。
下午，我问陶然：“筐还给十二班了吗？”毕竟我找别人班借的，有责任要跟踪了解下筐的下落。“没有，垃圾还没装完。让另一个组下午下课了再去弄。”他回答。我简直无语了，我走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了，他们中午就那么把东西晾那了没人管。晚自习前，我又问他，他反而火了，说：“他们都不听我的，都不干！”
我也火了，说：“不干，你自己就带头干啊，他们也许是看你都不干，才不乐意干的！”
没想到卢小芳四两拨千斤地来了句：“自己搞劳动的劳动委员不是好劳动委员。”陶然得意地附和。我气急了，几乎喊了起来：“自己不搞劳动的劳动委员更不是好劳动委员！”
我真真的是看错人了，当初我是怎么把卢小芳当作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女孩，和她推心置腹的？！当初我是怎么和陶然做上知心朋友的？！可现在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而丑恶呢？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也是丑恶而扭曲、矫情而虚伪的吧，或者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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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29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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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暑假期间的上课，让住读生们回家休整几天，带上些秋天的衣服再回来开始高二的正式课程。我在家写完作业正闲极无聊，听说姥姥要开始准备制作辣酱了，就赶紧跑过去凑热闹。
姥姥是民国期间生人，家里原是开中药铺的医生，家境还不错，有几个兄弟姐妹。据说，她上过几年小学，因为日本人的侵略，生活动荡，学业被迫中止，后来嫁人生子，就再也没上过学。姥姥管动乱的那个时期叫“逃日本人难”。在跟姥姥同年龄的一批老太太里，姥姥是少有的完全没裹过脚的“天足”，曾上过三四年的学，也让她成为她们里说话有分量的“文化人”。
几十年过去了，酱油、辣椒酱早已成为随买随用的日用品，但姥姥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每年夏天要制酱，做好够一年用的黄豆辣椒酱，顺便也做一些剁椒酱，然后开启上一年制作的封存了一年的辣椒酱，以供今年使用。辣椒酱的开封仪式很简单，但又似乎很神圣，每次都由姥姥亲自、缓慢地去拿下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用层层报纸包裹的砖头，然后慢慢打开扣在荷叶坛子和酱缸上的盖子，揭开一层又一层用皮筋箍住的塑料膜，一阵浓郁的酱香扑鼻，顿时，满屋子就都是酱香味的了。姥姥用大勺子把酱舀到再三清洗、擦拭、晾干的瓶瓶罐罐里，再分给我们和舅舅们各家。
今年又到了制酱时节，上好霉的黄豆、大颗粒盐、白开水、生姜、大蒜等等材料一一准备齐全，鲜艳欲滴的红辣椒也已清洗干净并晾干，就等剁了。我抢坐在“剁椒大师傅”的位置上，想担此大任，结果被我妈哄下来，一脸嫌弃地让我去切将死剥蒜打下手。
姥姥说：“让她剁啊！都这么大人了，让她试试。”
“她不行！弄得慢，耽误工夫！”我妈辩驳。
“试试，让她试试，不行再换。”还是姥姥开通，她的坚持让我如愿以偿。坐到主剁的位置上，面前放着洗干净了的大脚盆，里面放着案板。舅妈在旁边切姜剥蒜，姥姥和妈妈把红辣椒挨个用干毛巾擦过后才堆在我面前的大盆里。我两手拿着菜刀，有节奏地敲击案板，就像个鼓手，击打出重复中又有变化的鼓点。精神上轻松，剁起来也越发有劲了，一下午，三十多斤辣椒不知不觉就剁完了，我似乎还没过足瘾。
姥姥揭开大簸箕上一层层的黄草纸，平铺在上面的黄豆都结上了上好的黄澄澄的霉壳子，按比例和水搅拌好黄豆、辣椒、盐和各种配料，装坛密封，就等时间让它酝酿出醉人的香味了。
姥姥的酱与外面买的不同，格外香，用馒头蘸酱，馒头瞬间变成极品，舀点酱汁炒菜，完全不用放酱油。今天真开心，我也是能制酱的人了，一点也不觉得累，就像我常说的：“想法儿在劳动中寻找乐趣。”不像某些找各种理由逃避劳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