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自我开拓、自谋职业更应具有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任何事业的开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意志不坚强，在困难、挫折面前裹足不前，事业成功就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怎样与上司相处上司的天阴暗不定，上司的心也多变。但他掌握着你的前途，有着对你做一切的权力。因此，无论你的上司是哪一类，都要时刻注意他的言行举动，观察他的变化，适时地施展你的交际能力，迅速成为上司的知己。
别抖落上司的隐私
俗话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中国人可以吃闷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因此，老于世故的人从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说别人尤其是上司的坏话，宁可高帽子一顶顶地送。既保住了别人的面子，别人也会如法炮制，给你面子，彼此心照不宣，尽兴而散。这种情形在官场尤其常见。
被击中痛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尤其是他人身上的缺陷，千万不能用侮辱性的语言加以攻击。在中国，有所谓“逆鳞”之说，据说在龙的喉部以下，约直径一尺的部位上有“逆鳞”，如果不小心触摸到这一部位，必定会被激怒的龙所杀。事实上，无论人格多么高尚伟大的人，身上都有“逆鳞”存在。所谓“逆鳞“就是我们所说的“痛处”，也就是缺点、自卑感。只要我们不触及对方的“逆鳞”，就不会惹祸上身，还能平步青云。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儿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老朋友的情份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位朱元璋儿时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风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才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打烂了，豆子撤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你忘了吗？”
这位老兄还在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朱元璋却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把这个穷哥们儿杀了。
“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规矩。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践，有过多么不光彩的经历。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位穷哥们儿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触犯了“逆鳞”，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朱元璋因当过和尚、对“光”、“秃”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因红巾军被统治者说成是“贼”、“寇”之类的组织，朱元璋便对这些字眼也极为反感。
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他在作贺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
“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左右侍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处理与上司的关系，最要紧的一点是千万不要伤害上司的尊严，同地注意替上司保守秘密。
一次偶然的机会，你发现了一个秘密：已婚的上司竟与某女同事大闹婚外情。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你只需装聋扮哑，也就是说一切装作不知，三缄其口。
例如，你本来约了朋友在某餐厅吃晚餐，当你踏入餐厅，却赫然见到他俩，你可扮作一派镇静，先环视一下四周，若你的朋友未到，事情就好办得多，就当做找不到人，离开那里，在门外等你的朋友。即使朋友已坐在餐桌前，你也可走上前，当做有急事找他，与他一起离开那地方，再作详细解释。
要是你与友人先到。正在用餐，他俩才走进来，那就不妨在四目交投的情况下淡然地打个招呼，但不要与友人闲聊太久，最好比他俩先走，离开时不必打招呼了。
翌日返回办公室，请当做若无其事，只管埋首文件堆。就是有同事私谈有关两人之事，还是绝口不提为妙。对此等暖昧之事避之则吉。有时候知道的事情太多并不是件好事，尤其是上司的隐私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如果能够及时替上司掩饰其“痛处”或“缺处”，则有可能被对方引为知己，收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除了个人隐私外，上司一些特殊的忌讳也要探听明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方言不同，往往同样一句话，意义却完全相反，所以在与你的上司打交道时切记要“入乡随俗”，不要因语言上的误会造成不快。比如你称呼人家的小男孩，叫他小弟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太仓人听来，认为你是骂他；比如你对老年男子，叫他老先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江苏嘉定人听来，当你是侮辱他。各地风俗不同，说话上忌讳各异，必须时时留心。
如果上司另有特殊的忌讳，你也要探听明白。比如对方的母亲，原是妓院出身，你如果不知底细，任意闲谈，说张三、道李四，虽然并不是有意说对方，而在对方听来，却认为你是故意指桑骂槐，揭他的隐私，当时虽不便立刻发作，而心里难受，一言难尽，对你的愤恨，可想而知。一旦遇到机会便难免给你小鞋穿。再比如上司以前是个贩卖私货，囤积居奇的奸商，现在虽已洗手，心中还是惴惴不安，你不曾探明底细，当着他的面大骂奸商，在你是快人快语，而上司呢？定然是局促不安，把你很得牙痒痒的。
留心上司的忌讳，原是小事，如果因为说话不识忌讳招致上司的怨恨，那就不值得了。
与上司“心心相印”
在人际交往中，要想赢得上司的好感，就必须时刻留意对方的兴趣、爱好，明白上司的意图，理解上司的心思，这样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然而，上司的意图往往捉摸不定，善逢迎者必须下工夫掌握上司的心意，揣摩上司的心理，然后尽量迎合他，满足他的欲望，甚至还能抢先一步，将上司想说而未说的话先说了，想办而未办的事先办了，把个上司乐得美滋滋的。自然，上司的回报也总是沉甸甸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谄媚高手，他们大都老于世故精通权术，因而在人际交往中颇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民国怪人戴季陶，一生病病癫癫，做了许多怪事，但此人经验老道精通政治权术，善于揣摩上意，很能体会蒋介石的意思，关键时刻总能帮蒋介石的忙，因而在民国官场立于不败之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各方以为宋子文救蒋有功，行政院长非其莫属。果然蒋推宋子文继任，无人异议，独有戴季陶站起来说：子文同志侃侃大才，党国栋梁，将来必委重任。但在今日之情况，则天下将以为委员长以国家名器为私人酬庸之具，非爱子文之道。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得堂堂正正，无可辩驳，弄得宋子文哭笑不得，眼看到手的行政院长又白白地丢了。
戴季陶的这番话不合宋子文的心意，却很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不愿宋出山，因为宋子文有才华，在英美方面很有影响，不愿对蒋俯首听命，这正是蒋不能容许的。因此，蒋就借戴季陶的“元老”地位阻止宋子文当行政院长。
不明白内情的人，还认为戴季陶这番话，既得罪蒋介石，又得罪宋子文，实际上蒋介石正希望戴这样说，无怪乎蒋说：“知我者，戴公也。”
由此可见，民国政坛上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政客们表面上一套，背后又一套，玩得非常娴熟。
在官场上，说话办事往往不是按原则，而是一切为了个人利益，有时正话正说，有时正话反说，当下属的不是按原则办事而是要时刻揣摸上级的意图，不能认为上级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就是权术。
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不宜当官，他们往往过于迂腐，将上级的话信以为真。1948年国民党选举总统时，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当候选人，胡适信以为真，实际上蒋介石不过是做做样子，让美国人看看，结果胡适空喜欢一场。其实，明眼人都很清楚，这次“选举”显然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蒋介石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既要做总统，又要造出人们拥戴他的气氛。因此，他首先便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坚决辞让”做总统候选人，而把胡适等人推出来装璜门面。作为蒋介石的老搭档和把兄弟，戴季陶自然是心领神会。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戴季陶本来抱病在身可以因病请假，但他考虑到，总统选举非同儿戏，在这关键时刻，岂能袖手旁观？因此还是带病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围绕总统候选人的问题，各个派系闹得沸沸扬扬。由于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不少人信以为真，有人便直截了当地提胡适当候选人，还有些人提出吴稚晖、于右任、居正做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先把蒋介石恭维一番，说他如何“劳苦功高”，为了爱护“领袖”应该让他暂时休息一下。而CC派则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当总统。
戴季陶坐在最前排，他一声不响，静静地听着两派人物的发言，同时内心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对策。他深深知道，蒋介石提出不做总统候选人，是做戏给美国人看的，也是对国民党部属的一种民意测验，是争权力的一种手段。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戴季陶对他这位把兄弟是深有了解的，以退为进，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法，他越是提出不愿当总统，就越说明他想当总统，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不明真相，顺了他的话去做，那保准是会倒霉的。
想到这里，戴季陶顾不得自己重病在身，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登台发言。他十分激动，满脸涨得通红，几乎是用教训的口吻斥责“总裁不当总统为宜”的论调。说他们不懂政治，不顾大局，这种做法只能置中华民国于绝境。他力言就国民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国民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戴季陶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台下顿时鸦雀无声，以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威望，谁都不敢与之争锋。于是，戴季陶一锤定音，拥蒋派占了绝对优势。最后，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派人向蒋劝驾。蒋介石扭捏一番之后欣然接受。
由于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意，戴季陶在国民党内官运亨通被蒋视为心腹。
无独有偶，与戴季陶相比，蒋如镜也算得上是民国官场上的后起之秀。本世纪30年代，暴发户蒋介石一下子显贵起来。然而，此时蒋介石根基未稳，各派反蒋声浪不绝于耳。不少人引经据典甚至捕风捉影造谣攻击蒋介石。一时间，蒋介石的身世之谜成为街头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政敌们也闻风而起，想借此搞臭蒋介石。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身世之谜便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因为蒋介石对自己的祖先是谁也不甚了解，有人说他本不姓蒋，是他母亲王氏把他带到蒋家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急于弄清自己的祖先是谁。一时间，他手下的文人忙了起来，但他们搞出来的东西，蒋介石都不太满意。
宜兴县的县长蒋如镜是个有心人，他翻阅古籍，走访民间，决心给蒋介石弄出个祖宗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取悦蒋介石的蒋氏祖宗线索。
宜兴有一蒋姓大族，始祖函亭乡侯蒋澄是东汉光武帝时的婺州刺史。而蒋澄的父亲蒋横，光武帝时拜为将军，举家迁到宜兴，他的几个儿子都曾受封，显赫一时。蒋澄死后，在宜兴城内的东店苍及官林镇附近的都山各有函亭侯祠一所。
蒋如镜牵强附会考证出奉化蒋氏与宜兴蒋氏同出一脉，于是上书蒋介石并呈上家谱。
蒋介石一看，高兴万分，祖上有一个蒋将军，还被封侯，有这样显赫的祖宗，蒋介石就成了将门之后，正符合自己总司令的身份，而且不仅有文字记载，更有两所函亭侯词作证，比空口说话好得多。
蒋介石马上认了祖宗，并偕宋美龄亲自到宜兴去“寻根”了。
蒋如镜真可谓登龙有术。不知他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他这一考证，比送给蒋介石万两黄金更能取得蒋的欢心。试想，一个小小县长，想见蒋介石一面都不可能，现在却成了总统府的座上客，真是一步登天，自此以后，仕途平坦，步步高升。
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也应做出知己知彼，“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交往之道，随机应变，才能事事顺遂。比如，在和领导相处时，就要根据领导的性格特点和其好恶，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方式做一些必要的修正，以便迅速赢得领导的好感，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领导才会有兴趣深入了解和考查你的才干，并使你“英雄有用武之地”。
冯某为人热情大方，很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调到一个新单位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赢得领导的好感和赏识。在做了一番调查后，他得知领导较保守就毅然舍弃了长发、牛仔等时髦装束，而以循规蹈矩的形象出现在领导面前。
在初步赢得领导的好感后，冯某就想发挥自己热情、乐于助人、慷慨大方的优点，主动与领导交往，建立友谊。不料，领导为人孤僻多疑，喜欢独处，对冯某的热情颇不习惯。冯某碰了几次壁后，就决心改变策略，去顺应领导的性格特点，不再经常围着领导转。
后来，冯某发现领导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打乒乓球，于是他就苦练了一段时间的球艺，然后频频在领导常去的一家俱乐部露面，并每次都是和领导在一起对阵、切磋球艺。此举果然奏效，在球来球往中领导渐渐放松了心理防卫，与冯某成为朋友。
经过一番交往，领导水到渠成地了解冯某身上的优点和才干，在工作中对他予以重用。冯某投其所好，出色地把自己推销给领导，从而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由此可见，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不仅是一种做官的手段，更是一门高超的处世艺术。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人们整天去揣摸领导、上司的意图，围着上司转，处处溜须拍马。但只要你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上司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现象太多，人们必须学会：“知上，识下”，尽量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才能避免“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难堪。
甘当“迟钝”的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