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召开前夕，对中国共产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有3个人，即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1887—1954），全名马·纳·罗易，生于印度孟加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共特别代表。1927年2月到广州，4月2日到武汉。
罗易此行使命有二：其一，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其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二是土地革命。
因此，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是罗易此行的一个重要使命。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罗易就开始讲话。在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报告中，罗易讲述了3个问题：1.关于革命前途；2.军队与革命的关系；3.关于革命的基地。讲第三个问题时，罗易批判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认为放弃东南革命地区而走向西北，这实际上是逃跑主义。
5月4日，罗易又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但也加进了许多个人意见。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共产国际认为有些可能性，但罗易却强调为仅此一种可能性；关于土地革命，罗易也超出共产国际的要求，不顾武汉实际，强调应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五大接受了罗易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观点，还接受罗易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因此，罗易对五大很满意，认为这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然而，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罗易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办法”。
鲍罗廷来华已3年有余，他早在国共合作之前，就已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他也是中共五大的重要人物。
鲍罗廷除抛出错误的“西北学说”外，在土地问题上跟陈独秀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异。他们都不主张马上搞土地革命，而要先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这就是所谓“先扩大革命，然后才能深入革命”的理论。罗易观点明显不同，他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先深入革命，后再扩大革命。
他们的意见各有偏颇，可以说都没从当时实际出发，也都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因而由他们指导的五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评价他们说：“客观地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这个评价不无道理。
在五大上，陈独秀虽然遭到了代表们的激烈批评，但仍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五大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它虽然没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还是在多方面有过贡献：
五大较全面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在过去党的会议上还无先例。它为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结束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大批判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明确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四大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使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五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做了认识上的准备；
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对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另外，五大为革命选拔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领导成员，是八七会议的重要组织基础，是“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这是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又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