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一，原名振家，19年11月生，家居陇南秦岭山区的成县，少年时代时处抗日战争后防，国统地方十分落后，生活困难，是在苦里成长。7岁入私塾读过孔孟之道。9岁入小学，聪明调皮，爱好书画，师从美术教师舅父李成，观摩学习中国画，双勾、水墨、无所不画，为乡人称赞。1941年考人省立成县师范学校，接触西画素描基础及绘画理论知识，兴趣所然，课堂上学不到的课外研习，操笔为同学和乡人画条屏、画中堂，坚持不懈，数年如一日，居然成了地方小画家。18岁去西安投考技艺师范美术科，被校方惑疑陕甘宁边区派遣，未被录取。即拜顾群为师，半年，因师母侯杰是西安地下党被捕人狱，
启蒙老师穷困，我无法从学回家乡，任初中美术老师年余，积其粮薪为路资到成都，考入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科，师从毕晋吉学国画，师从李有行、沈福文学西画。这个学校学风好、教学质量高，我如饥似渴学习基础绘画，进步很快。1949年西安解放之际，国民党军封锁川陕公路，学校停课，我徒步沿剑阁入甘小道回到陇南家乡。甘肃解放在望。1949年6月我加入了陇南地下党。冬天解放军南下我经组织动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七军文工团美术教员，在革命队伍里学习成长，抗美援朝时我调西北军区文化部战士读物社工作。经部队文艺整风思想有了提高，认识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得到启示，参加修建天兰铁路工程时我画了解放军修路生活组画，西北军区第一届文艺检阅，我被评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颁发了一级文艺奖章。
我在大军区读物社工作期间，美术编辑任务重、要求严，使我得到了锻炼，从插图到连环画，从小幅构图到大幅的绘画制作我都完成得很好，黄胄是我的副组长，创作能力强、水平高，对我帮助是很大的。此时期我连队采访，画了《巡逻归来》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画了《追歼》、《猎归》参加了全国青年美展和西北美术作品展览。二十多岁的我得到了党的教育和培养，对革命的美术工作充满了信心。
以后还和吕斯百先生等同志集体创作了《瓦子街大捷》军史画，作品参加了全军全国美术展览。可望走专业美术创作道路。
正当我在绘画事业上奋勇前进的时候，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和迫害。1们6年审干，我已转业到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整部队转业的反革命小集团，因我历史上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结论为参加了假地下党。接着双反运动，借检査甘肃画报的毒草作品，拔白旗我首当其冲。成为只专不红的反党典型。
1958年反右倾时，因甘肃文化艺术单位百分之五的右派抓得不够，我被补划成右派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改造。
大跃进时，甘肃成立地方剧种陇剧团，我被指派到陇剧团监督改造，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在剧团受到非人的对待，夜以继日工作，业务的、体力的一齐干，有成绩和荣誉是别人的，有责任是自己的。生活上倍受折磨。最难堪的是既没有业务上的自由，更没有人身的自由。刑事犯有期，右派无底，不知熬到何日。长期劳损使我患上了职业病，胃多次出血、颈椎病、右手关节半脱位。但只能老老实实服从改造。
四年多右派分子的帽子终于在1962年错划甄别复查中被摘掉了，恢复了自由，然而在我的历史档案里仍然是假地下党，控制工作，不能重用。
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声令下，我受到了不人道的专政，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新账老账一齐翻，挂黑牌子，早请示晚汇报，罚劳役、住牛棚，更有甚者逼供信，夜间私设公堂，拳打脚踢上软刑。这期间家属子女都受到影响，成为黑五类受歧视。但造反派多次调查找不出治罪的证据来。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时，我的档案首批送入军代表主持的文化厅党组会议上，我第一批被解放了。
1973年我出于对美术事业的责任心和信心，我决心要求脱离陇剧团调动工作岗位，不调动我就不上班，即使开除工职，我也要去画画，去搞美术。
1973年调整工作，调动到甘肃省博物馆。博物馆的美工是研究历史绘画、临摹壁画，从事美术史范围的工作。不重视美术创作，但对继承民族美术传统，提高美术修养是有益的。有较自由的业务时间，对我在美术事业上的进步是有作用的。这期间我有几件事值得回忆：
观摹了敦煌壁画，研究了石窟艺术，下魏晋墓临摹砖画，画了不少历史画稿，出了魏晋墓砖画的书。
研究了丝绸之路，作了甘肃丝绸之路风情画的计划工作。画了部分画。
两次作甘肃长征路的调查工作，从四川毛尔盖进人甘肃俄介沿红军走过的路经腊子口到达会宁。我画了长征组画。既受了革命传统的教育，也研究了山水画。部分作品发表和展览了。这期间使我在国画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1980年在丁井文、华君武、黄胄帮助下，我到北京文化部创作组研习国画，攻写意花鸟画。学习借鉴的机会多，使我开了眼界。这时黄胄组建中国画研究院，有机会协助工作，使我长住颐和园藻鉴堂，安静的环境、优越的条件使我走上了花鸟画专业创作的道路。此后我常到北京，参加了中南海、国务院、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国宾馆布置画的工作，得到了锻练和提高。到1990年先后十年间流连北京，受到何海霞、许麟庐、李苦禅、叶浅予、黄胄等先生的关心和指导，我感到无比幸运。曾争取调北京，或落户北京长期画画，但由于政策未曾落实，甘肃领导扣住不放，没有达到目的。北京可以说是艺术的大学校，可我没有缘份。
恢复党籍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事业上我觉得无怨无悔。然我已年及花甲，为党工作的时间也不太多了。生活上还住在三十多年未曾改变的工人宿舍里。我连补交党费的钱都没有，结论上总箅说了公道话，数十年勤勤恳恳经得起考验，为甘肃的美术工作做出了贡献。
筹备甘肃画院，我整整接触了八年。丢又丢不开，上又上不去，起初难度很大，从给省委写报告，到争取立项，旁观的人多，实干的人少，领导意见也不一致。我去请副省长葛士英作后台，得到省长、省委书记的支持。但基建上去了，业务没法开展。在政协会上提案促成了画院成立。总算给甘肃办了一件事情，心安理得。
进入甘肃省政协，得到王秉祥老前辈的关照，王秉祥主席是甘肃的老领导，是甘肃人，所以他更关心甘肃人，我在北京国宾馆见到过他，他为我在北京给国务院作画而感到高兴，他也为我给天安门作画而高兴，他说你能见到总理和国家主席杨尚昆是甘肃人的骄傲，感到我在北京能认识老画家前途大有希望。先后在五、六届政协当委员期间，为甘肃美术界的不团结发过言，我认为甘肃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力量没有发挥出来。
我的艺术道路是坎坷的，出于参加革命自愿，出于对美术事业的责任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在什么困难和危险的境地，我都没有灰心，坚持了工作岗位，数十年如一日，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深入生活的权利我放弃了人物画创作，没有条件到下面去写生我放弃了山水画。但我没有放下画笔和创作的研究。我老伴给我在窗台上种上了牵牛花，朝夕观察，久而久之，也画得得心应手。在我住牛棚的时候，只允许读红宝书、毛泽东老三篇，不允许读别的书，我就把艺术理论的书用红塑料纸包起来偷偷地读。没有忘记美术事业。
我生来比较固执、愚笨，做事做人从不会转弯抹角，业务思想上比较保守，走的是重视传统、重视基础，再去写生观察进行创作的路。从不与人辩论，怎么样画我行我素。但从来也没有自己满足过。作画有时是样样都画，有时画几天也不换内容。自己没有过高的期望，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年已古稀还没有较大的作为，肯定自己不会成为大画家的。一步一个脚印的量力而行，心情是开朗的。
近七十岁了，在广州、香港卖了画，积蓄了二十多万元想回家乡盖个小四合院，晚年养老，也给儿孙留点纪念。但在老同学、老朋友及地方热心同志支持下，建议修个艺术馆，作为集展览、收藏、学习、交流为一体的公益设施，我同意了。开始有人说赞助希望很大，因地设计，工程上马了，只建了主体就没钱了，只得送画上门去化缘，预算三十万，带附属工程耗资五十万，开馆了地皮费还没有交完。这几年，年年补充，年年建，包括花园、设备又花去了十万，总共开支六十万，两亩土地，七百平米的建筑物，基本完备，算给家乡办了件好事，我死了也带不走。希望能充实、提高、完善、管好，永远留给家乡。没有把画画好，这是我最大的不安。
2000年8月
选自《中国画研究院通讯》总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