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步运动”开始，美国文明一直没有停止它前进的脚步，“二战”后更是达到了高潮。其间先后经历了罗斯福新政、杜鲁门的公平纲领、肯尼迪的新边疆运动，最后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这60多年，是美国文明一点点从兴起到巅峰的时期，也为日后战胜苏联奠定了经济和伦理基础。
第一节 战后美国的进步。
杜鲁门“公平施政纲领”与肯尼迪“新边疆政策”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都是世界舆论界批评的对象，即使在美国国内也不例外。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美国发明核武器后，美国的核专家们将制作核武器的资料都无偿地给了苏联，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苏联的制度比美国好。
但后来苏联的名声开始不好了，而美国的名声又慢慢好了起来，那中间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伟大社会建设”。经历了“伟大社会建设”，人们发现不实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所以后来人们对社会主义也就不怎么向往了。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而最高的地产遗产税税率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远高于20年代，而且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降低了贫富差距，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斗争成果。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自“新政”后，民主党就一直以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则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民主党推动美国前行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新政”。其实在“二战”之前胡佛就宣传美国有能力消灭贫困了，后来大萧条的发生让这种承诺成为笑话。其实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大萧条，美国确实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考虑到共和党为富人服务的传统，胡佛也只能是将“消灭贫穷”当成口号喊一喊，要真正消灭贫穷，还得依靠民主党，民主党才是真正的进步势力。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
“二战”之后，继续推进美国迈向进步的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战后第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咨文，标志着“公平施政纲领”的开端。纲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5—1947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经济复原和解决就业问题，使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47—1950年为施政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改革，即扩大社会经济福利，但只取得了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的成就。
“公平施政纲领”是杜鲁门政府的施政基础，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阻力。1949年第80届国会对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反应迟钝，公然敌视。第80届国会很快在华盛顿被称为“哼哈”国会，因为它通常麻木不仁，懒懒散散。除了国会的不予支持之外，南方的国会议员施展惯用的妨碍议事策略来击败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的努力。共和党人及南方民主党人联盟成功地推翻了几乎所有的“公平施政计划”。尽管如此，“公平施政纲领”在社会保障方面，还是有些成就的。
1950年通过的对《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增加了1000万新的受益人，范围扩大到农民、公务人员、个体手工业者、家庭仆人，以及其他工人，并将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平均增加77。5%。1952年对该法案又加了一条修正案，养老金再增加12。5%。并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的扩大，也将更多的人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中来，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在战后对大萧条的恐惧。
美国的“公平施政纲领”在曲折中艰难前进，其阻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施政纲领实施的不彻底。但纲领在促进公众对国内社会的觉醒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1950—1965年的15年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次唤起美国民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新理解和新要求的民权运动，这让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道德升华的心态。纲领为20世纪60年代肯迪尼“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奠定了社会基础。
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
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新边疆”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在接受提名演说中，肯尼迪说：“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和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他要求美国人民必须准备作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
大选中，美国选民对共和党政府日益感到失望。民主党乘机攻击共和党政府造成“导弹差距”，使美国失去“优势地位”。民主党提出的竞选政纲宣称，要恢复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道德力量”，重新制定援外方针，更加强调经济援助和国际合作，促进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结束共和党的紧缩政策，扩大社会福利和保险，加强民权立法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1917—1963）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选总统。
肯尼迪当选总统时年仅43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火炬已传到新一代的美国人手中。”他要开拓“新边疆”，号召建立“全球大联盟”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他组织起一个最年轻的、办事效率很高的内阁和智囊团，雄心勃勃地要推行他的“新边疆”计划。他送交第87届国会的议案就有107项，内容极其广泛，包括由联邦提供经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稳定物价、大量拨款改建城市贫民窟、实行医疗计划、援助教育事业、实施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发展空间技术、改善社会保险和民权立法等，其中有73项通过。
肯尼迪的计划旨在使国家摆脱衰退、刺激经济增长，并用经济和社会福利手段帮助贫苦阶层。但他的“新边疆”计划，遭到了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总统要求通过一项教育法案，在3年内向各州提供补助金23亿美元，以改善学校建设和提高教师工资，并在5年内拨款33亿美元作为联邦奖学金。1961年5月，参议院通过此项法案，但由于天主教要求教区学校与公立学校获得同等补助被总统拒绝，天主教的民主党人便加入保守派，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否决了肯尼迪的法案。经过政府不懈的努力，1961年还是取得几项立法的胜利：新住房法授权以近50亿美元来进行为期4年的地方城市更新计划；工人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在两年内由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地区重新开发，提供近4亿美元联邦贷款和拨款，援助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的“贫困地区”。
从1961年起，他还通过了区域发展条例和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系列计划，着手解决“贫困之源”问题。同时提出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登上月球的空间计划。1962年，颁布“工资—物价”准则，把工资增长保持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内。1963年提出要求取消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权法案》。但其教育法案、医疗保健法案等则在国会中被反对势力击败。“新边疆”运动的发起意味着政府干预的深化，标志着美国向福利国家的转变。
第二节 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
约翰逊及其“伟大社会”建设。
经过杜鲁门的承上启下后，美国进入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时期。
约翰逊为自己确定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使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顺利得到通过，其中包括民权和医疗保险。他成功了：国会在短期内就通过了所有这些有争议的政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民权法案》，当肯尼迪去世时，这项法案在参议院陷入了困境，但借助于对肯尼迪的怀念，并运用他自己在立法方面的特别技巧和经验，约翰逊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这过程中，约翰逊运用他的天赋说服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并且使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也加入到了支持者的行列里来。不过，获得这一支持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限制新成立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权力。在原议案中，“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被赋予了防止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权力，但在共和党的坚持下，该委员会被剥夺了对之提起诉讼的权力。
新议案规定该委员会有权提出诉讼建议，但只有司法部才有权提起诉讼。而司法部也只有在存有明显歧视行为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尽管如此，《民权法案》的主要目标仍然保留了下来——废除南方已经建立的种族隔离制度。
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标志着总统作为立法领导者的地位得到了恢复。更重要的是，在禁止种族歧视方面得到了总统的支持。
约翰逊为《民权法案》进行的斗争获得了成功，这让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十分惊讶。总统研究学者、自称是肯尼迪的忠实支持者的詹姆斯·；迈克格雷格·；伯恩斯说道，“让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将是这位技艺高超的参议员如何充满信心地走上总统职位，并从一开始就操弄起了总统影响力的杠杆”。然而，《民权法案》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取得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胜利后，许多人认为也应该歇下来了，让国会轻松一下，给官僚机构和国家一些喘息的空间。但约翰逊并没有这样做，他要超越肯尼迪的“新边疆”计划，他将自己的计划称为“伟大社会”计划。
在1964年的大选中，他和民主党人彻底击败了共和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选举让约翰逊获得公众授权。他在全国获得了超过60%的普选票，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增加了37个席位，在参议院增加了一个席位，从而确保了他们在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地位，这都为后来“伟大社会”计划的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1964年5月22日，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开学典礼上，约翰逊首次披露了他的“伟大社会”构想，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处于历史上最富强的时候，然而再富强的国家也会存在贫困。约翰逊称，“（美国）对这个富裕国度中的贫穷的、无继承权的、饱尝饥饿和失望的、痛苦的人们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劳有所酬，在施展才干后能得到满足的国家……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追求知识，接触美好事物，享受家庭和社区温暖的国家……我们寻求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人能工作，伴随着追求幸福的不仅是安全，而且是精神上的成就、升华和满足。因此，让我们共同完成这项伟大任务。‘伟大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最终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改革”。
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饥饿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教育孩子的人，被匮乏压倒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说法和罗斯福所言“四大自由”是一以贯之的，是积极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表现。
其大胆的想象，将过去的改革设想仅仅当作了一个起点：“伟大社会”以保证所有人的富裕与自由为出发点，要求结束贫困和种族不公，为此在这个时代已经竭尽全力，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伟大社会”是一个所有孩子都能发现知识，以丰富内心和增强才智的地方；在这里，闲暇被视为进行修养和反思的机会，受人欢迎，而不是作为一个产生厌倦与不安的原因，让人恐惧；它是人类城市的福地，不仅为人类的肉体和商业需要服务，而且满足人们对美的渴望和对社会群体生活的强烈需求。
1965年，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他的“伟大社会”政治理念，认为“伟大的社会”立足于“契约的立意公正，明定自由，并有联邦约束”，指出“在一块丰饶的土地上，家家都不容生活于绝望的贫困中。在一块收获丰盛的土地上，孩童不容挨饿受冻。在一块充满进步奇迹的土地上，邻人不至于痛苦、死亡而无人问津。在一块知识普及、学者众多的伟大土地上，年纪轻的国民必须接受读和写的训练”。“我们必须努力提供能增加每个公民成功机会的知识和环境。”他认为变革的时代，美国将“不停地生成、尝试、探索、起伏、休整、再尝试，只要一直在尝试，就总会有收获”。这显然又与罗斯福的试验精神一脉相承。此后，他以年度咨文、特别咨文、专题演说、竞选演说、总统经济报告等一系列方式强调美国的贫困问题，诉诸全民的良心，推动联邦立法。
他开始把以“向贫困开战”为主要内容的“伟大计划”付诸实践。约翰逊列出解决贫困的五大关键因素：教育、健康、技能和工作、社会和地区重建、机会平等。在教育方面，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向贫困大学生贷款和奖学金制度；在医疗方面，通过了《医疗照顾法》，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在保障人权方面，通过了3个民权法案，禁止对黑人选举歧视、住房歧视，以及其他不公正待遇。除此之外，还通过了发展城市、保护环境的法律。
他运用自己出色的政治手腕和政治影响促成了百余项新项目出台：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计划到关爱老年人。为了纪念杜鲁门，约翰逊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为了纪念肯尼迪，约翰逊原汁原味地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便是在深陷困境的1968年，他也还是全力推动了《住房法案》的通过。到第89届国会（1965—1966）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项立法，已有90项获得通过。
“伟大社会”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全面的社会改革计划，罗斯福之后，还没有哪个总统能作出这么多的业绩来重新安排这个国家。“新政”主要是应急，而“伟大社会”则是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由政府来保障每个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水准。“新政”受惠者主要是那些因非人为因素而陷入绝境者。减税计划扩大了公司私人的收入，刺激了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福利计划使贫困人口从1964年的3610万人减少到2410万人，降低了占美国全部人口比例的7个百分点。职业培训计划也使很大一部分人从食税者变成纳税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生活。民权法的通过标志着黑人在权力运动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这些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转移了以民权运动为主的群众斗争方向，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经济也得以大幅度的增长。
“伟大社会”与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拖了约翰逊的后腿。1965年，越南战争的参战人数为18万，到1967年末，已经达到了50万。
“伟大社会”的理念深得民心，约翰逊本可以带领美国走得更远。他以从未梦想过的规模进行政治改革工作，但越南战争分了他的神。更为致命的是，约翰逊犯下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聪明的猎手不会同时追两只兔子。
事实上，约翰逊也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他曾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伟大计划。当越战即将升级时，“伟大社会”计划的许多议案都有待批准，他曾忧心地说，增加国防经费也许会扼杀他提出的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方案。
但约翰逊最终没有放弃越南。而越战，不仅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也耗去了约翰逊的巨大精力，他痛苦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想同时追两只兔子的时候，可能一只也追不上。到了1968年，越战使约翰逊的威信“跳水”，支持率也急速跌至36%，并最终迫使他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而他身后的美国，却用了很多年才从“越战”的阴影中走出来。
其实，就算没有越南战争这一外在压力，约翰逊总统也不可能凝聚起建设伟大社会的合力，当年杜鲁门的“公平纲领”没有实现，原因也在这里。任何社会都一样，没有危机，就没有改进社会的动力。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只需几年就能恢复，伟大社会的成果却长期保留了下来。
第三节 战后民权运动的最伟大贡献。
《民权法案》及《平权法案》出台。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问题，而且美国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19世纪后期，美国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女权运动，妇女要求享有明确和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直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条修正案才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朝鲜战争期间，由于有黑人参加作战，军队中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事实推动了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美国南方种族隔离还相当普遍，这类制度强迫黑人接受劣等教育，使用不完善的公共设施，令他们蒙受了无休无止的伤害与侮辱。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公共教育领域绝不允许‘隔离但平等’原则存在。在教育机构内推行种族隔离，实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
民主党执政的政府支持民权运动，例如任命黑人为高级官员和联邦法官、下令军事学院招收黑人、规定联邦建造或出售的住宅不得实行种族歧视、禁止州际铁路及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支持南部黑人选民登记运动，甚至动用联邦军队保护民权运动。但是民权运动没有取得社会共识和法律范畴的可靠保障，许多情况下矛盾反而激化。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布朗控诉教育局案”判决，宣布长期统治教育领域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为违宪。
1955年12月1日晚，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共汽车上，42岁的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拒绝把座位让给一名后来上车的白人男子。当时蒙哥马利市还实行公共汽车座位隔离制度，黑人须为白人让座。罗莎拒绝让座后，被咆哮的白人司机赶下汽车，并遭警察逮捕和处以罚金。罗莎决心用法律手段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挑战，从而激起了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风潮。在26岁的黑人领袖、新教徒马丁·；路德·；金的带领下，全美爆发了长达381天的抵制巴士座位隔离运动，标志着一场现代民权运动的开始。翌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巴士座位隔离制违反《宪法》，罗莎也因此被称为“民权运动之母”。
1963年4月，在全美实行种族隔离最为彻底的南方大城市伯明翰，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和平示威游行，遭到阿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下令袭击镇压，接着种族主义暴徒炸了马丁·；路德·；金的居所。美国总统肯尼迪派遣联邦部队前去，暂时平息了局势。但不久两名黑人准备在州立大学注册，华莱士州长亲自站到州立大学办公大楼门前，公开声称作为本州岛权力的化身他要张臂阻止黑人学生入内。肯尼迪果断命令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开进校园保护黑人学生，迫使华莱士让步，黑人学生才按时注册。
争取自身权利是要通过斗争付出代价的。伯明翰的示威推动了全美民权运动，是夏全国发生了750多次游行示威。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正在考验美国的民主政治。
美国总统肯尼迪出身白人豪富家庭，有花花公子之风，但他是民选总统，要对人民负责，不能在和平演变的伟大进程中无所作为。1963年6月11日晚，他发表电视演说，呼吁这个国家履行自己的人权保证，采取行动，给黑人平等权利，解决国家面临的“道义危机”。他说：“民权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像《圣经》一样历史悠久，像《宪法》一样明确。它不能用警察镇压行动去解决，不能靠街头日益增长的示威去解决，也不能凭象征性的姿态或言语平息。一场伟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国家的义务是使这场伟大的变革对大家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这次演讲，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承担起反对一切种族歧视的义务的开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黑人领袖们，欢呼称颂其为第二次解放宣言。
一星期后，肯尼迪向国会送交了一份内容全面、影响深远的《民权法案》。他知道面前阻力重重，必须做艰苦细致的说服和协调工作，以创造一种使法案成为法律的气氛。肯尼迪同副总统一起，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私人会议，以争取1600多位有广泛代表性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合作和理解。其中有教育家、企业家、市长、编辑、律师、黑人领袖、南方保守势力领袖、妇女组织和群众团体领导人……有种族融合主义者也有种族隔离主义者，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没有用金钱，也不靠强制手段，而是发挥总统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扩大共识，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支持《民权法案》的“院外集团”。许多商店、剧院和餐馆自动取消了种族隔离的标志，雇主和工会开始减少种族限制，南方的市长和资方商会也开始同黑人领袖对谈，黑人大学生取得了学位，因拒绝黑人学生而一度关门的学校自愿重新开学了……
美国在进步，但种族主义顽固势力不甘心失败，其代表人物阿拉巴马州的华莱士州长，再度调遣武装力量，把黑人学生从几个城市新设立的黑白同校的学校中赶出来，迫使肯尼迪不得不再次动用联邦军事命令逼退华莱士。但华莱士式的人物不是孤立的，许多地方白人学生拒进有黑人的学校，黑人学童在路上常常挨打，黑人教室被炸，警察动辄枪击黑人，白人青年打死黑人等侮辱、迫害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表明争取人权的最大决心，黑人必须进一步显示团结和力量。1963年8月28日，美国黑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和平集会和游行。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一次又一次高呼“我有一个梦”，寄望“从前奴隶的子孙们和从前奴隶主的子孙们将能像兄弟般地坐在同一桌旁……那里黑人小男孩、小女孩可以和白人小男孩、小女孩，像兄弟姐妹一样手牵手并肩而行”，憧憬将来人际关系和谐平等完全实现的美景，被称为“近百年改变世界的八大演说之一”。游行结束后，肯尼迪在白宫就以“我有一个梦”为词欢迎接见了黑人领袖。他称赞这是“一次解除痛苦的集会……它合乎我们伟大的传统”。
25万人的集会游行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显示了受压迫的黑人在民权运动善用民主体制的合法斗争，从而赢得了更多白人支持者。《民权法案》在国会中激辩不已，但支持者逐渐增多。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不幸遇刺，次年6月在继位的约翰逊总统任内，《民权法案》终获国会通过，并于7月2日正式签署，是为著名的《民权法案》。从此结束了长期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为生活在美国的2200万黑人铺设了一条公正的大道。法案不仅针对黑人，而且规定对一切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为非法，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人权进步的里程碑。随后1965年又出台了确保少数民族语言群体的投票权的《投票权法》等一系列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以支持《民权法案》的有效实施。于是，全美所有交通工具、宾馆、饭店、戏院等公共场所的种族座位隔离制都被废除了。
后来依据肯尼迪发布的第10925号总统令，发展形成了包含范围广泛的《平权法案》，其中要求在就业和就学方面不只局限于平等的原则，而应对黑人等少数民族提供优先考虑和优先机会，使得黑人和少数民族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明显的实质性的改善。这是美国民权运动史上又一件举足轻重的革命性之举。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对《平权法案》解释道：“你不能把一个才从很多年的手铐脚镣束缚中解救出来的人，立刻将他带到与别人并肩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和别人自由竞争’，并且相信这样做是绝对公平的。因为对于打开一道公平的大门，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这些。如果我们全体公民都能够从公平的大门下通过，那么所谓的公平，不只是权力和理论，更是事实和结果。”
现代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已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切人生而平等”基本实现。
第四节 经济学家如何影响美国变革。
加尔布雷斯：美国黄金年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如果说凯恩斯是让美国走向强大的经济学家，那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则是让美国走向文明的经济学家。
加尔布雷斯是美国继凯恩斯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他既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自由思想家、作家、教授、总统顾问和大使，是民主党的元老级人物之一。美国听了他的声音，才有了“伟大社会”建设，也因为美国没有听从他的声音，才有了越战的耻辱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乃至今日的衰落。
加尔布雷斯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甚至亲身参与了不少事件。他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他还在普林斯顿、哈佛、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大学教授经济学与政治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美国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关注各种现实问题。同时，这也是他观点形成的社会背景。他写作的范围宽广得令人费解，除了严肃的经济学著作与畅销书外，他还出版了小说与剧本，其中一部被搬上了百老汇，版税超过了他多年来教授收入的总和；他还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感与嘲讽精神，正是这种特质，使他赢得了公众的普遍钟爱。
在长达几十年时间中，加尔布雷斯一直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多达40本的著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专栏文章脍炙人口，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最为卓越的公众知识分子。他的地位和成就还远远不止这些，是加尔布雷斯复兴了美国对市场主义的普遍怀疑，并且成为20世纪60年代当之无愧的弄潮儿，那是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
加尔布雷斯继承美国制度学派的传统，坚持以制度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把经济学分为微观宏观是一种不幸。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见福利的倾向。他研究了广泛的课题，使制度经济学形成庞大而复杂的体系。
1926年，他进入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后并入圭尔夫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毕业后，不甘心当生猪定级员的加尔布雷斯又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在诸多流派中，年轻的加尔布雷斯对凡勃伦情有独钟。拿到博士学位后，加尔布雷斯很幸运地进入了哈佛大学担任讲师，并有机会参与为政府献策。
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为了拯救农业和农民，投入巨款进行补贴，但无济于事。1935年，加尔布雷斯参加了布鲁金斯学会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他写了5篇关于新政时期农业政策的论文，论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机构利用融资机制使农民摆脱困境这一做法的有效性。他自己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例如，根据商业周期的特点，为农民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还款计划。
这个经历让加尔布雷斯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性。也明白了“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加尔布雷斯一直把对权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其实，农民出身的加尔布雷斯从未觉得市场原则有多么神圣不可侵犯。越来越弱势的农业部门，没有来自政府的支持，靠天吃饭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因此从心态上说，加尔布雷斯天然地倾向于罗斯福新政。
1939年加尔布雷斯开始为政府工作，他参加了位于华盛顿的国家防务顾问委员会，1941年春成为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在罗斯福政府最高价格控制机构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美国的战时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要极大地归功于他的工作。这也令他一生引以为荣。
1946年，他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战后，他满腔热情为斯蒂文森竞选总统出谋划策。斯蒂文森落败后，加尔布雷斯另择“明主”，帮助他在哈佛的学生约翰·；肯尼迪夺得总统宝座，加尔布雷斯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步入巅峰。他没有获得想要的参议员职位，而是出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即便如此，肯尼迪仍把老师当作最亲密的经济政策顾问，并允许他绕过国会和国务院直接“上密折”。不过加尔布雷斯绝非沽名钓誉的奏折派，他的参政活动自有其政纲及内心价值作为指向。
1958年，加尔布雷斯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丰裕社会》，该书深刻剖析了美国丰裕社会背后的贫困问题。在加尔布雷斯写作该书时，美国已经进入了整体上相当富裕的黄金年代，但整个社会仍然存在大量贫民，公共建设相对来说也十分落后，贫富之悬殊、公共品的匮乏甚至让富人都感觉到了不便和痛苦。他认为当美国的私人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公共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贫穷。他批评这种商品的富足和社会服务的贫穷的现象。根据他的描述，美国的消费文化已经走火入魔，造成了物质丰富、社会服务缺乏。他特别攻击企业利用广告诱惑消费者购买许多他们并不需要或者无关紧要的商品，通过刺激过分的需求来解决消费品生产的过剩。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纷纷投入超前消费，过度借贷。这样的行为，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萧条。他在环境问题上，比其他人至少领先了10年，指出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对环境所带来的伤害要远远超出那些消费品所带来的好处。
在他看来，“看不见的手”有促使私人经济繁荣和公营经济凋敝的趋势。商品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高雅的艺术等社会福利。如果人们在个人奢侈消费上开支少一些，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开支多一些，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就会更长远、更有意义。书中提出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下面这段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立着横七竖八的电线杆的城市，到达了几乎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他们从便携式冰箱里取出包装精美的食物，在污浊的河流边野餐。他们在一个停车场过夜，这里威胁着公共卫生和道德。他们躺在尼龙帐篷下面的气垫床上，被腐败的垃圾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包裹着，就在入睡前，或许他们会反思幸福为何如此不均等。难道这就是美国的精英吗？”
但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是极端鼓励自由竞争的，公众对于任何让政府变得更“大”的观念都十分警惕，贫困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保持社会追求财富动力的必需。《丰裕社会》一书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评论者说这本书迫使国家重新审视它的价值观。而《丰裕社会》的风行也确实改变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精英的思想，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指定阅读该书。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不仅在美国得到了认可，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整个西方广泛的政府扩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加尔布雷斯这本书也被列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受欢迎的20本常青畅销书之一，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有着可以跟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相提并论的政策影响力的著作，其影响美国整整半个世纪。
其实，传统上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的学问，经济学家认为稀缺性是永恒的，在《丰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斯就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已经终结了物质稀缺怎么办？的确，人们永远可以创造出新的稀缺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加尔布雷斯提出的问题没有意义。深具历史感的加尔布雷斯希望提醒人们，由于人类社会几乎在全部历史时期都处于绝对的贫困，福利国家的历史短暂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让人类在思维上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基于贫困的习惯，甚至连我们的身体也由于害怕遭受饥饿而功能性地囤积脂肪。
基于贫困的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人们对于生产的过度关注。即便在美国，更多的人死于食物过剩而不是食物短缺，但人们仍然在致力于生产更多的食品。加尔布雷斯认为，我们对于生产的关注，其实是强大的历史力量和心理力量的最终结果，传统的消费者需求理论尽管让人疑窦丛生，但仍被广泛接受并得到既得利益者的极力维护。然而对应于私人财富的富足，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公路、学校、卫生、住房、警察等）则没有得到充分资助。然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恰恰是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人们一旦有了栖身之处，就需要干净的街道；企业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现代社会存在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鲜明反差，是加尔布雷斯终身坚持的看法。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街道和干净的住宅并存、破烂的学校和昂贵的电视同在的世界中。”加尔布雷斯深信国家必须在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希望在丰裕社会里将社会平衡置于经济增长之前，他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帮助低收入阶层。
20世纪60年代，他出任肯尼迪竞选顾问；约翰逊总统即位后，他也是约翰逊的顾问。在《丰裕社会》之后，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也出版发行，贫困问题成为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提出了“向贫穷宣战”口号和“伟大社会”计划。加尔布雷斯在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伟大社会”演讲中向全美国呼吁：伟大社会应该人人富足和自由，消灭贫穷和种族歧视；孩子们能够学习知识，丰富他们的大脑，发挥他们的才智；人们能够享受闲适，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而非商品的数量；社会为市民提供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质，更要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和谐的渴望。
“伟大社会”在解决美国贫穷问题上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这本书让最为推崇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加入了建设福利社会的国家行列。尽管美国两党交替，但福利社会的基本架构还是维持住了。
加尔布雷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家的理念。这种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之下，美国掀起了一场向贫困宣战的运动，大大改善了美国的贫困状况；二是对战争的坚决反对，虽然他从事为政府服务的工作，却反对美国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同时对美国日益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敲响警钟。
加尔布雷斯先生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演讲时谈到这个问题，说：“我非常喜欢林登·；约翰逊，而且，我尊重他，他是一位把智力与他的意愿相结合——结合得非常好——付诸行动的人。”但最终，加尔布雷斯与约翰逊因为越南问题上的分歧而断交。
在冷战意识形态主宰学院知识分子的潮流大势中，加尔布雷斯拒绝成为“冷战斗士”，并与之展开持久的对抗，这是加尔布雷斯的政治的独特属性，是加尔布雷斯照耀史册的闪光之处。在冷战政治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演进中，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越南战争。而这场长达14年的战争，构成加尔布雷斯的痛苦、悲哀、愤怒和激昂的斗争的根由，也导致了他和最高国家权力关系的彻底改变。
实际上，政府内部只有极少数人与加尔布雷斯一样持明确反对越南战争的观点，当然他们无力扭转越战升级的趋势。加尔布雷斯和约翰逊本来长期保有良好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但他成为“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后，和约翰逊总统的密切关系也就此告终。
在越战结束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一样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文化、道德、法律，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不接受历史经验指导的愚蠢所致。
而加尔布雷斯之所以反对越战，主要是基于他的政府工作经历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美国“军工联合体”政治的了解。加尔布雷斯对军事工业联合体的看法解释了人民利益是如何屈从于军工企业和五角大楼的利益，从而导致资源错配、权力错位的。加尔布雷斯指出，政府开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理性的和无目的的开支，无法证明这些开支是为了满足公共需要；第二类是为了满足政府当前和过去项目所需的日常开支，比如社会保障和国防研究；第三类是政府对未来资本进行投资，包括教育、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公众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足以控制政府开支。原因有二：第一，普通市民缺少专业的技术知识、经验和机密信息，而且很少涉及军事相关的问题；第二，直到交易最后完成，一般民众甚至意识不到军事方面的运作和支出，甚至不会争论和质疑一个国家应该保持多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在这种情形下，分配政府支出的权力一旦落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上，就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发展使得美国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保持一种非正式的世界霸主地位。这种机制具有自我维持和强化的功能，但军事力量越强大，资源消耗越多。公共制度对政府监督的失效使得军事工业联合体获得特权，侵蚀公众利益，危及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特别是，在市场饱和与需求不稳定时，鼓励冲突成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军事工业联合体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全球不稳定，尽管加尔布雷斯研究的是冷战期间军费开支的危险性，但这一规律到现在还适用。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分析。
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加尔布雷斯承袭20世纪中期伯纳姆等人提出的“经理革命论”的思想，构造了以所谓“权力转移论”为核心的新理论，他最早提出了“知识资本”一词，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已经代替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专业知识分子已经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的掌握知识资本权力的人。在加尔布雷斯看来，谁拥有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可以大权在握。他分析了美国200年来生产要素的变化，基于此指出：200年前，土地是决定性因素，地主是掌权者。随着在美洲等地发现大批土地，资本渐渐变得稀缺起来，于是，掌权者就成了资本家。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门化，而它对于企业成败又至关重要，于是，包括科技人员、管理者、律师等在内的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便成为新一代掌权者。而原来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资本家，已经大权旁落，风光不再，他们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专门知识，已无法真正控制企业。
《新工业国》在重点分析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公司的权力已经从资本家手里转到“技术结构阶层”手里。在公司中拥有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注重于公司的增长与强大，形成忽视公共利益的大公司。正是大公司的这种地位，引起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和销售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都是少数的大型企业。随着技术的进步，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间、资本与人力剧增。事实上，正是大型企业资助了大部分导致技术变革的研究和开发。
随着企业的逐步成长，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生产技术越来越精妙，个人已经难以控制工程技术、原料采购、质量控制、劳工关系，以及市场营销的方方面面，必须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团队，共同管理现代企业的决策行为。于是，群体决策和技术专家变得日益重要，权力从个人所有者转向了生产过程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
在加尔布雷斯看来，“技术结构阶层”并不占有土地和物质形态的资本，但是他们拥有技术、管理等专门知识，知识已经成为新的资本。这个新阶层掌握了知识资本，具有非经济因素的优势，拥有主宰当代社会的权力。通过对新兴的“技术结构阶层”的分析，加尔布雷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和权力分配、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技术结构阶层”由企业代表、员工代表、企业董事、律师、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和营销专家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他们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构成了生产的第四种要素。“技术结构阶层”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技术，以及通过怎样的市场营销和定价策略销售产品，并负责企业的内外融资等。在一个成熟的企业里，“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从股东那里获取，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满足生存和自治的需要。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技术结构阶层”有两方面的目标，或者说需要：一是为了确保生存的保护性需要；二是为了强化地位的肯定性需要。
“技术结构阶层”首先需要确保自己的生存，避免因股东不满而被驱逐。低收益或高损失都可能对“技术结构阶层”的决策权形成挑战，因为股东会联合起来对抗企业的管理，甚至抛售股票，最终导致新的资本进入和“技术结构阶层”的重建。企业规模扩张不仅能够确保一定水平的利润，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机会和岗位，“技术结构阶层”之间的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通过企业的规模扩张和技术领先来首先追求满意水平的利润，而非最大化的利润，成为“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和市场规则相容的利润最大化并非必然，垄断性企业可以选择利润最大化之下的水平，这种行为却和企业追求垄断地位的目标不容。计划不是寻求市场机会的结果，而是市场不确定的结果。对市场的从属性及对市场结果的从属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润最大化仍然是“技术结构阶层”的追求目标。
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还必须确保利润的稳定性。在成本、需求和价格发生变动后，利润通常也会发生变动。“技术结构阶层”不仅需要直接控制价格和成本，还必须有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为了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必须有相应的计划措施。比如，通过垂直一体化来控制供应商和销售渠道；通过开发多样性的产品应对消费者偏好的突然转变；通过广告来引导和控制消费者偏好；通过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合同来消除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20世纪70年代后的思想
20世纪70年代，加尔布雷斯继续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思想带进更为广阔的公众视野。《不确定的年代》和《经济学大众指南》相继出版。197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6年，美国演化经济学协会授予他凡勃伦－康芒斯奖。1982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文学院的成员（共50人，他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两年之后，当选为主席。
这一时期，他强烈反对美国走向保守主义的趋势，反对将贪婪作为个人行为第一推动力的复兴，尤其反对里根政府的管理政策。
加尔布雷斯强调：为了理解经济，必须了解历史；为了理解真实世界，必须理解权力所在。他最早警告美国整个国家在滑向保守的右翼，从而丧失这个国家伟大的精神传统。美国的保守主义上台后，加尔布雷斯更是充当反对者的角色。在加尔布雷斯看来，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都是为了迎合占统治地位的保守阶层的思想武器，一个来源于一条随手在餐桌上画出来的曲线，一个是亚当·；斯密200年前的旧瓶装新酒。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人成事，挽狂澜于既倒，解国家于倒悬，才是他心目中的真英雄。
然而，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虽反对但也无奈，针对共和党一贯的观点“减税同样有利于穷人”，他讽刺说：是的，马喂饱了，麻雀才有些残渣。
美国的政客们用减税来收买选票，用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环境建设等公共支出来摆出一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选择权利的小政府姿态。但加尔布雷斯令人信服地说明，减税政策所打着的“要机会平等，不要收入平等”的幌子下面，是不关心贫困人群的死活，最终“合法”且“自然”地剥夺了他们可以平等选择的“机会集合”。
加尔布雷斯不仅对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一贯地批评，而且对民主党也不满。他批评民主党20多年来提不出一个有特点且有价值的施政纲领。即便是肯尼迪之后最有声望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是如此，“克林顿承诺了很多，做到的却很少”。至少在他看来，当初承诺的都没得到彻底的贯彻。
加尔布雷斯认为，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研究狭隘地排除了权利和政治利益的因素”。在一个理想的完全竞争的世界中，经济学理论在前提假设上就忽视了推动社会演变的制度因素。加尔布雷斯确实是一个继承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他的三本最为著名的书，便是美国各个时期的写照。有趣的是，加尔布雷斯对政治的预测也无比准确。他在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中提到，巨型企业与一些相反的力量，尤其是工会，针锋相对；在1958年的《丰裕社会》中提到，大规模的物质消费与惊人的浪费并存；而在1967年的《新工业国》中提到，生产者主权取代了消费者主权，商业竞争下降。随后的几十年时光里，他的这些预言都得到了印证。
在进入21世纪后，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曾经提及的问题也得到了应验，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准确预测到不断膨胀的借贷消费必然将透支整个美国社会经济，从而最终将酿成一场危机。“消费需求越来越依赖消费者承受债务的能力和意愿，消费的每次增长都会引起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我们在迈入更高消费水准的同时必然会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是《丰裕社会》中的提醒。
另外翻阅加尔布雷斯写于1997年的小册子《自满的年代》，也不难发现，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活动与斯蒂格利茨要人们警惕的大公司的金融会计把戏，早就在加尔布雷斯的警告之列。准确的预见不需要过多的时髦包装和长篇大论，加尔布雷斯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这些得到重视，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
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眷顾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众多福利经济学家，其实已经证明了加尔布雷斯的论述是靠得住的。2000年和2003年，美国另外两位一流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著作《非理性繁荣》和《喧嚣的九十年代》，他们都对充斥着战后最乐观情绪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抱有截然相反的不同看法。没有多少人敢小觑这两个人意见的分量。
加尔布雷斯对美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总统候选人的宣传定位、大选的力量对比，在美国大选中无不中鹄。这些反映出了加尔布雷斯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洞察力，他的直觉和问题意识异常出色。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无法仅仅凭借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对加尔布雷斯加以臧否。《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他搅乱了左翼和右翼的阵营。”任何愿意面对现实的人，都能够意识到《丰裕社会》所蕴含的合理之处，同时也不会沉湎于加尔布雷斯过于理想化的社会构思。
社会生活一直在继续，个人生活的幸福或辛酸，依然以最真实的方式嵌入等待被书写的历史，也以无声的方式迎接必然落入寂然之渊的命运。一个经济学家并无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他能做的是将他的声音和说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动的社会影响力中，并保持乐观充满期待的心态。处于一个社会，无论民主或非民主或其他，对无权者宣扬“一言可以兴邦”，都带有谎言的色彩。
对经济的驾轻就熟，对政治、权力的透辟了解都源自其非同寻常的介入和对社会的持久关怀，即使年事已高，加尔布雷斯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笔。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相继出版了以下著作：《权力的剖析》一书解释了权力的本质及其和经济政治体系的关系；《经济学展望：一个批判的历史》一书整合了经济历史和经济思想的历史；《好社会》强调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必须更加关注贫困问题；《经济时代之旅：第一手观点》回顾了美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历史；《罗斯福以来的重要人物》回顾了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政策。
2000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向加尔布雷斯先生颁发“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一生的贡献。
加尔布雷斯的其他经济思想。
加尔布雷斯接受了正统的经济学训练，而且一直是哈佛大学最有名的教授。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模型化和数理化的道路上狂奔至今，加尔布雷斯却沿袭了他老师凯恩斯和美国制度学派领袖凡勃伦的古典风格，对远离现实世界的模型化表述嗤之以鼻。
加尔布雷斯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本身，而且在于对社会行为的解释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讽刺那些关注鸡零狗碎的经济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细琢的理论，而对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事件持冷漠态度的经济学家；满怀温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个历史时期有力解决了社会生活困境的理论，同时不忘快意酣畅地哂笑那些试图以个人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加尔布雷斯的著作大部分都不采用数学和统计分析，但这些著作却是思考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的优秀范例。加尔布雷斯的观察和思考，紧密地贴着时代。研究加尔布雷斯的思想，就是研究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他的兴趣始终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把经济学看成解释现实世界的学问。正因如此，很多人甚至认为，他是在凡勃伦、康芒斯和米歇尔之后，美国制度学派的最后代表。
过去很多人强调斯密的经济学家身份，现在看来未免狭隘。随着对斯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很多学者逐渐还原出他的道德哲学家的本来面目。斯密想要给出社会的发展和运作的一整套方案，并且实在地推进人性的改进，这种努力在《道德情操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加尔布雷斯也正是斯密和托尼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和斯密、托尼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三位都重视本国利益，追求人民福利，以开放的心态听取意见，以积极的努力推行政府改良。他们并不看重纯粹理论研究，而是注重政策在现实中的作用。斯密的政治立场非常复杂，但肯定不是某些人归纳的极端市场主义者，而托尼和加尔布雷斯则是明显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有追求社会公正的博大情怀。
很久以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曾经有句著名的预言：“骑士时代已一去不返了，而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计算的人如日中天，欧洲的（骑士）精神灰飞烟灭了。”多年之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把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长期以来，上述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典型看法深入人心，然而加尔布雷斯横空出世后，这一切改变了。
就经济学传统而言，加尔布雷斯是凯恩斯思想薪火的继承人。凯恩斯对经济学范式的贡献因为他的信徒沉浸于数学模型而被大大低估，加尔布雷斯的意义在于，他继承了凯恩斯处理公共政策的技巧，并再次证明经济学家能够并且应该同公众有效地交流，甚至他们所秉持的优美而尖锐的文风也如出一辙。
加尔布雷斯理论的一个核心支点，在于经济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冲突。从1952年出版的《美国资本主义》开始，他开始总结美国从一个小农场作坊的社会变成一个大企业、巨型超级市场的国家的过程。他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经济变得日益垄断化。垄断企业对穷人和社会也变得十分吝啬，造成了“私人的富有和公共的污秽”。他探讨经济权力的集中，提出大企业和工会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它们在利润最大化和工资收入最大化的斗争中互相抵消，达成了力量平衡，保证了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在加尔布雷斯的经济思想中，有关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内容散见于他的诸多文献。他在思考经济管理和货币稳定问题过程中，最终成就了《货币：来自何处，去向何方》一书。书中详细考察了货币、银行和货币政策的历史。
通货膨胀源于何处？从历史上看，可能来自于战争，也可能来自自然灾害。“二战”以后的和平时期，通货膨胀又源于何处呢？加尔布雷斯认为，如果需求超过了工厂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产能极限，增加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一观点和凯恩斯论述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相类似。不过，在二元系统的现代经济中，必须对两种系统下的通货膨胀和反通货膨胀措施区别对待。
在市场系统中，价格上涨是需求增加的自动反映，需求增加既可能是信贷数量的扩张，也可能是政府支出的增多。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容易控制，因而需求可以降低，价格也可以恢复如初。但是，如果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争取到更高工资，必然意味着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品价格的提高。在计划系统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大型企业具有控制价格的能力，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把工资上涨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短期看，这种做法虽然可能损害到企业的规模扩展，也总比工人罢工破坏生产的情况强。特别是对“技术结构阶层”而言，这种方式不用承担涨价带来的任何成本。从历史上看，大型企业倾向于接受工会组织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大型企业的工资水平表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产品价格呈现出一种慢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与凯恩斯一样，加尔布雷斯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真正传人，强行将凯恩斯与加尔布雷斯推入经济学家的行列是片面的，就像把伏尔泰说成是哲学家、把达·；芬奇说成是画家一样片面，他们同处于人类文明中最令人惊叹的才俊之列，他们以更宽广与全面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世界。
他们从不身陷具体细节之中，从不执迷于琐碎的解决方案，甚至从不坚守一种理论。他们知道褊狭是多么危险，专业之分对他们是某种侮辱，因为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个通才。
加尔布雷斯是典型的罗斯福新政的继承人，他不断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在几年后出版的《新工业国》中，加尔布雷斯继续探讨了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管理专家、分析人员、设计者在内的技术官僚正在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资源的真正调配者。
正是源于对通货膨胀产生根源的独特见解，加尔布雷斯在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上也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中逆向而为的需求管理政策。这一点在他出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开出的药方简单而直接：控制工资和价格。
在加尔布雷斯看来，通货膨胀是经济扩张的必然结果，而经济扩张又是现代文明得以维持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政府的任务就是必须抛弃以高失业率、低通胀的方式来维持价格持续稳定的信条。简单来说，如哈耶克那样的同时坚持低通胀与充分就业，确保现代文明之维持和发展，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政府的任务就是控制适度通胀，保持充分就业，促使经济不断增长。
加尔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带有政治行动的气质，从不掩饰自己对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渴望。《美好社会》写作时间是1993—1995年，生于1908年的加尔布雷斯已是真正耄耋之年，思想上却毫无耄昏耋衰之迹，似白须银髯的智者，从容地述说他对人世睿智而质朴的认知。这一回，他不再像以往那样满怀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评那些既定的立场，更多的是对人类世界的柔情和爱，同时融合着对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宽容。他把美好社会的本质界定为：美好社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从货币诞生的时候开始，人在社会交往中追求金钱，或者说现实物质上的回报，一直在影响着人最切实的生活。但是每一种文化因为其所担负的维护文明秩序的职责，或多或少会掩饰或淡化对这样的影响的关注，尽管在现实层面，每个人都需要关注这一点。憧憬一个美好的社会，在历史上吸引过很多人，但是，那些言说却从来没有像加尔布雷斯那样清晰地指出：因为金钱所购之物，以及通常纯粹的获得钱财的愉悦，没有什么比金钱上的回报预期更能激发对社会有益的努力了。那么怎样使“追求金钱上的回报”变得有价值，既让个人生活有价值，又对社会有益？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是加尔布雷斯在写作《美好社会》一书时贯穿的主线。如果说在加尔布雷斯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中，对军事权力、对外政策的策划性建议，并不能让我们感觉到真实的和煦，那么他对美好社会的经济、权力、权利的构思，以及政府、教育等扮演的角色的定位，显然让人如沐春风。加尔布雷斯把人简洁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富人，一类是穷人。美好社会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经济社会，让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经济收入的机会，允许愿意参与社会的人以其才能追求金钱上的回报，施展其良性的致富方法，同时温情地保护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经济事务的人。政府提供有益的公共干预和控制，使经济的运转朝向有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方向。政治不是权力的角斗场，而将造就美德和自由的秩序。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领导和指引大公司的人手中，那些人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者，而是以经济的理性参与者的身份在掌握权力、调整经济，使之良性运作。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允许人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生活，追求个人最大的价值，同时在此间付出对社会有益的合理努力。
加尔布雷斯对美好社会的描述中有很多想法尚未能以经验的形式被直接实践，而只能以理念的形式被分享。也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处境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有些人不知道，一个是有些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加尔布雷斯在强调他所描述的美好社会的可行性时说：“在我们这里又是渗入东风的温煦，带着希望的光，而不是阴郁的沼泽。”
加尔布雷斯对贫穷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投向了问题更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加尔布雷斯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富裕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贫穷国家却陷入亘古的贫穷之中，包括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等部分国家。这些地区的长期贫穷已经形成了“顺应贫穷”的贫穷文化，不思进取、缺乏热情，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穷链。长期来看，解决这些地方的贫穷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把他们从农业领域拽到生产潜力更大的工业领域，但是不能牺牲其他更具基础性的方面，包括政治稳定、教育，以及文化投资。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今世界上，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贫穷的，也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民是不贫穷的。
“贫困扼杀人们的创造力，摧毁人们的能量，阻止人们追求美好的事物。顺应贫困，就是让贫困永生不灭。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有多重要，但是以我所见，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
加尔布雷斯与权力。
他是“新政”以来美国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教父。从三十几岁进入罗斯福政府，一直到亲自为林登·；约翰逊总统起草“伟大社会”的讲话，他每每能够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是一位能够用思想直接塑造历史的人。在西方，知识分子参政是晚近之事，而且多以顾问形式与闻，但亲密如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与肯尼迪，亦师亦友，也是少见的。任何引导人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规则，都可能使个人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动物，必然有权力这个东西从社会内部诞生。权力对公共和私人行为的影响，一直未被主流经济学家纳入研究范畴。现实远比抽象公理更复杂，加尔布雷斯关心的不是纯粹的抽象理论，而是现实背后的真实原因。
他以经济学立身成名，但他显然弃绝“为知识而知识”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伦理。在学术生涯中他从不回避和淡化政治，在他看来，政治是旨在改善并不完美的世界，建立“好社会”的宏伟事业；而政治需要知识、思想和良知，政治的运作需要把充足的知识、恰切的思想，以及关于人性、人生和社会的良知注入权力。他正是在这里发现并终生坚守着自己的使命。在专业化学术对知识的公共属性和政治意义产生深刻销蚀作用的20世纪，极少有人能像加尔布雷斯那样，通过种种政治行动发挥思想、言论影响乃至改变世界的力量。
从撰写总统就职演讲稿，到成为总统的私人智囊，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义为中心的，而非以权力为中心、目标和规则。与权力的偶然、暂时的结合，让他对不道义的权力使用，忧心忡忡了一辈子。加尔布雷斯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师”，但从根本上说肯尼迪并不是他的“主公”。他始终保持着与总统权力的距离和独立性。他思考行事的方式和风格并没有因为他所属的政治集团由在野向当朝的转换而发生变化。
他在政治中的功能是给总统权力注入理念和良知，而不是帮助政客运作权力。1960年6月，加尔布雷斯在和肯尼迪的会面中敦促肯尼迪作出承诺：如果能够当选，就一定阻断维护种族主义的中坚分子、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继续担任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职务，而肯尼迪断然拒绝了。在选后筹组新政府的短暂时间里，加尔布雷斯还向肯尼迪开列了一个囊括政府各部门和白宫班底职位的人选名单，着重推举自由派和学界人士。但从最后的实际任命来看，肯尼迪的选择与加尔布雷斯的推荐显然相去甚远。
他从来没有停止批判和讽刺“体制世界”和官僚机构里的“组织人”，当然也不免受到这些人的挖苦。担任总统经济顾问、与加尔布雷斯私交似乎还不错的保罗·；萨缪尔森说：“听任我们伟大的国家由沃尔特·；罗斯托和肯·；加尔布雷斯之类的全能型天才来摆弄，兹事体大……我想我的责任就是抵消肯·；加尔布雷斯的影响。”
对加尔布雷斯的历史评价。
“我是最后一个幸存者”，加尔布雷斯不会忘记提醒我们，他是那个伟大的罗斯福时代最后的重要参与人与见证者。加尔布雷斯不仅挺过了岁月的残酷，还挺过了他所倡导的理论的严寒期。在过去的20年里，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与更早一些的哈耶克，所倡导的不受干涉的自由市场理论大获全胜，但是看看令人惊异的“安然事件”或“9·；11事件”，加尔布雷斯所强调的干涉原则与平衡社会正在重新获得它的生命力。英国最著名的财经记者威尔·；休顿，早在1998年庆祝加尔布雷斯90岁生日时就写道：“看来那个经济理论的钟摆正在朝加尔布雷斯先生摆回来。”
加尔布雷斯或许根本不在乎那个钟摆到底摆向何方，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在1997年写作了《自满文化》一书，声称自满的保守势力失去了改良社会的勇气与责任，被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左右。无疑小布什正是这一轮保守浪潮的代言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加尔布雷思达到并界定了他的领域的最高峰。他是如此有影响力，因为他具有把复杂的理论化为简单大众语言的杰出能力，他的思想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大路货”。
从信念中获得解放是变革事业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其他的一切任务都取决于此。如果听任诸种经济力量自行其是，则其除了为有权有势者造福外，绝不会为了行善而运作。无论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家，还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和超越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光彩夺目的思想巨星，他都将其深刻的思想延伸到众多领域。
他是唯一以经济学家身份当选的美国艺术和文学院主席，还获得了“百年来哈佛最有趣教授”的称号。他有可观的经济收入——罗索夫斯基又称其为哈佛教授中“靠写作发财”的突出例子，因此他又能够成为成功的艺术品收藏家和慷慨的公益捐赠人。
加尔布雷斯给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留下了深刻印记。加尔布雷斯之于政治权力，无论是襄助和介入，还是离弃和批判，都始终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加尔布雷斯不仅以学术和思想，而且以政治行动塑造了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典范。
加尔布雷斯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度量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但他并没有构建出这样的数学模型，他这个希望一直处于落空状态。
社会生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政治学更比任何一个学说来得漫长。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或凯恩斯，这些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人的学说，都是短暂的。包括加尔布雷斯自己通过《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三本书构建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是短暂的。
然而加尔布雷斯，这位经济、政治和思想界的巨匠，他留下了长长的影子。哈佛校长萨默斯说：“加尔布雷斯是完全意义上的巅峰式人物。他的思想在经济和政治上对20世纪下半叶构成了最重要的贡献。他是哈佛的标志，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人物了。”可以说没有他，哈佛不会像今天这样辉煌。
只有最有利于穷人的，才是最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的，而最有利于穷人的却是最不容易被认可的。如果经济学家们搞不懂这个道理，经济政策就必将失败。
——加尔布雷斯。
第五节 美国到底如何腐败。
文官制度建立后的美国腐败史。
前面提到，美国为了抑制政党分赃，1883年建立了文官制度。这虽然极大地抑制了美国的腐败，但并没有终止腐败，文官制度建立之后的美国仍然是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家。
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均陷入不同程度的腐败丑闻之中。1905年，法国人绘制了一幅美国政治地图，对45个州的政治状况进行了区分，表明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13个州部分腐败，25个州完全腐败。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亨利·；沃摩思的年薪为8000美元，而在其任职4年内竟捞取了50万美元。还有一个州长盗卖自由民局的供应品，大量侵吞公物公款。佛罗里达的税务官员竟私分税款50万美元。在1881年揭露的“星号邮路案”中，包括前联邦参议员在内的一帮官员，密谋勾结政府邮件承包商人，借助抬高邮价、增加无价值的服务等手段诈取了联邦邮政部至少400万美元。
这一时期的腐败之风是普遍性现象，联邦政府和各州立法机构几乎都与铁路公司及形形色色的贪污集团联系密切。如海军部利用签订军舰制造合同的机会得到赃款几十万美元，陆军部则大量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纽约市“特威德集团案”、费城煤气公司“麦克梅内斯集团贪污案”、联合太平洋铁路“莫比利公司案”及“威士忌酒集团案”，都牵涉到许多政界要员。在逃税漏税的“威士忌集团案”中，牵扯到了财政部主要官员和总统的私人秘书，后者参与密谋并通风报信，但却得到格兰特总统的庇护，依然逍遥法外。
腐败不仅在联邦政府中盛行，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更为猖獗，腐败成风，贿赂成灾。在美国进步时代，党魁势力恶性膨胀，地方政府多被地方政治核心小集团所控制，其首领称为“党魁”，亦称“政治老板”。集政党势力、市政权力和大企业利益三位一体，“他们控制各级政党机器，纵横捭阖，游说策划于台前幕后，依靠恩赐官职来拉拢党派骨干，进而控制各种选举和州、联邦的政局。他们将其党羽安插到政府各重要部门，将政府变为牟取私利的工具。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尔的摩等许多城市都曾沦为党魁操纵的工具，塔慕尼大厦成为腐败的城市政府的代号”。
1860—1900年间，全国市政部门的债务由200万美元猛增到14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流入城市老板及其党徒的腰包。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纽约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纽约时报》曾一语双关地讽刺特威德为“泥水匠大王”，在特威德担任纽约市长期间，仅1870年一年内，纽约市的市政债务就由3600万美元陡增至9700万美元；至第二年末，该项债务竟已超过纽约市不动产总值的12%。在美国史学家哈洛德·；津克考察的18个城市老板中，有10个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的财产。州政府和市政府两级立法部门中广泛安插着党魁势力，州议会干预市政的做法司空见惯，城市政府的实权操纵在城市老板控制下的立法部门手中。据统计，仅1867年一年内，纽约州议会所通过的有关该州城市的立法，就超过了整个英国此前30年的立法总和。当时一位著名教育家评论说：“美国的城市老板是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的政府——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
经济方面的原因。
“内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饰民主政治的巨大污点，工业巨头杰伊·；古德尔曾大言不惭地承认：“当一个人获得竞选提名后总要求找我捐款，这已成惯例，我提供捐款，并相信这对公司来说乃是报偿丰厚的投资。”政党也成了企业界的保护者，企业家出身的共和党领袖马克·；汉纳说：“政府只是企业的一种形式，必须严格按企业来加以对待，在民主制中政府的一切问题乃是钱的问题。”
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产生了混乱，金钱成为许多人生存的唯一目标。19世纪末，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一时，成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主流。这两股思潮已经积淀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学上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运动过程，认为贫困、腐败等现象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等待进化来解决。
莱基在1896年曾十分不满地评论道：“美国公众舆论在对待那些臭名昭著的欺诈行径和腐败现象时表现出出奇的漠不关心……这乃是一个陌生人对美国生活特点的最深切的感受。”正如林肯·；斯蒂芬斯所言，“人民并非纯洁无过……贪污与无法无天的风气，乃是美国风气”。
另外长期以来，美国法律对官员的个人和家庭财产是不作公开要求的。这一情况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开始发生改变，腐败的程度也在缓慢下降。尽管如此，沃伦·；哈丁任职时期（1921—1923）仍然成为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由于他不善于挑选和监督下属官员，致使官员贪污受贿成风。许多犯罪集团为了逃避“禁酒令”，纷纷向警察和政府官员行贿，官匪一家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公众对腐败问题的注意力。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政府腐败丑闻相继曝光，反腐败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
“二战”结束后，参议员莫斯向国会提交了敦促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几年后，另一名年轻气盛的参议员巴内特也提议建立官员行为规范，来保障官员廉洁。然而，保守心态弥漫、麦卡锡主义高涨的20世纪50年代里，这些法案的进展都不顺利。直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幕僚长阿丹姆斯爆出受贿丑闻，这些激进参议员们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阿丹姆斯中年从政，做过联邦众议员和州长。由于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学历不高，所以只抓大政策，剩下的事情都由幕僚管理，阿丹姆斯得到艾森豪威尔信赖，在20世纪50年代实际主导了整个白宫的幕僚集团。权倾天下的他一度被人称为“美国的影子总统”。然而，这位几乎一手遮天的阿丹姆斯，却因一件外套和一条地毯栽了跟斗。
195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调查一名名为古德凡的商人时，发现了与阿丹姆斯有关的线索。调查发现阿丹姆斯收受了古德凡一件名贵的驼毛外套和一条东方风格的地毯。虽然最终没有证据表明阿丹姆斯为古德凡争取了什么特殊政策，但这种收受礼物的行为曝光之后，引发了公众的种种非议。阿丹姆斯不得不离开白宫，从而导致艾森豪威尔内阁陷入混乱。
阿丹姆斯丑闻之后，朝野上下都意识到了监督官员收入来源的重要性。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在1958年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要求任何在政府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可能会影响其职务决策的礼物和帮助。这项规定直接禁止了接受礼物和帮助的行为，而不考虑官员随后是否有回报行为——这显然是吸取了阿丹姆斯案的教训，避免官员以“贪赃不枉法”而免责。
然而，这项规定只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指导意见，尚未正式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定。
为了改善行政官员的道德水准，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颁布了第10939号行政令，提出了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指南。1965年初，约翰逊总统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更为完善的道德行为标准令——11222号行政令。尽管政府颁布了官员道德操守的具体标准，但执法部门还是发现政府中存在腐败问题。
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人派遣了５名亲信潜入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被当场抓获。国会很快介入此事的调查，但尼克松及其下属官员滥用职权，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拒不交出录音磁带和相关文件。后来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为免遭弹劾，尼克松于1974年８月９日宣布辞职。“水门事件”不仅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而且在美国朝野上下引发了关于政府道德的大辩论，掀起一场政府道德革新运动。
这一革新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目的就是通过国家立法，建立健全国家廉政法律制度体系，以规范公职人员特别是政治家的从政行为，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并依法设立廉政监察机构，监督查处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
《联邦选举竞选法》是“水门事件”后出台的第一部廉政法律。1974年，美国国会对原竞选法进行了修改并通过该法。该法首次规定了总统和国会参众议员候选人竞选开支的总额，首次规定了由联邦政府补助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限制了个人和团体捐款数额，规定了总统、副总统和国会参众议员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的限额等。美国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竞选法的实施，并对违法者进行调查和起诉。
第六节 卡特年代的反腐：真正将权力装进笼子。
《政府道德法》的出台。
政党分赃的问题、竞选资金的问题、“旋转门”的问题、财产的问题……
为了制约官员，1977年1月，卡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作出改革政府的承诺。卡特认为，腐败根源及后果表现为官员丧失基本的廉耻，因此必须将纪律处分、法律制裁与道德培训结合起来。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案就是《从政道德法》，而最著名的制度就是财产申报制度。
1978年10月26日，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同时通过与此相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法》和《监察长法》。该法对换届交接、官员任命、选举、募捐、游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进行规范。卡特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表示，这个法案将进一步有助于使美国联邦政府变成一个公开的、诚实的、不为利益冲突困扰的政府。
《从政道德法》的内容。
《从政道德法》规定了行政官员的任后操守问题，即所谓“旋转门”限制。离职后，从行政部门转到私人部门，按规定要有一年冷冻期，禁止他们以公司顾问或职员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进行商务谈判，并禁止其在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由游说其前任机构。所有总统提名的高级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行政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必须申报财产，设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专司调查、检控高级行政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
根据这部法案，一切官员如果从联邦政府之外的任何来源得到超过200美元的红利、租金、利息、资本利得，就必须进行申报。如果收受累积价值超过250美元的礼品，或者从事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贸易、业务投资，也必须进行申报。本人除主要住所外，如果进行超过1000美元的房地产购置、出售或交换，也需要进行申报。如果不予以申报，或者造假，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负责接受申报的伦理办公室可以将案情通报联邦司法部部长，并通过地区法院对该名官员提起诉讼。因此，《从政道德法》成了悬在官员头顶的清廉利剑，让官员不敢越雷池半步。
1982年，曾对上述某些部分作了较大修改。其中规定：
①总统、副总统、职位在SES或GS16级以上的全部雇员，政府道德署主任及全部被任命担任各行政部门道德监察官员的人员，应提交公共财政收入报告；某些敏感领域，如签订合同和决定权利或利益的批准部门的GS13级以上的雇员，应提供非公共报告。规定应当申报的财产收入包括各种利息和收入、各种礼物资产负债、涉及某种财产的交易、在商界担任的职务，以及配偶和未独立子女的财产收益等。对如期申报并经审查发现有违法收入的，由部门道德监察官员对申报人提出忠告，使其放弃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或者偿还、归还收益，甚至辞职或调职。逾期不报者，则将受到司法部的起诉。
②公职人员退休或离职后重新就业，如前政府雇员从事与其供职期间的职务或工作有关的商业活动，要有1～2年的“冷却限制期”，有的是终身的禁止期。
③政府高级官员有舞弊犯罪行为，司法部可以任命检察官独立进行调查，不受各界的影响。
由于美国社会的舞弊行为较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映，1988年10月，美国国会第100届会议上通过新的《从政道德法》，意在对原《从政道德法》加以补充，加强对前联邦官员游说活动的限制。如规定国会议员离任后，一年内不得向任何国会议员或工作人员游说；国会工作人员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同他曾为其工作过的议员或该议员的工作人员接触等。但新法案提交里根政府后被否决。
需要注意的是，《从政道德法》属于法律范畴，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名政府官员被法院裁判违反《从政道德法》，就会受到法律惩处。
联邦政府还设立《从政道德法》的执行机构，在联邦人事管理局内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也译为联邦伦理办公室、联邦廉政署），审查政府各部门的官员因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腐败，负责高级行政人员的财产申报和协调人事管理局对行政人员的监督。
《从政道德法》同时规定，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的法律文件属于“日落”条款，“一定时间后废止”，美国国会分别在1983年、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5次修订和重新颁布《政府道德办公室再授权法案》。独立检察官制度则在1999年由于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而被废止。
从政道德改革法：公职人员瞒报财产则受刑事制裁。
《从政道德法》只监督对行政官，不监督国会议员，而国会也是腐败的重地。1989年1月，老布什总统建立了联邦道德法改革总统委员会，研究加强廉政问题，并于1989年4月正式向国会提出一项新的《从政道德法》，对原《从政道德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为美国历史上提出的最严格的政府道德法案。
其要求所有政府高级官员公布财产收支情况；修改财产申报方式，使申报内容一目了然；规定联邦法官必须遵守联邦政府有关利益冲突的管理条例，禁止政府官员、法官和议员受礼或免费旅行；禁止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公司企业的董事会；规定政府官员非工资性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收入的15%；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去职后，一年之内不得利用其与在职官员的关系从事游说活动或利用非公开的信息谋取利益；禁止国会议员挪用竞选资金支付私人开支。
2002年，联邦道德规范局对以前颁布的法规和实施细则进行了集中编撰，于10月2日公布了《行政官员道德行为准则》。该规则囊括了以前的从政道德法规并进行改进，对公职人员的行为作了很详细的规定，包括对政府官员的14项基本要求，涉及外界赠送礼物、彼此间赠送礼物、利益冲突、公正执法、为亲属就业的考量，以及滥用职权和外出活动，等等。例如对演讲费、讲课费和出版费作了限制性规定，收受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20美元；对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如果违反规定会受到什么惩罚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