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银行发展史。
美国是个实行宪政的国家，如果没有《宪法》、没有赋予政府某一方面的权力，则政府便没有对这一方面进行管理的资格。
这一点在联邦是否有权注册银行的问题上体现出来。1791年和1816年，联邦国会曾两次试图成立“美国银行”，以便对各州的银行实施监督和管理，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各州的反对，有的以违宪相威胁，最后只能由大法官进行裁决。1819年大法官最终判决国会有注册银行的权力，否认州对在联邦注册的银行实施征税的权力。此举极大提升了联邦政府对州的制约权。
1836年后出现开办银行的热潮，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并不多。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希望有更多银行在联邦注册，并以此提高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最终在国会的授权下，联邦向州立银行发行的流通票据征收10%的税收，以促使州立银行转为联邦银行。
由于当时银行刚刚兴起，联邦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注册斗争上，因此监管非常有限，整个银行业也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银行、证券、保险都是可以混业经营的，商业银行既可办理信贷，又能投资证券、售卖保险、从事信托业务等。
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美国通过《迈克法顿法案》限制了银行跨州经营。根据这一法案，美国的银行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经营，而且只能提供受限制的产品及服务，因此美国构成了以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各银行除了在自己的州内经营业务外，在其他州没有分支机构。这也是美国至今仍然拥有众多社区银行的原因所在。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人们在恐慌的驱使下，纷纷到银行挤兑存款，这导致很多银行因为现金流不足而倒闭。银行倒闭又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人恐慌、更多的人挤兑、更多的银行破产。据后来统计，在大萧条期间，全美共有三分之一的银行，即11，000家银行倒闭，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大萧条越来越严重，1931年，美国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调查大危机的成因。结果普遍认为，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也就是银行买卖股票，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由此得出，商业银行不应该参与证券交易，必须分业经营。
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当时的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斯蒂格尔共同起草的《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该法案确立了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原则。之后，又相继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意义重大，不仅完善、强化了相应的法律和规则，建立了监管体系，也为美国形成分割式的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框架。
在1940—1960年期间，美国各金融机构都致力于专业化经营，经营范围狭窄，业务也相对简单，各金融机构基本相安无事，可以说《1933年银行法》为美国金融业带来了稳定与繁荣。有数据表明在此期间，每年破产、被迫关闭的银行平均不到10家。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经济发展迅速，国际贸易繁荣，国际间的金融服务需求大量增加。而当时的美国金融机构很快发现了商机，它们发现在海外进行经营不会受到国内法律的监管，既可以跨业经营，不受地域限制，也可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因此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开始积极拓展国际业务。
这期间紧随花旗的有美洲银行、化学银行、大通银行、曼哈顿银行、第一国民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在西欧、中东、拉丁美洲和中美洲建立了大量的分支机构。到了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些美国银行又在亚太地区，特别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地迅速扩展业务。业务量的壮大使得美国银行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优势。
内部创新。
除了在国际业务上做得风生水起之外，美国银行也在国内进行着大量创新，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环境又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高通胀，而高通胀又导致了高利率、市场利率波动剧烈。而由于各国利率不统一，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国家间货币币值即汇率变化也很大。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逐渐解体。
1971年8月15日，在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积极鼓励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最终宣布停止向国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正式放弃了美元的黄金官价。自此，“二战”以来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固定汇率制逐渐瓦解，牙买加体系——浮动汇率制开始形成。到1976年，全部发达国家实行汇率浮动。
美国还在1973年取消了对资本流入的限制，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大量流入美国，以规避风险并寻求保值升值。而美国经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不景气，美国开始借债，美国短期国债利率在60年代中期一直低于5%，随后不断攀高，70年代在4。0%～11。5%之间波动，到了80年代则在7%～15%之间宽幅震荡，利率的振荡使得投资市场极不稳定，投资者或是出现巨额溢价或是出现巨额亏损。
短期市场利率的上升，必然导致长期市场失去吸引力，因此持有长期国债的银行都出现了亏损。这是因为存款都是短期的，而国债是长期的，银行对存款支付的利息，大大多于了其购买长期国债所获得的收益。
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增多，不仅使利率风险加大，汇率风险更是增加。国际汇率体系进入浮动制后，国际市场上汇率经常变化，致使各金融主体经常出现收益与预期收益的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
面对时势的巨变，各商业银行不得不以大量的金融创新，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金融创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70年代更为活跃，许多金融产品创新都是这个时候产生的；而到了80年代，这些创新又蔓延到了全世界，形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创新浪潮。这些创新包括：
1．创造可变利率的债权债务工具，如：可变利率存款单、可变利率抵押契约、可变利率贷款，等等。
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储蓄贷款协会开始发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这是一种当市场利率（通常是国库券利率）变动时其利率也随之变动的抵押贷款。例如，开始时，一笔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可能是5%，6个月后，这种利率随市场利率（例如6个月期国库券）上升或下降1%。这样，抵押贷款的利息支付也随着升或降1%。
当利率较高时，银行更愿意提供可变利率保护自己，防止利率进一步上升，借款者也愿意接受可变利率贷款，以防止自己锁定在高利率上。由于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能让发放抵押贷款的机构在利率上升时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在这段时期，这些机构的利润一直是丰厚的。
可变利率抵押贷款这一诱人特点，鼓励发放贷款机构发放初始利率低于传统抵押利率的抵押贷款，这使可变利率贷款受到许多居民的青睐。但是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对今后支付的款项具有不确定性，也有许多居民宁愿接受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这样，两种类型抵押贷款都广为流行。
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利率时期，可变利率贷款占所有居民住宅抵押贷款的60%。
2．开发金融衍生产品：
金融期货：如远期利率合约、货币远期合约。
期权：利率期权、货币期权。
互换：利率互换、货币互换。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都需要借助各种金融工具，锁定自己的收益，这便促进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也帮他们实现了风险转嫁。但风险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转嫁给了别人而已。
最早的期货产品有：
外汇期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这一工具，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汇率的巨幅波动给国际贸易带来的不确定性，从汇率到利率，金融期货的创新又引发了一系列其他衍生金融产品的诞生。
普通股票期权：期权金融创新的影响不亚于期货，最早的普通股票期权诞生于1973年，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创立。
期权的本质是一种权利买卖，以很小的资本，获得一次很大的权利，一般是指买方向卖方支付一定数量的权利金后拥有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指美式期权）或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指欧式期权）以事先规定好的履约价格向卖方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量的特定标的物的权利，而其获利主要是从行使这种权利中得到。
期权主要与期货配合使用，主要是获得买卖的价差，因此也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期权交易并非新生事物，18世纪后期的美国和欧洲市场就有，但受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其发展一直受到抑制。
1973年4月26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开张，进行统一化和标准化的期权合约买卖，期权合约的有关条款，包括合约量、到期日、敲定价等都逐渐标准化。起初，只开出16只股票的看涨期权，很快这个数字就成倍增加，股票的看跌期权不久也挂牌交易。迄今，全美所有交易所内有2500多只股票和60余种股票指数开设了相应的期权交易。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放松了对期权交易的限制，有意识地推出商品期权交易和金融期权交易。由于期权合约的标准化，期权合约可以在交易所里转让给第三人，并且交易过程也变得非常简单，最后的履约也得到了交易所的担保，这样不但提高了交易效率，也降低了交易成本。
1983年1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提出了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期权，纽约期货交易所也推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指数期货期权交易。随着股票指数期货期权交易的成功，各交易所将期权交易迅速扩展至其他金融期货领域。目前，期权交易所已经遍布全世界，其中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期权交易所。
嫁接技术革命创新。
计算机被用于处理银行业务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当时主要应用于工资、账务方面数据的批处理，比较简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其在金融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广泛，后来银行逐渐利用计算机进行资金支付清算、新产品设计、股票指数套利、抵押担保债券等业务。
20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在传输、收集、共享信息时更加便捷，这时主要用于处理财务账目、证券投资组合，或从事新产品设计以及进行资金清算、证券交易、证券分析等，不仅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费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所普遍采用的手段是自动柜员机和零售服务出口销售终端；90年代，银行则集中精力开发诸如智能卡、电子货币、借记卡、家庭网络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并获得巨大成功。
利用监管资源进行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美国金融业的获利增长点，这是因为美国一直对金融业监管非常严格，谁能开发出规避政府监管法规的产品，谁就能拓展新的业务项目，业务量一大，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因此，规避政府监管，也就成了美国金融创新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金融业是监管最严的行业，也是特别容易出现漏洞的行业。
积极寻求利率管制放松。
美国在早期也是实行利率管制的，对存款也设定了利率上限，以防止高息揽储。然而联储1933年实现的“Q条例”对存款利率设限的范围只适用于商业银行。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监管机构将政策收得更紧，对除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储蓄机构的存款利率也规定了上限，只允许他们以高于商业银行0。25个百分点的利率提供存款利息。
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随着市场利率的急剧上升，以及通信科技的迅速发展，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打破。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及豁免控制法》（DIDMCA）减少了政府对存款机构的业务品种限制，并在1986年4月废除了“Q条例”。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DIA）为了扶助储贷机构及储蓄银行，给予了储蓄机构以类似于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而且其不受联储的管制。《加恩-圣杰曼吸收存款机构法》解放了对储蓄机构盈利资产上的组合限制，允许其从事商业贷款和吸收活期存款等只有商业银行方能从事的业务。
《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1980年）
1980年通过了《储蓄机构取消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决定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分阶段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放宽储蓄机构的业务范围。1986年4月1日，美国彻底实现利率自由化。
冲破法定准备金红线。
有两个要素严重限制了银行赚钱的能力：一类是上面已介绍的对存款利率的限制，另一类就是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事实上起到的是对存款征税的作用。由于联储对准备金是不付息的，存在国外的美元存款恰好能规避对于准备金的要求，欧洲美元市场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
证券市场自由化。
美国经济和个人收入长期持续增长，个人和单位有了大量资金。然而，受到法规的束缚，银行的服务显然满足不了客户对资产增值的要求，于是对保险、退休金、证券投资等理财需求大大增加。顺应时代要求的以互助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证券市场的主力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特点是进行大笔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手续费自由化以前，美国证券市场一直采用固定佣金制且费用很高，而这种固定佣金制是建立在散户市场基础上的制度。1975年5月1日，证券委员会（SEC）开始改变规章，放弃对股票交易手续费的限制，实施股票交易手续费自由化。这次手续费自由化改革成为美国证券市场自由化的象征，为大的证券交易者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使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成本降低，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客户。结果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上更重要的力量，它对后来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非金融机构成宠儿。
自1933年美国实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严格分离以来，投资银行由于比商业银行受到较少的约束，从而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1970年后，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传输、收集、共享信息更加便捷，处理财务数据、进行资金清算、证券分析、证券投资组合、证券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大幅降低，引发了美国证券市场自由化改革，证券业务迅猛增长。
交易手续费自由化使美国券商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证券市场自由化改革前手续费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0年后手续费收入下降到不及总收入的20%。佣金收入的减少，促使美国券商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以寻找新的利润来源，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F）、现金管理账户（CMA）、包揽账户（WA）、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指数基金等创新金融产品便应运而生。自此，银行的大量客户纷纷被吸引到了证券市场，使得美国证券市场补足了元气，发展成为迄今全球最大、最好的证券市场。
银行资金“脱媒”
资金“脱媒”现象，即资金需求者直接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这种做法更加便捷、费用更低、资金供给者获利也更丰厚。由于资金不经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使得银行等存储机构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大幅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已经超过通过银行等存储机构的融资，达到总融资规模的60%～70%，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占金融总资产规模的比重也从1982年的不足44%，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60%以上。银行的储蓄存款开始有了“资金空洞”。
1978年以前，外国银行不受对国内银行的许多规定的约束，可以跨州设立分支行，也没有准备金要求等，比美国本土银行享有更多的优惠，可以经营更广泛的金融业务。以日本、英国、德国为代表的外国银行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这在美国引起了争议：一方面，一些美国企业及政府官员对美国开始放松对银行业的地区控制不满，更对外国银行拥有优于受严格管制的美国国内银行的特殊待遇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外国银行的作为，加速了外国资本流入，为美国联邦及州政府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也向美国国内企业主、家庭提供了贷款、信用卡、信用担保、财务计划，满足了资金需求者的资金需要。
1978年颁布了《国际银行法》，使得外国银行和国内银行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该法案规定外国银行只可以在它们确定为总部所在的州和允许外州银行进入的州内开办新的全功能分支机构，但允许在任何其他州中设立有限营业的分支机构和代理机构，并允许外国银行保留在《国际银行法》颁布前开办的任何全功能分支机构。1975年，外国银行贷款只占美国商业贷款的10%，1989年上升到28。5%，1996年外国银行在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达到美国注册银行的总资产（4万亿美元）的五分之一。
借控股公司之梯，爬过分业墙头。
1970年时，英美银行主导国际金融市场，日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加起来才相当于美国份额。到了1989年，德国份额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5倍，而日本份额则比英德美三国之总和还多。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欧和日本等国已经打破传统的界限，全能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趋势日益明显。这使得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商业银行业，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在海外遭遇重挫。首先是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贷款，然后是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最后蔓延至非洲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使本已在苦苦挣扎的美国商业银行更是雪上加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与拉美、远东、加勒比海和伦敦这些地区有着重要的贸易关系，美国银行在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也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大量贷款业务。
遭此棒击，美国银行业支撑不住了，银行开始纷纷倒闭。1984年有79家商业银行倒闭，到1990年时已高达200家。其中，1984年位列美国十大银行之一的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破产和1991年初拥有230亿美元资产的新英格兰银行集团破产，给美国金融业带来巨大震动。1990年底，全美最大的225家银行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7。53%，一些大银行的股价，甚至不到其账面价格的一半。根据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1991年全国已有1000家银行被列入有可能倒闭的“危险银行”，另外在200家大银行中，至少有35家急需44亿～6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否则可能在当年宣布倒闭。
尽管1927年的《迈克法顿法》及1933年《银行法》均禁止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但《迈克法顿法》也为跨州经营提供了漏洞。银行家可以通过银行控股公司实现在各州的跨越经营，并获得税收上的收益。
银行控股公司只持有一家或多家银行在外流通股票的一小部分，因此能绕过政府的管制。鉴于许多大的控股公司开始在其他州收购银行，国会通过了《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和《道格拉斯修订案》，用来禁止这种跨州收购的行为。1966年，国会又对《1956年银行控股公司法》作出修订，对收购银行现象立法，授予联储批准不会违反竞争的收购的权力。虽然此法仍然禁止多家银行控股公司进行地理扩张，但一家银行控股公司却被允许从事非银行业务，这导致了1965—1969年期间，一家银行可控股公司的数量翻了一倍，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非银行业务实现地理上的业务分散。1970年，《银行控股公司法》被再次修订，弥补了一家控股公司的漏洞，银行控股公司必须至少要控制两家银行，银行的跨州经营再次被限制。
银行控股公司能容易地利用资本市场筹资，如发行商业票据；能跨州、跨国扩展业务；能更好地绕过监管，从事联邦法规禁止的业务，如从事证券包销、保险代理、房地产经纪管理咨询等活动。
在此浪潮中花旗又是扛旗人。1968年，花旗公司成立了一种“非银行的银行”，即在法律上不被定义为商业银行但仍可以从事商业和消费贷款的发放、吸收存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来绕开州的界限进入新的市场。同时，零售业、保险和基金也可以通过该途经直接进入商业银行领域。为了控制这种“非银行的银行”的发展，联储于1984年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定义。这种做法遭到了各方金融机构对联储的控诉，并迫使国会对放松管制这个问题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
1986年最高法院裁决联储改变商业银行定义的做法超过了它的法定权力，“非银行的银行”不受联邦管制，但允许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保险。这个判决使得美林、普天寿等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自由地成立“非银行的银行”，并免受行业和地区的限制。原有的严格分业经营的格局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
1994年国会通过《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及设立分行效率法》，取消了对银行跨州经营的管制，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银行的收购、兼并业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则完全打破了长达60多年之久的分业经营体制，普通的商业银行也可以组建金融控股公司（FHC），来参与保险和证券业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银行控股公司发展迅速。1971年，银行控股公司只持有美国银行存款的一半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则控制了8700家银行，掌握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90%。
无论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的寿终正寝，还是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喷薄而出，都不是因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美国金融制度近70年变革的总结果。
银行争取投行业务。
在日本、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银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连锁“金融大爆炸”后，几乎已经能够不受限制地向企业客户提供投资银行业务。美国银行为进入投资银行业，承销由银行的企业客户发行的债券（尤其是买卖公司新债券和股票），已经奋斗了许多年。但根据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和联储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美国银行仍无权提供这些筹资业务。
面对本国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局面，1986年，美联储通过了一项允许部分美国银行提供有限投资银行业务的政策。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中的第20节禁止银行主业务变成投资银行业务，禁止为垃圾证券筹资、承销、公开销售，美联储决定，允许少数国内或外国银行控股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投资银行业务，但必须由特殊的证券承销子公司具体经营，该子公司就称为“第20节子公司”。联储同时还要求，投资银行业务带来的收入，不能多于证券子公司两年平均收入的5%。1989年将收入比例上升为10%，1998年又提高到25%。
结果，拥有“第20节子公司”的银行持股公司非常成功地承销了公司债券，在高风险的股票承销市场份额增长迅速。到1997年，附属银行的证券公司大约承销了五分之一的新股票。1997年8月，美联储宣布，撤除商业银行与“第20节子公司”间的防火墙，认为既有的证券法规和银行法规足以保护公众及提高银行的安全。银行可以向“第20节子公司”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但要求贷款须按市场条件发放，不能强制客户以购买“第20节证券子公司”的证券为前提来取得贷款，等等。
银行争取保险业务。
美国商业银行为争取联邦和政府批准其销售保险保单和经营保险，奋斗了长达60多年。在20世纪80年代放松银行监管时期，银行家为争取提供保险业务做了不懈努力。但是，由于担心可能会带来过多风险和保险公司的反对，国会否决了银行家的请求，只是同意银行有权销售为偿还贷款的寿险、事故险、健康险、失业险和在没有保险代理机构的小镇（人口不超过5000人）设立保险代理处。
银行家争辩称：销售保险将给银行和客户带来多种好处。首先，当时银行分支机构所提供保险产品的成本相当低，带来的现金流与传统银行的业务联系也不十分紧密，因此能降低银行总体现金流的变动，降低收益风险。其次，银行的顾客从银行的一个经营网点就能购买更多的服务，因而这是一个既为顾客提供了方便，又降低了银行交易成本的双赢举措。再次，银行和保险公司能通过交叉销售对方的业务，减少布点成本，并且增加顾客可选择的服务类型，在为顾客带来便利时，让三方都受益。
反对方反驳说：首先，保险业务将增加银行的风险，特别是当面对重大的自然灾害如龙卷风、地震，以及由此引起的医疗和财产索赔时，会导致众多的银行破产。其次，当有成千上万个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保险服务时，可能会将独立的保险代理人挤出保险业。
综合多方面考虑后，货币监管局于1991年宣布：允许美国联邦政府授权成立的银行申请经营新证券的承销、销售规定的保险产品，以及其他以前被禁止或限制的业务，但新业务必须由一家独立子公司经营；银行对每一子公司的投资额不得超过自身资本的10%，子公司的名称要与银行名称不同，两者必须在不同的地点办公；而且，银行发放给子公司的贷款，必须按市场条件公正发放，并为完全抵押贷款。
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提议再扩大银行的保险业，但美国国会到1999年仍未直接向美国银行授权经营保险。
银行涉足证券经纪业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银行，特别是大型货币中心机构，已经普遍开始提供证券中介服务，如执行顾客买卖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工具的交易。而且，银行也提供投资咨询服务。顾客一般是通过分支银行、计算机网络或电话来下达证券交易命令。但联储规定，须由银行接受客户的业务要求，由银行的证券分支机构具体经营中介业务。
证券中介服务业务能带给银行以下几种好处：①执行顾客命令的银行可以收取手续费（以往手续费由证券中介或交易商收取）；②保留住顾客的存款，否则存款有可能流入业务范围更广的非银行金融机构；③吸引寻找综合性金融服务的顾客。
当然它也有消极影响，如许多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发现，由于对证券业务有需求的顾客相对较少，使得提供证券服务的成本很昂贵，往往成本大于收益。
1997年和1998年，美国国会取消了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相互收购的限制，允许其涉入非金融业。
跨州经营解禁带起银行购并潮。
1994年，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和《里格-尼尔社区发展和管制改革法》，首次赋予了美国银行更大的跨州吸收存款、将跨州收购的附属银行设立为分支机构的权力。到1997年6月，美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相互分割的了。
自开放跨州经营之后，跨州分支机构的数量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银行总部的数量则逐年减少3。5%。到2001年底，美国的所有州全部实施了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银行业也愈加集中化，50家最大银行控制的银行总资产由1985年的53%上升到65%。
然而，正当人们普遍预期美国混业经营模式和宽松监管环境会带来排山倒海般的银行购并浪潮时，资本市场下滑周期的来临、安然和世通等公司破产案、“9·；11事件”和银行股市财力降低等因素导致了放松管制后的银行业发展与预期相差甚远。
“安然事件”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违规操作更是对混业经营模式造成沉重打击。花旗、大通等银行因贷款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越轨混合而给客户造成损失，并遭受法律诉讼。他们被指控为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不实股评报告误导投资者，等等。
过度创新导致危机。
“安然事件”并没有带来大的阻碍，美国金融创新更加迅速，美国经济也越来越依赖金融化，金融业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1990年美国广义金融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4—2005年，美国金融业贡献了全国GDP的20%～21%。证券发行人和投资银行家为了获取无止境的金钱而制造出“魔鬼”——金融衍生品。其通过对资产证券化，将贷款、应收账款、房地产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进行各种形式的包装来诱惑市场普通投资者参与，同时满足银行、企业及房地产商等各类发行人的需要。而其通过对各种资产的重复和多次证券化，最终不断放大了信用风险，这在本质上与股票发行与承销的手法相同。投资银行家通过包装企业资产、制造各种吸引市场眼球的概念，并以企业最低的财务成本来获得最大的融资额度。而普通投资人在赚钱效应带来的羊群心理影响下，试图通过博弈来获取短期暴利。这种危险最终在贷款证券化上爆发出来。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后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给美国造成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而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扩展到全球，波及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华尔街投资银行倒在了由其一手制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产品上，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轰然倒地，美林售予美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AIG（美国国际集团）与“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遇险被政府收购。
第二节 金改：《多德-弗兰克法案》与“沃尔克规则”
由于历史原因，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相当复杂。美国银行监管体制有双线多重特征。首先，由于实行国法银行和州法银行并存的双重银行体制，法律不仅赋予联邦政府以监管商业银行的职能，而且也授权各州政府行使监管职责。因此，除美国财政部下设的货币监管总署以外，各州政府均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形成了联邦和州政府的双线监管体制。
其次，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OTS）、国家信用合作管理局（NCUA）、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州保险监管署（SIC），甚至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也都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其中美联储、FDIC是两个最主要的监管机构。
美国所有国法银行都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而州法银行则自主选择是否成为联储的成员，选择成为联储成员的被称为州成员银行。美联储对所有成员银行均负有直接的、基本的监管职能。
同时，美联储是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监管者，负责发放这两类公司的营业执照。到1999年底，美国共有5116家银行控股公司，控制着6764家银行，掌握了96%以上的美国商业银行存款（在美国8000多家银行中，有80%以上为银行控股公司所拥有）。到目前为止，美国已设立了1500余家金融控股公司。由于监管对象众多，在实际操作中美联储的监管重点主要是大商业银行和大机构，如花旗集团每两周就要与美联储调查官员召开一次常规会议。而对众多小银行则主要从清算和资金循环的角度加以监测，对其具体业务活动的监管一般以抽查为主。
美国法律规定，在美国经营的银行要想吸收存款，必须首先加入存款保险，因此所有商业银行都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为保证投保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运营、降低风险，FDIC除了进行存款保险以外，还兼有金融检查、金融预警的职能，并对投保银行（特别是6000个州非联储成员银行）实施严格的直接监管。为了防患于未然，各投保银行必须定期向FDIC报送报表，无条件地接受其检查，并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对于出现违法违规活动的银行，FDIC有权取消其保险资格，并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采取接管、清理等措施。此外，FDIC还对州法银行监管部门提供业务指导、为之提供监管指标体系、对州政府银行监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可以说，美国实行的这种双线多重式银行监管体制，既是美国联邦制度高度分权所要求的，也是在多次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修正监管体制的结果。这种纵横交错的立体监管模式从多个方面监督、控制和调整着银行的经营行为，比较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银行领域的风险。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下属的非银行分支机构，美联储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其进行检查、提出资本金比例要求或要求其提供报告，除非美联储确定金融控股公司的非银行分支机构出现重大问题，将危及其银行类子公司的安全，并且功能监管者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美联储真正实施这种监管非银行分支机构权力的机会很少，因为美联储必须首先获知非银行分支机构出现了问题，然后才能判断是否应对其进行监管，而在功能监管者与美联储之间缺乏良好沟通的情况下，美联储是很难及时获得这类信息的。由此可见，目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仍然是分业管理模式。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金融业最发达、金融市场体制最为健全的国家，但就其监管体制而论，仍然存在着监管机构过多、体系过于庞大、信息沟通时间过长、监管成本过高的问题。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产品日新月异，金融交易量迅速增加，购并活动带来的金融机构规模快速扩张，这些变化都给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美联储一位官员认为，目前美国监管当局只能监控40%左右的金融交易，潜在风险仍然很大。因此，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银行监管体制也需要改革。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体制需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变革，监管办法和手段也应不断改进和创新。
奥巴马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金融改革，他任内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改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法案必将成为与罗斯福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的又一块金融监管基石，并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的标尺。
2010年6月25日凌晨5点39分这个法案通过时，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认为，这项法案比“几乎所有人”预计的都要严格。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称法案是“巨大的成就”。
该法案采用了“沃尔克规则”。这项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名字命名的规则，将对那些存款受联邦担保的银行限制进行自营交易的能力。法案明确划清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的界限。这些限制的目的就是受联邦担保的资金将不能从事高风险活动。
为了获得更多支持，“沃尔克规则”也打了一些折扣，允许银行进行部分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资。但银行在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不能超过一只基金总资本的3%，另类投资总规模也不能超过银行有形股权的3%。
另一项严重冲击华尔街的规则，是由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林肯提出的，要求分离银行利润丰厚的衍生品业务。银行将分离一些非传统的衍生品交易业务，包括金属、能源、大宗商品等。
两院代表还同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授权，要求股票经纪人在给出投资建议时保护客户的利益。在现行法律下，财务顾问被要求代表客户的最佳利益，而经纪人的标准则宽松得多。
具体来看，新法案有七大核心内容：
一、扩大监管机构权力，破解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困局，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所谓“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和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
二、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保障美国金融产品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得到全面且准确的信息披露，杜绝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销售环节出现欺诈性条款，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权益，遏制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不诚信行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具有独立的监管权，有权监管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等销售金融产品的经营主体。
三、采纳所谓的“沃尔克规则”，即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
四、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
五、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负责，责令大型金融机构提前作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
六、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美国国会下属政府问责局将对美联储向银行发放的紧急贷款、低息贷款，以及为执行利率政策进行的公开市场交易等行为进行审计和监督。
七、美联储将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确保高管薪酬制度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美联储将提供纲领性指导而非制定具体规则，一旦发现薪酬制度导致企业过度追求高风险业务，美联储有权加以干预和阻止。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数额与发放办法上，赋予金融机构股东更完备的决定权，改组金融机构薪酬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将薪酬委员会委员均设定为机构外部的独立人员。同时，赋予金融监管当局中止金融机构不正当的薪酬发放方案的权力。
法案颁布后，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11年7月15日之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取消了贵金属柜台交易（OTC）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此后场外交易黄金、白银都是违法的。这条禁令即《多德-弗兰克法案》742（2）条款，规定2011年7月15日起禁止美国公民进行所有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柜台交易（OTC）。为了遵守该项法案，美国外汇交易网不得不从7月15日下午5点起停止贵金属交易。
该法案在2010年7月通过后不久，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旗下的汽车信贷部门——福特汽车信贷就撤销了其发行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计划。因为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信用评级的规定，福特汽车信贷并不满足条件。此后，为了确保资产支持债券的发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取消了对信用评级的规定。
2010年12月，美联储按照该法案的要求提议削减银行的借记卡手续费。随后许多金融机构对外断言称，将无法承受发行信用卡带来的高昂成本。
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担心，如果不能立即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很大一部分外汇衍生品市场会离开美国。
第三节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以创新求复苏。
奥巴马还在创新与制造方面下功夫，以重新培育经济增长的种子，这方面也通过了两个法案，分别是《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美国制造业促进法》，前一个更重视创新，后一个更重视创造。
“全球经济的竞争将愈来愈激烈。只有那些拥有受过最好教育的劳动力，严谨对待科研和技术，建有像道路、机场、高速铁路和高速互联网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才会在这场竞争中获得胜利。这些因素都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种子，这些种子播在哪里，工作和企业就会在哪里扎根。”
这段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诵的话是奥巴马2010年12月6日演讲中的一段，可见奥巴马还是很有预见性的一个总统，而美国制造业的现状确实也值得忧虑。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包含复苏和再投资两大方面，其实是一个方面即投资，也就是以投资促复苏，而投资的对象是新兴制造业。
布什执政的最后3个月里，美国经济萎缩了8。9%。奥巴马于2009年1月上任后的一个月内通过了7872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这笔资金占美国GDP的约4%。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年间，最大的一笔刺激方案也只占当时GDP的约1。5%。奥巴马法案的正式名称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奥巴马在当选以前很早就意识到了他将面临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重的危机。
事实上，《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计划在2009—2019年投入7872亿美元，主要针对减税、政府财政纾困、健康医疗和教育科研投入，以及交通运输和房屋城市发展。其中，在2009年投入1849亿美元，占2009年名义GDP（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计）的1。3%。
奥巴马非常重视电动汽车，他推出了2015年使美国电动车保有量达100万辆的计划，虽然美国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发出了先进的电动汽车电池，但却缺少将之变成产品的生产商。截至2009年，美国仅有2家生产先进电动车用电池的工厂，产量仅占全球先进车用电池的不到2%。据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在2010年，亚洲国家控制着99%的电动汽车电池市场份额。彼得斯等研究人员表示，美国的问题在于缺乏电池生产商。
这方面投资巨大，复苏法案向先进电池和电动驱动部件制造投资了超过20亿美元。到2012年，将建立起30家此类工厂，产能预计将占到全球先进车用电池的20%。完全规模运营后，这些工厂生产的电池和部件将足以供50万辆plug-in和混合动力车使用。A123系统公司等美国生产商已经建立新工厂，开始生产电池。
2009—2013年，当20家电池生产厂建立并运营后，电池成本有望下降一半。展望未来，复苏法案资助的新兴企业正在致力于远胜于当前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创新技术开发，将创造更轻、更廉价且性能更出众的电能储存设备（如新型电池等），使得汽车行驶里程更长、安全性更高、加速性能更好。
在复苏法案之外，奥巴马还支持在特拉华、田纳西和加利福尼亚建造3家电动汽车制造厂。这些投资将在近期内提高美国的制造能力，电动车正变得更加实惠和方便。
复苏法案也正帮助美国更快地部署最新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同时扩大制造能力。法案中的“直接支付替代税收减免”计划支持了超过2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在佛罗里达州，该计划资助了北美最大的光伏发电厂——25兆瓦的太阳园的建设。法案中的先进能源制造税收减免计划帮助太阳能制造商扩张了产能；贷款担保计划帮助创新薄膜太阳能制造商在加州建立了高科技太阳能模块生产厂，产能达到每年230兆瓦。
人们预测在2015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将下跌一半，将相当于标准的家庭用电价格；更进一步，到2030年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将低至0。06美元/千瓦时。太阳能发电的价格将比家庭用电价格便宜很多，平均每户每年可节省400多美元的电费。
复苏法案还帮助提升美国风能及其部件制造基地的生产能力，保持强劲需求和项目融资，并有助于吸引数十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法案中的“直接支付替代税收减免”计划为遍布全美30个州、总装机容量达5。3GW的超过100个风能项目资助30亿美元。法案中的先进能源制造税收减免计划为52个风能制造项目提供3。46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将大幅提升美国风能制造能力。
复苏法案还支持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突破性创新。受资助的麻省FloDesign公司正在利用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开发一种新型的套罩风力机设计，能够大幅降低风力发电的成本、减少噪声。其他受资助的公司正在开发新型太阳电池，成本要远低于现今最好的薄膜技术。
为进一步使消费者拥有能源使用决策自主权、增强灵活性和安全性，复苏法案投资和私人投资将在已有800万块智能电表基础上再新增安装1800万块智能电表。为提高系统可靠性，复苏法案将资助为超过875个输电系统安装传感器，覆盖整个输电网络，以提醒并帮助操作人员避免由小的扰动造成大规模停电事故。为进一步保证系统可靠性，复苏法案还将为约700个变电站装备监测和响应系统不规则事件的自动设备。
2011年2月4日，白宫再次发表“美国创新战略”报告，具体阐述此前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战略目标，即赢得未来，保持美国在创新能力、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竞争力。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强化创新要素、激励创新创业、催生重大突破等几个层面。这也是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为确保其国家经济增长和繁荣所作出的最新政策安排。
在教育方面，奥巴马认为美国在许多衡量指标上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奥巴马政府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教育改革，必须在妇女和少数群体中推广STEM教育，总统承诺在10年内储备增加10万名拥有较强教育技能和知识渊博的STEM教师。使美国基础教育体系中的STEM教育更加通俗易懂，帮助美国学生位列国际STEM排名前列。
建造先进的基础设施。
奥巴马总统已经确定要在25年内将80%的美国人与高速铁路系统连接起来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建议根据复苏法对高速铁路进行持续的投资，帮助建立一个高效的、时速100～600公里的城际高速铁路网络。这一举措将更好地连接美国各地的社区。这一构想建立在成功的传统高速公路和航空业务发展模式上，同时配以洁净、节能的适宜21世纪的解决方案。
美国政府还致力于促进下一代无线宽带网络的发展。这种网络能够覆盖到98%的美国公民，并确保公共安全地连接到覆盖全国的可相互操作的无线网络。促进最先进网络技术的投入和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为无线宽带腾出更多空间。为此，政府正在大幅增加无线宽频的范围，从50兆赫增加到550兆赫，使其能够覆盖到商业用途。政府的10年计划将避免“宽频全面危机”，并有利于推动智能手机、上网本、平板电脑及其所配置的应用程序的创新潮流。
第四节 《美国制造业促进法》：以制造求长远发展。
奥巴马的战略非常清晰，那就是用金改方案求解决问题、用创新战略求复苏、用重振制造业求长远发展。前面的《复苏与再投资法》着眼的是创新与新兴的产业，2010年出台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则是更针对传统制造业。
2010年11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他表示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因此降低制造业成本、促进其就业是该法案的宗旨。虽说中国目前难以撼动美国在以军工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的领先优势，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导致其外贸逆差居高不下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过度玩钱。
“虚拟经济”一词含义可以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解释那就是“玩钱经济”，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源是玩钱经济过于兴旺，过度玩钱最终玩出一个金融危机，美国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科学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这几年美国科技实力滑坡与政府不愿加大科技投入有很大关系。除军工和航天科技外，美国大部分科研机构近三年来所获得的财政预算一直没变过，如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科研机构所获得的资金还一直在缩水。
与美国科研投入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尔街的投机炒作从来不差钱。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所谓华尔街是投机炒作一条街。金融危机暴发之前，华尔街多达数千亿美元的各种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云集石油、农产品、矿产品的期货市场炒得天翻地覆价格屡创新高，实体经济反而成为高油价的受害者。
金融危机爆发后，油价从最高每桶147美元跌至最低每桶35美元。而金融危机稍有缓解，美国政府给华尔街的巨额救助资金马上摇身一变，成了巨额投机资金重新进入市场。华尔街各路投机资金卷土重来又开始新一轮疯狂炒作。在大量投机资金推动下，芝加哥期货市场油价重新返回每桶90美元的高点，铜、铅、锌等有色金属价格，已从最低点上涨了好几倍。纽约股市道琼斯指数达到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黄金价格更是连创历史新高。
高盛在2009年全年盈利达到创纪录的134亿美元，高盛的暴利靠的就是投机炒作，炒油价、炒汇率、炒期货、炒股票、炒黄金等。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投机炒作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即一部分人赚钱是以另一部分人赔钱为代价的。股民都知道少数股民的赚钱是以多数股民赔钱为代价的。华尔街炒来炒去，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之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美国的财富并不会因华尔街投机炒作而增加，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与科技实力并不会因华尔街投机炒作而增强。
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规模上已接近美国制造业，美国要维护其在飞机等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靠的是科技，而科技的研发与创新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得耐得住寂寞、得甘坐冷板凳、得忍受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煎熬。华尔街过度投机必然激发美国人的浮躁心理，人人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都幻想一夜暴富，这严重影响了美国人对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进取心。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科研领域大有世风日下之势。一项最新调查表明，如今美国顶尖科研机构中弄虚作假现象很普遍，每十名科学家中就有一名为骗取研究经费剽窃或造假，每发表十篇科研论文中就有两篇论述的是同一课题，而且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形式不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论文毫无疑问是相互抄袭的产物。美国科研机构每年至少发生2300起违规案，其中包括为改善研究成果而篡改实验数据等。
华尔街一向是美国经济与社会的风向标，华尔街精英的所作所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整个精英阶层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华尔街投机炒作之风已吹进了美国科技界，美国科技界精英也效仿华尔街精英，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之风开始蔓延美国，制造业与科技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冲击是必然的。在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经济便开始逐步被金融寡头所掌控，美国由此走向衰退，从一个奋发向上、不断开拓的创新型国家变为一个唯利是图的贪婪国度。人人都指望不费力气就可以发家致富，靠剪外国羊毛——剥削别国为生，为此美国不断把自己的危机转嫁于人。
然而，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这种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越来越强、破坏力越来越大。外国羊都死了美国怎能再继续靠剪羊毛为生呢？无羊毛可剪正是美国为忽视制造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据美国劳动部统计，2011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上一年同比增长1。9%，达到1179万人，连续两年实现正增长。20世纪50年代，美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事制造业，而目前减少到十人中才有一个。
正如奥巴马在演说中所说，美国汽车产业正在回归。福特将零部件生产从中国与墨西哥转移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加强了在美国国内的生产，在国内投资71亿美元，计划生产高质量汽车；福特、通用，再加上克莱斯勒，这三个汽车业巨头为美国新增了2万个就业岗位。
海外企业也开始不断在美国建厂。2011年，德国西门子在美国新建了燃气涡轮工厂，丰田汽车也在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启动了新的工厂。
此外，美国能源成本的降低也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页岩气革命”，开始对新型天然气的开发与扩大生产，美国天然气价格不断回落。美国的石化行业与钢铁行业争先建设以天然气为燃料或原料的工厂。2011年，美国化学巨头陶氏化学宣布，计划在美国国内建设石化工厂，这是16年来的第一次。
奥巴马的国家机器人计划。
机器人已经广泛用于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的缺点在于这些设备本身重量大、价格昂贵。但赋予生产线机器人感知周围是否有人的能力，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服从人的操作，是新一代协作机器人所引领的方向。
根据开源机器人基金会的说法，协作机器人的使命是革新生产领域，如汽车、航空等领域。他们还预测，协作机器人会让医疗等主流市场实现自动化。
紧随工业自动化市场之后，下一个协作机器人的主要市场将会围绕家庭成员，特别是老人。只需要协作机器人的少许帮助，老人就能够在家独立生活。基金会建立了第一个开源的机器人操作系统，目前已经被超过10万个研究实验室下载，并且将开始在生产领域使用机器人。例如，由某公司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保健机器人实验室共同研制的“人性机器人”用来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够让老年人和残疾人在家独立生活，帮助他们完成每一件事，从喂饭到抓痒。
其实机器人本来就诞生在美国，1961年由通用汽车首次使用。根据国际机器人协会的数据，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个机器人广泛用于全球生产线。新的协作机器人将会让这一数字在未来数年内快速增长。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Henrik Christensen表示，协作机器人将首次获得许可在人类附近进行工作，消除了安全顾虑，也节省了多个人力。协作机器人在工厂和美国的汽车工人一起工作，机器人可以搬运较重的汽车部件，并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供人操作，比人在固定螺栓、螺母和其他紧固件的时候表现得更好。
奥巴马的国家机器人计划在2012年以7000万美元的合同方式激励工业自动化、老人协助和军事应用中的协同工作、协同生活和协同保护机器人研发。项目经理还会与5亿美元现金生产合作伙伴方共同工作，使用协作机器人，通过工人生产力的提高，将制造业重新带回到美国。
军方也在大力投入研发协作机器人。2012年美国军队透露了一项工程班计划，让训练过的操作人员远程探测并拆除爆炸军械，配合步兵和军警行动，如城市勘测。
2009年9月，美国政府公布《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文件，提出了美国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完整框架。
2009年11月2日，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称，要推动制造业增长和实行出口拉动增长。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详细分析重振制造业的理论基础及优势与挑战，并提出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政府国情咨文中指出，为鼓励美国企业留在本土，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并将这些优惠提供给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
2010年8月，美国公布《2010年制造业促进法案》，该法案与2010年7月底众议院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构成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法律框架。
2011年2月，美国白宫公布《美国创新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把发展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作为美国国家优先突破的领域，位于美国创新金字塔的顶层。
2012年1月24日，在本届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强调，为了让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需要重振制造业；美国企业应该扭转就业岗位“外包”的趋势，将就业岗位留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将对此提供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