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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萧条与新政:美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建立

第一节 美国为何大萧条。

大萧条前传:梅隆财团掌控下的美国“三个总统为其打工”

大家对大萧条比较熟悉,但是对大萧条前的事情却不甚了解,美国之所以爆发大萧条,肯定是之前在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而犯了大错误很可能就是用错了人,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进步势力虽然大受欢迎,但是由于美国螺旋政治的特点,进步势力也很难长期执政,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进步主义的时代,从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执政开始,到1920年威尔逊执政结束。之后,美国又进入了保守主义时代,这期间是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党执政,先后经历了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任总统,历任11年。

美国有句名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财团在美国舆论中的形象并不好,因此他们轻易不冲到最前面,但也有例外,不幸的是财团直接掌权往往是经济危机的前奏。

美国大萧条之前的保守主义当政时期,虽然有过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个总统,但是这三个总统都起用了同样一个财政部长,那就是安德鲁·;梅隆,他是当时的美国首富,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梅隆的12年的财政部长生涯,贯穿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其空前的影响力被戏称为“三个总统为梅隆打过工”。这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再发生过。

如果说在美国有财富超过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福特这些超级巨富的财团,人们可能会不信,但梅隆家族正是这样的财团。这是一个不甚知名但实力大得可怕的家族,并且在美国政治、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梅隆家族历史悠久,操纵着包括金融、铝、石油、煤矿、造船、炼钢等行业在内的上百个大企业。梅隆家族是美国的超级巨富,它的资产要远远超过洛克菲勒、福特、杜邦财团。2007年,《福布斯》杂志推出了“美国史上15大富豪榜”,梅隆家族排名第6位,而比尔·;盖茨只能排在第13位。

作为美国十大财团之一的梅隆财团是以梅隆家族为中心,以金融起家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创始人T。梅隆于1869年创办托马斯·;梅隆父子银行,发展迅速。1902年改名梅隆国民银行,是梅隆财团赖以起家的金融支柱。以此为起点,逐步与工业资本融合,财团逐步形成。

梅隆财团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之一。洛克菲勒家族与梅隆家族一直共同控制着世界最大的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其专门设计和制造飞机、导弹,以及火箭,长期以来一直是五角大楼和国家宇航局的主要承包商,获利甚巨。

梅隆财团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企业之一。梅隆家族的另一个重要工业支柱是海湾石油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垄断企业之一,主要业务包括石油开采、提炼、运输和销售。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油化工和乙烯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海湾石油公司在美国化学公司中排名第三位。

梅隆财团也是全球最大的证券服务公司之一。纽约银行有限公司和梅隆金融公司于2007年7月宣布完成合并,形成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催生出一家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其总部设在美国纽约,托管的资产超过20万亿美元,其中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证券服务公司。

梅隆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早年经常与政府要人挂钩。每当市政府投标要把某某大街建成一条干线或要加宽某条街道时,这些区、街总是先被梅隆购下,然后价格立刻飞涨。其实,这些市政要人的背后,也需要有大资本家的支持。

随着家业的扩大和交际事务的增多,梅隆染指国家事务的欲念更加狂热起来。安德鲁进行政治性捐款,结交议会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终于在沃伦·;哈定当选美国第29任总统的时候,安德鲁·;梅隆走马上任,当上了财政部长。

安德鲁·;梅隆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特别是降低高收入者的税收。在一项被媒体称为“梅隆计划”的税收改革方案中,美国的个人收入税的边际税率由65%降到20%,低税政策保护了企业家的利益。国会几乎是每两年就要制定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特别是1926年的税收法案,国会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其中涉及降低征收遗产税、免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得税。

作为石油巨头的梅隆,被舆论抨击为借“富人法案”对国家巧取豪夺。不过,梅隆的好运没有持续到其任职的末期。1929年美国经济发生的大萧条,客观上就源于其经济政策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投机活动”。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无论是胡佛总统还是梅隆都回天无力。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前,并不是没人提醒过他。1929年,拉尔森曾郑重地提醒财政部长梅隆,应立即向国会提议实施必要的防范措施,否则经济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崩溃局面,成千上万的人将流离失所。可惜,当时的虚假繁荣景象蒙蔽了梅隆的双眼,他认为拉尔森纯粹是杞人忧天。1929年10月24日,巨大的经济灾难终于降临,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即达100亿美元,全球经济危机也就此拉开序幕。

事后,每当想到那次与拉尔森的谈话,梅隆都痛心疾首,为自己没有及时听从他的告诫而悔恨万分。当时美国流行一首打油诗:“胡佛吹哨,梅隆按铃,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开向地狱。”曾经权倾一时的梅隆,结局并不完美。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了。

企业家在治国方面的局限性,在危机之中的梅隆身上暴露无遗。有人指责这位财政部长提出的两项削减税收的议案有利用职权保护大企业主利益之嫌,他本人则有欺诈和大规模逃税的行为。针对他的“税务审讯”一直伴随着他的晚年,直到梅隆离世,有关他的税务官司还悬而未决。

当时的美国至少有一多半人在咒骂他,逝世前夕,这位财政部长聪明地通过慈善捐助转移视线,以个人名义给音乐学校的学生捐赠钢琴、为聋哑儿收容院提供基金,甚至将他收藏的所有艺术品捐赠给美国国家美术馆,以求挽救自己的信任危机。但杯水车薪的调节手段,显然已无力阻止恶果的发生,他本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是,梅隆家族对美国政治的干预并未停止,比如1964年在总统大选期间卷入共和党政治,梅隆家族在1972年大选中也给尼克松捐献过100万美元。但后来,“水门事件”让梅隆家族感到幻灭。此后开始将捐赠转向诸如“传统基金会”和“联邦主义协会”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库。目标是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提供思想基础和培育政策决策者。

目前梅隆家族的事业已经传到了理查德·;梅隆·;史凯夫手里,此人在美国有“右派皇帝”的称号。在20世纪90年代,他资助“美国观察家”180万美元,调查“白水案”和克林顿的私人生活,并利用手中的数家报业资源揭露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

第二节 大萧条到底如何严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繁荣,各种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将人们的生活装扮得日新月异,美国也日益富裕起来,“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竞选时认为:“我们正处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但表面繁荣的背后也问题重重,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不少是假象。在这10年内,新机器的应用让大批工人失业。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在这些情况下,20年代广告影响力的扩大和分期付款赊销的增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分期付款赊销竭力膨胀消费品市场。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约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毋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20世纪20年代工业生产之所以能扩大,是由于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额投资。这项投资使建筑业、机床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等部门雇用了大批工人。因此,资本支出或投资一旦减少,各生产资料部门的工人就会大批失业。

在贫富分化的社会,消费不足是必然的。到1929年,消费品市场容纳不了增产的商品,也就不再需要扩充厂房和设备了。同年,美国工业开工率只有80%,投资缩减导致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这个问题因住房建筑的减少而更加严重起来。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将这海量财富投入到再生产中去,这又导致了生产的绝对过剩,堆积如山的货物无人消费。由于美国历来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不干预市场、不协调财富分配,也不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结果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底层民众无力消费,产品卖不出去,资本投资于实体经济无法得到回报,握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心急火燎地为资本寻找出路。

虽然资本过剩,但也不敢贸然到欧洲冒险,因为欧洲刚刚经历了“一战”的重创,经济疲软,又欠了美国一屁股战争债。此外,美国对欧洲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这更使得欧洲所欠的债务超过了他们的偿还能力。为了偿还所欠美国债务,欧洲黄金储备几近耗尽。在这种情况下,将资本输出到欧洲的风险极高,基本上等同于自杀行为,美国资本只能在国内寻觅出路。

对投资人而言,将这些资本投放在实体经济中回报有限,对外投资风险又高,于是大量资本涌入股票市场。在媒体的花言巧语之下,人人均感到购买股票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不但大资本家进行投资,一般中等收入者和工人阶层也疯狂购买股票。到1929年,一些股票甚至以几十倍的高价出售。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证券的市场价格,从1925年的270亿美元,激增至1929年10月1日的870亿美元。

大萧条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其最先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这主要是由于苏联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的,加拿大小麦生产过量,导致美国不得不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且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农业衰退都因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

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是英格兰银行为停止英国黄金外流和保护英镑地位,从纽约证券交易撤出数亿美元,导致美国股票市场一度跳水。在短暂的稳定之后,10月1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出现抛售现象。此时,初期大投机商还比较谨慎,持仓观望。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华尔街股市的暴跌。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峰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1929年10月29日,这天是星期二,就在这天,纽约股市暴跌达到极点,因此也有人用“黑色星期二”来指这次事件。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对此险情,当时的胡佛总统却仍持观望态度。10月25日胡佛发表讲话,称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健全与繁荣基础之上的。就在胡佛讲话之后几天,大量股票被不计价格地疯狂抛售,由此开始了持续多年的经济萧条。此后整整三年,美国股票虽有间歇性的微幅回涨,但总体保持下跌趋势。到1933年7月美国股票跌到最低点时,有740亿美元被蒸发掉,这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入的全部战争费用的两倍多。

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处于爆发边缘。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巿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作“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作“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作“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

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对千百万人而言,生活成为吃、穿、住的挣扎。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形势恶化,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各大城巿,领救济食品的穷人排队长达几个街区。此外,大萧条期间有200万~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社会治安日益恶化。

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几十万儿童失学。卫生局没有了经费,街上到处是垃圾。掌管钱的财政部竟也没有了现金,导致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领不到工资。多个城市的饥饿民众涌入食品店,将食物一抢而光。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穷到连邮递稿费的邮票也没有,舞蹈明星萨利·;兰德靠跳脱衣舞维持生计。当记者问她为何要跳这种舞时,她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往昔衣冠楚楚、被视为社会翘楚的律师也开始蹲在街头兜售杂志、便宜领带,而另一些脑子灵活的律师干脆换上一套破衣服,在市区的某一个角落向行人行乞。

在那样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代,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做。《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20世纪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

1931年春,非洲喀麦隆的土著居民出于怜悯之心,竟然给纽约汇了一笔3。77美元的款项,以救济那些“挨饿的人”。美国人疯狂地想找到工作,仅仅纽约的一个职业介绍所就收到了10余万份就业申请书,申请去曾被美国人视作地狱的苏联。成群结队的各国侨民登上轮船,离开往昔被视作天上之城的美国,自由女神像高举着火炬忧伤地看着他们离去。

贫困年代,穷人省钱度日,奇招频出: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为了省电,改用低功率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

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民,生活极其惨淡。由于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千百万人只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10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

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们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工人从20世纪20年代的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发动了富有战斗性的罢工。自由主义者被苏联的繁荣吸引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日益转向法西斯主义。

第三节 胡佛为大萧条做了什么。

1928年,胡佛接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经济一片繁荣,胡佛也表示:“我们美国今天比任何地方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取得消灭贫穷的最后胜利。我们这里的贫民窟正在消失。……我们很快将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消失的日子。”然而,正当胡佛想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大萧条来了。胡佛是共和党的总统,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不肯着手干预经济。胡佛在历史上的唯一作用就是延误了对萧条的治理。

胡佛出生于贫困家庭,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孤儿,靠个人勤奋学习进入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并在中国的冒险生涯中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由于头脑敏锐,善于把握商机,胡佛很快就成为百万富翁。

“一战”之后,胡佛连续担任两届美国政府的商业部长,后来又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就任总统仅仅半年时间,1929年10月下旬,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就爆发了。面对危机,一直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胡佛顽固地拒绝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在1929年12月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他向全国宣布,“我们在上一个世纪中,曾经历不下15次大的不景气……但是,我们每次从不景气中挣脱出来而走进新阶段时,所达到的总是一个比过去更繁荣的阶段,这一次我们也一定是这样的”。胡佛坚持美国传统的政治理念,认为政府的职能只能是保证个人自由和公民的机会均等,反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到了12月12日,危机已使美国经济面临崩溃,胡佛却发表声明,美国经济形势已“回归正常”“基本上是好的”。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胡佛不断给美国人民画出一个个美丽的“大饼”:“失业最恶劣的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并称“我确信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1930年7月,面对到白宫来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危机的各界人士,胡佛甚至轻描淡写地说:“先生们,你们迟来了6个礼拜,危机现在过去了。”

胡佛对付萧条的主要办法是自愿主义,即根据自愿原则,由私人机构救助失业者。当通用电气董事长提出一揽子有联邦政府参与的救市方案时,胡佛大吃一惊,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1931年2月胡佛声称:联邦政府的救济将摧毁美国人的品格,毁掉自治的根基,并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时的美国创下高达24。9%的失业率。1932年,胡佛在竞选连任的演说中宣称:“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恪守美国传统,而不是乱搞什么新花样。”1932年12月,胡佛又称,联邦政府“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他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加重了危机的影响。

随着危机逐步升级,胡佛迫于无奈,开始采取一些反危机措施,试探性地搞了一些公共工程,组建政府性的金融复兴公司,向濒临破产的铁路和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他还倡导轮流工作制度,要求公务员实行一年中有一个月的无薪休假,以使更多的人获得工作机会。但金融复兴公司的一半资金落到银行和保险公司手里,只有3亿美元左右用于农业贷款及救济失业工人。

可想而知,胡佛这些“死板而教条”的反危机措施,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而且错过了宝贵时机。胡佛也因此被评为“20世纪美国总统中政绩最差者”。此时的胡佛已是众叛亲离。当时,美国国内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说的是胡佛向他的阁僚梅隆借5美分,打算“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梅隆扔给胡佛10美分,“给你所有的朋友都打一遍吧”。

犯下“最大的错误”

在胡佛的反危机措施之中,签署于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被后世学者称为是“最大的错误”。随着大危机的到来,美国国内要求提高关税的呼声再次高涨。1929年1月,美国国会召开关税改革听证会,试图帮助农场主摆脱萧条。这最终导致了1930年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诞生。

为了阻止《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通过,1930年5月,1028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当时的国会和总统胡佛不要批准包含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内容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被拒绝。1930年6月,胡佛正式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律修改了11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90种,有50种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

这项法律的出台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引发的国际贸易战将美国股市推向深渊,道琼斯指数1932年7月跌至41点的历史最低水平,美国股市总市值比1929年9月时的高点缩水了89%。为保护本国通货,欧洲国家也纷纷实行进口管制,世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193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大批穷困潦倒的“一战”退伍军人来到华盛顿集会,他们要求提前发放战时服役补助金。已焦头烂额的胡佛,派出后来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领兵驱散了这些退伍军人。美国各地的破产者、失业者流浪街头,他们用铅皮、铁皮搭起房子栖身,愤怒的人们将这些棚子命名为“胡佛棚”,将这样的棚户区称为“胡佛村”“胡佛镇”之类。

此时美国普遍感到失望,整个社会弥漫着沮丧的气息,一些人甚至喊出了要学习法西斯。此时只要有人能救美国经济,哪怕他想登基称帝,美国人也会全身心地拥戴他。许多人主张,只有找到一个领袖并赋予他以独裁权力,美国才能摆脱困境。《巴伦》杂志说:“我们当然了解,独裁政体完全背离美国政治制度,以及诸如此类立国精神,但一个独裁者将帮助我们走过前面路上崎岖的地段。”

在底特律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当胡佛座驾经过时,路两边的男女一起高呼:“打倒胡佛”,随后胡佛在讲话时竟双手颤抖,面色灰白。这场危机使胡佛成为一个人人挖苦嘲笑的对象。他在当选总统时曾踌躇满志地宣称,要使每个美国家庭每天锅里都有两只鸡,此时既然他所许诺的鸡飞到天外去了,选民自然选择请他滚蛋。

就在危机中的美国人惊惶不已之时,一个有力的声音从广播中发出呐喊:“让我来进行改革,我将为美国实行新政!”这个人就是罗斯福。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当选美国第32任总统。所有的美国人都殷切期盼他能带领美国走出困境。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去世前说:“在其他萧条时期,总还可以看到一些希望,现时举目四顾,却看不出任何希望。”在罗斯福就职之后,前总统胡佛则哀叹道:“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无能为力。”

第四节 罗斯福为大萧条做了什么。

面对美国的溃败,美国国内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在某些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乘机大肆活动,要求仿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美国建立法西斯政权,来挽救垂危的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初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时,罗斯福表情严肃,面容严峻,以坚定的声调宣称除了恐慌情绪以外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虽然罗斯福在就职讲话中未明确提出将如何解决危机,但他向美国人展示了一个坚强有力、充满自信的领导人形象,而这恰恰是心慌意乱的胡佛未能做到的。罗斯福的演说非常成功,第二天就有45万人写信给他表示祝贺。

美国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引起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就职的当夜,罗斯福就指示财政部长起草紧急银行法案,保护国家日益减少的黄金储备。随后罗斯福发布总统命令,停止黄金交易,全国银行放假一天。3月8日,罗斯福在白宫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罗斯福就经济形势及将采取的措施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通过媒体让民众相信:不要恐慌,我们一定会克服危机。

当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罗斯福政府向私营银行保证,将提供帮助以使他们的银行重新开业。

3月12日,有6000万人在收音机旁收听了罗斯福的“炉边讲话”,罗斯福用自信有力的音调,向国民保证把积蓄送回银行是安全的。罗斯福幽默地说:“我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重新开业的银行里,比藏在你们裤子底下更安全。”次日上午,各大城市的银行重新开门,提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包前来存款的人们排起了长龙,各大城市的存款数均超过了取款数。美国银行业经受了危机的考验,华尔街兴奋地呐喊:“资本主义在8天之内得救了!”

从3月13日至3月15日,有14,771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1929年危机爆发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罗斯福就职后两周内,一系列积极的政府干预措施被推行。最富戏剧性也是最令人惬意的法案则是啤酒合法化。在美国的禁酒令中,啤酒也被归入禁售名单。罗斯福觉得有必要给重压下的美国人一点轻松、一点乐子,也许啤酒能安抚一下美国人惊惶的心。当国会两院表决通过之后,罗斯福立刻签署啤酒法案。此后美国各地的啤酒厂加足马力生产,各地的人们畅饮着久违了的清凉啤酒,这是罗斯福给危机中的人们的一个礼物。

罗斯福当政之后仅仅两周,美国的气象为之一变,一度沉沦沮丧的美国人,现在看到了希望。

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的管理。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他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并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对稳定局势、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复兴和改革,救济是胡佛该做而没有做的,复兴是胡佛想做而又不知从何做起的,而改革是胡佛想都没想过的。

“新政”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3年起至1934年底,主要是遏止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崩溃,恢复经济,救助失业、困难群体。所通过的法律和采取的措施多属紧急和暂时性的,涉及社会、经济改革的不多;第二阶段自1935年初至1939年,则侧重社会、经济改革。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

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1933年5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

救助与建设。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瞭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当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

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救济资金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以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用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这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

从1935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关注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并称“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于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该法案才得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美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

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742亿美元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新政”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新政”是罗斯福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在常规疗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试用的一种试验性的疗法。

但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罗斯福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逾越法律的边界,时刻提防着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的狙击。在罗斯福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上,主持宣誓典礼的首席大法官念到誓词中“保证维护美国《宪法》”时,特意提高了声调,罗斯福同样有力地重复了这句誓词。

美国媒体则拿着放大镜跟在手握重金的公共工程局局长哈里·;霍普金斯身后,霍普金斯以无与伦比的精细,一丝不苟地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就是如此,媒体还是追问他为何将救济工人的钱用来救济艺术家,他无奈地回答:艺术家也要吃饭。

只要我们真正以客观的态度审视“新政”,就不难看出,“新政”号准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脉搏,“使人们能够重返工作,使我们的企业重新活跃起来”的口号,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充分唤起了他们的积极性。罗斯福把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保证公民就业作为政府的责任,尤其是以工赈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不仅大大缓解了就业困难,刺激了经济的早日复苏,而且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使美国经济受益无穷。

“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斯福也因此成为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受美国和世界公众欢迎的总统永载史册。

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在这过程中,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法案。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历史证明了罗斯福的正确与伟大,今日的美国仍然从罗斯福的改革中受益,这也成为美国文明的一部分。

“四大自由”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说,中心内容是说,美国人民要为在世界范围内促成四大自由而奋斗。他说的四大自由,转录如下:第一,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免除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调子很高,前两项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而第三第四两大自由属于积极自由的范围了。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

第五节 新政:凯恩斯如何影响罗斯福。

讲罗斯福新政,就不能不提到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一直和罗斯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罗斯福新政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场。从1932年开始,凯恩斯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自己对危机的看法,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通过他的论文和专栏深刻影响了罗斯福。在1933年初,凯恩斯将这些文稿结集成《通向繁荣的手段》一书送给了美国当选总统罗斯福。此时,罗斯福尚未正式接管美国。而第二次“新政”期间,罗斯福的一些主要顾问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

1883年6月5日,凯恩斯出生在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哲学经济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革的先驱,曾担任剑桥市市长。

凯恩斯上学时成绩极好,1902年他以数学、历史和英语3项第一的成绩毕业于伊顿公学,然后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并获得奖学金。毕业后,他先在英国财政部工作,后来担任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并创立了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还因为其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得了“亚当·;斯密”奖,成为英国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而凯恩斯为世人瞩目便是从巴黎和会开始的。

1919年巴黎和会主要是划分“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凯恩斯虽然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但却为德国讲了很多好话,当然凯恩斯是基于经济的分析。正如凯恩斯在书中指出,《凡尔赛和约》向德国人索取4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这么多钱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反常的。德国人就是愿意付这笔钱,他们也不可能付得起。如果硬要索取这笔钱,将这笔债务强压在德国人头上,那么,就可能会酿成一场因绝望而发生的革命。那样不仅会毁了德国,也会毁了其他国家,此举势必破坏世界的社会秩序。

但在当时没人会在意凯恩斯的意见,无人搭理的凯恩斯愤而辞职。他郁郁寡欢地回到母校剑桥任教,并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也是凯恩斯以经济学家身份写的第一本著作。

十几年后发生的事情,完全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80年后,《纽约时报100年》的编辑这样评价《和约的经济后果》:“以一本书拉开一个年代的序幕,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准确地预见了什么将大错特错,并把世界带入苦难之中。然而20世纪20年代就是以这本书开始的。对即将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凯恩斯而言,《凡尔赛和约》就是一张灾难处方。极少有书像这本一样获得如此巨大的关注,并被事实证明非常正确。但是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却未对他的观点予以重视。”

如果确实按照凯恩斯的建议,美国免除了法国和英国的战争借款,德国不会发生后来的通货膨胀,德国的民怨也就不会沸腾,纳粹党便不会诞生,“啤酒馆政变”也不一定能够发生,希特勒也就没有机会体现他卓越的演说才能,纳粹和希特勒就不会上台。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的历史完全会被改写,可是当时并没有人在意凯恩斯的孤独呐喊。

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放弃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主张“积极政府”,也就是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抗萧条。当时古典经济学“下降的工资和利率最终会刺激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达到新的均衡”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人们需要的是就业!就业!就业!胡佛总统已经遭到了选民的唾弃。

而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凯恩斯的思想,人们更喜欢苏联模式。1933年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效果显著,经济学家开始醉心于苏联经济的“有序”增长和充分就业。喜剧作家威尔·;罗杰斯感叹道:“苏联人颇有些绝妙的发展经济的主意,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933年的新书《力量的竞争》中也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重生。”

但凯恩斯并不看好苏联,凯恩斯所钟情的是拯救自由社会而不是摧毁它,他所鼓吹的政府支出是为了创造反商业周期的需求,从而为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他认为不能坐等市场机制慢慢恢复效用。凯恩斯深知,在这个事关西方文明命运的赛局中,与时间赛跑的不仅仅是大众的耐心,还有西方精英们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1933年,在送给罗斯福的《通向繁荣的手段》一书中,凯恩斯提出以政府支出为主要手段进行反商业周期干预的思想,他的主要理论是“乘数效应”和“信心工具”。这些自1932年就开始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本来是写给英国的,是针对当时英国流行的“平衡预算”思想的。

鼓吹“平衡预算”的人认为,财政赤字无非是把私人投资“抢”到自己手里,与其如此,不如通过减税和降息来增加私人部门投资的动力。凯恩斯驳斥说,在一个萧条的经济前景低迷的年代,面对遥不可测的需求,很难想象私人部门会主动进行投资。而政府支出则可以创造这宝贵的需求,启动一系列的投资。此外,与减税不同,政府支出除了创造第一轮需求外,老百姓从政府支出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创造第二轮需求,从而形成著名的“乘数效应”。而减税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会被分流到储蓄中,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储蓄意欲越强,因而减税无法达到刺激经济复苏的作用。同样的“失灵”也适用于降息,廉价的货币无法温暖人们低到冰点的投资和消费愿望。一句话,货币主义玩不转了,该是财政出手的时候了。

凯恩斯的《通向繁荣的手段》铺就了美国的“新政”之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在反击萧条这场战争中钱从哪里来、怎么花,以及如何发挥最佳效用的问题,这为美国经济走出前任总统胡佛的货币主义泥淖提供了推手。

凯恩斯主义的试验场。

罗斯福上任后,“百日新政”让人为之目眩。事实上,与其说罗斯福的“新政”是对凯恩斯信条的照本宣科,不如说它是秉承了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政府“必须做些事情”来鼓舞人们的信心,无论是通过直接救济,还是兴建大型工程。

罗斯福对凯恩斯主义的实践,效果良好。在3月12日的“炉边谈话”和银行重新营业之后,杰克·;摩根在写给他的欧洲合伙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表达了对罗斯福的颂扬之情:“所有国民都十分钦佩罗斯福的作为,他在仅仅一周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我们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罗斯福的百日计划尚未结束,其公共支出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不可能产生任何乘数效应的时候,美国就奇迹般迎来了复苏的浪潮,标志之一是华尔街股价在一年中上涨了53%。这令凯恩斯获益匪浅——1920年他的投资组合仅值16,315英镑,而到1946年去世时,凯恩斯的净资产已经达到411,000英镑,成为当时最富有的经济学家,收益率远超过同时代大多数专业货币经营者。

1933年4月17日,凯恩斯对爱尔兰进行了访问,并在都柏林大学发表了题为《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凯恩斯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来了个大逆转。他认为与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不同,现代大规模生产的过程在大多数国家里都能够达到相似的效率。而且,随着财富水平的提高,那些与国际交换关系不大的住房、服务和地方设施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

1934年5月28日,凯恩斯与罗斯福,一个理论家和一个实践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晤。双方对这次见面都很满意,凯恩斯形容这次会晤“迷人且给人以启发”,罗斯福则说他与凯恩斯有了一次“极好的谈话,对他非常欣赏”。这次美国之行加速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作。1936年,《通论》问世。

这是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人终于成为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通论》在那些最年轻和最睿智的人群中广为流传,加尔布雷斯如此描写那段时光:“这是一个对绝望的补救办法,它不是推翻这个体系,而是保全它。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几乎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

凯恩斯与举债。

后世反凯恩斯的人总是刻意强调罗斯福与凯恩斯的矛盾,说罗斯福新政并非基于凯恩斯。他们之间确实是有矛盾的,而凯恩斯最终说服了罗斯福,凯恩斯是正确的。

一直密切关注着大洋对岸的这场危机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2年在《大西洋》杂志发表文章,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而是富裕危机。”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凯恩斯又在《繁荣之道》中论述了运用政府开支摆脱萧条的道理。凯恩斯认为,因为失业,所以要创造就业,而要创造就业,就需要政府的公共工程,要开展公共工程,就要政府保持财政赤字,就要政府发行国债。

在罗斯福之前,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举债视作不光彩的事,而罗斯福本人也不大想出现财政赤字。1934年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凯恩斯,其间凯恩斯劝说他放手施行赤字开支。凯恩斯兴致勃勃地说道:“每月两亿美元的赤字,将再次把美国带进萧条;每月三亿美元的赤字,将维持现状;每月四亿美元的赤字,将带来美国的全面复兴。”

虽然罗斯福相信预算平衡的“健全财政”,对财政赤字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从罗斯福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出现财政赤字。1935年罗斯福政府的财政赤字为29亿美元,1936年为25亿美元,1937年为35亿美元。这些数字在今日看来很小,可在当日却是一笔天文数字。要知道,一盎司黄金在当日不过20多美元,而现在却翻了六七十倍。从华盛顿总统到威尔逊总统,124年间美国政府的总开支也不过75亿美元。

罗斯福以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快速花钱,钱源源不断地从公共工程局流到承包商、制造商、工程师、工人、卡车司机、木匠、建筑师的口袋里。这些钱反过来促进了消费,给疲软的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也使美国人度过了经济寒冬。自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人们第一次拿着现钞而不是食品券去购买食品,工人能有钱采购自己必需的工作用具,母亲有钱在圣诞前给孩子购买礼物,孩子则品尝到久违了的糖果。

在大萧条进入第7个年头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神奇的效果:以往在街头练摊的精英阶层不见了,城市中排成长龙领面包的队伍也消失了。虽然还有800万的美国人失业,但各处都弥漫着复兴的气息。1936年罗斯福任期届满,他在全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时,所到之处,无数人涌在铁路两边、街道上和码头欢迎他。罗斯福自述当他听到千万人热泪盈眶地喊“他救了我的家”“他给我了工作”时,着实被吓了一跳。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是最受欢迎的人,其次是得票远远低于他的上帝。在美国人看来,罗斯福现在就是拯救美国的上帝。

凯恩斯常以资本主义的“医生”自居,在其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中曾提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老年人不可救药的风湿症,而是由发育过速而引起的四肢神经痛……是由一个经济阶段过渡到另一个经济阶段时,在重新调整中的痛苦”。

凯恩斯的《通论》是为适应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而写作的,这一理论彻底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会解决一切问题、政府对经济应“自由放任,听之任之”的观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扩大国家对经济的调节。

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美国的发展实践。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主流思想理所当然的是凯恩斯主义,不过战后的世界和战前截然不同,各国为了恢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生产能力,实施大量的资本投资和加速的科技革命,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20年内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这时期,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融合而形成了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其实质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逐渐成为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措施脱胎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即当市场经济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总需求时,就应由国家对需求进行管理或调节,内容为通过财政政策,增加预算支出增加税收来刺激或压制总需求;同时辅之以货币政策,增发或减少货币量以影响利率及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他们在总需求分析方面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总供给分析方面,短期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长期则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汉森、萨缪尔森、托宾、莫迪里安尼、奥肯等,在战后历任政府中都曾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职务。

第六节 谁是谁非。

对罗斯福、胡佛、凯恩斯的争议。

历史上总有一些人试图将英雄抹黑,以显示自己是英雄,对罗斯福就是这样,对罗斯福的诋毁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力渲染罗斯福新政没有效果。

这些人的观点是,“二战”开始后美国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注意,这些人一点也不傻,而是非常会设置陷阱,这些人诋毁罗斯福的方式是将“新政”成果与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的水平进行对比。这样比当然是错误的:首先,看罗斯福的政绩,不能跟1929年比,而是要跟罗斯福上任时期比,经过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胡佛的延误,棉花都用来修了公路,牛奶都倒入了河流,机器都成了生锈的废铜烂铁,银行都关门歇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凭什么让罗斯福一上任就得超越1929年?经济必须重新启动才行,如果罗斯福上任后的经济比上任前增长了就是政绩。这样一比较,就能看出罗斯福不仅有政绩,而且非常大,罗斯福任内经济增长了200%,可见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1929年的经济本身是虚假繁荣,减税、借贷造成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不坚实,水分很大,而罗斯福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本身就是超越。因为罗斯福时期的经济是坚实的,是更多的马路、更多的医院、更多的机场,而不是1929年经济泡沫时虚假的、毫无意义的统计数字。

二、承认罗斯福新政的效果,但极力说成罗斯福的“新政”不新,说胡佛也那么做,甚至说成是“胡佛新政”

有些人承认罗斯福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是不承认罗斯福是创新,甚至说是对胡佛的继承。其实批判这一点也非常容易。这些人既然推翻胡佛的“放任者”形象,将胡佛塑造成罗斯福那样的拯救者,那我们可以先不看胡佛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胡佛没有做什么:胡佛没有对银行等金融体系进行大的整顿,银行都关门歇业,经济靠什么恢复?如果不整顿银行,经济就不可能恢复,首先胡佛没这样做;其次,胡佛没有对穷人行救助,罗斯福采取了大量的救助措施,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胡佛采取的是邻里互助等措施,其余就是放任穷人生活在痛苦中。罗斯福后来建立的社保体系,胡佛就更望尘莫及了,仅仅这两大项目就足以看出罗斯福与胡佛的区别了,就能看出哪个是拯救者哪个是放任者。

当然,胡佛也不是什么都没做,胡佛毕竟是政治人物,不可能什么都不做。胡佛让企业不得降低工资,而这一措施被人说成是胡佛干预,而笔者认为这正是胡佛不干预的表现。因为胡佛不想干预,所以才采取一些小动作,企图侥幸糊弄过去,结果这些小动作不仅没有糊弄过去,反而延误了时机。这跟滞胀时期,福特号召大家戴反通胀纽扣一样,表面上是在干预,实质上是不想干预的表现。另外,胡佛象征性地搞了几个大工程,最有名的是胡佛大坝,这些都是其下台之前的事情,可以算是胡佛终于开窍的表现,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而且与罗斯福也是区别很大。

三、承认罗斯福新政的效果,但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对罗斯福新政的作用。

有些人,承认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但不承认凯恩斯的作用,他们的理由是凯恩斯的《通论》是1936年出版的,而当时罗斯福新政早就开始了。其实这种观点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凯恩斯的思想不是一天形成的,凯恩斯的《通论》是1936年出版,说明凯恩斯的思想在1936年以前就形成了,事实是1932年就已形成了。1936年出版的《通论》是个学术版的著作,内容艰涩难懂,主要是给学者看的,而他给罗斯福看的是另一本书《通向繁荣的手段》,这是个通俗版本,在罗斯福上任前,凯恩斯就送给了他,罗斯福是按照这本书的思想来做的。后来哈耶克写了一本书《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与凯恩斯这本书唱对台戏的。

四、刻意强调罗斯福与凯恩斯的矛盾。

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反罗斯福,因为这些人的志向不是当总统,他们反罗斯福的目的是为了反凯恩斯。因为大家都知道,罗斯福新政是在凯恩斯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否定了罗斯福也就否定了凯恩斯,这才是他们的小算盘。

罗斯福与凯恩斯的矛盾确实存在,那就是对赤字的看法,罗斯福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头脑的人,罗斯福主张用税收来增长政府支出,凯恩斯主张用赤字。罗斯福最终没有采纳凯恩斯关于赤字的建议,诚然,凯恩斯的“赤字财政”肯定是见效快,但是会给后人遗留下很多问题,因为这种账早晚要还。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领导人,不应该那样做,而且那样做了反而会导致新的危机。2008年以来美国的债务危机其因就是小布什的“赤字政策”,可见罗斯福是正确的。

五、说罗斯福延缓了萧条,甚至说罗斯福萧条。

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历史上的罗斯福萧条不是指从罗斯福上任到“二战”这段时间,而是指的1937—1939年这段时间。罗斯福刚上任经济恢复得飞快,但是这种速度是不可能持续的,早晚要回归到正常速度,1937—1939年就是正常回归,毫不奇怪。

六、说罗斯福当政时期失业严重。

持这种看法的人也是跟1929年比,而不是跟罗斯福上任时比。大萧条是一步步加重的,1929年不是最重的时候,因此1929年失业还不是很严重。企业都是实在撑不住才倒闭的,但大部分企业都能撑一段时间,所以经济危机爆发初期不是失业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失业最严重的时候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而罗斯福把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四十降低到了10%,其实是伟大的进步。

那么失业从经济学上是怎么解释的呢?这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经济总量越大用人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用人越少,当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而劳动生产率又大幅提高,所以必然会有失业,如果没有了失业反而不符合经济原理。

一般来说,如此之大的经济萧条,走出来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而罗斯福上任也才7年的时间就走出了萧条,从总量上超出了早期的水平,是很大的成绩。如果要让就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仅经济总量的恢复是不行的,必须超出才行,也就是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因素,经济总量达到萧条前130%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而这也需要时间,不可能是短时间完成的。其实即使没有“二战”,只要再给美国两三年的时间,这个问题也足以解决。

第七节 美国证监会的成立及运作方式。

美国的证监会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在1929年之前,绝大多数公众并不希望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银行贷款条件宽松,投资者们怀着白手起家的梦想,根本不在意未被监控的证券市场中潜藏的巨大危险,纷纷投身于证券交易中。

当时美国参与证券交易在普通人中也非常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大约2000万美国人,在“一战”之后经济繁荣的诱使下,投身于证券市场,成为大大小小的股东。这些资金在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之后,有约一半化为乌有。股票市场的崩盘,使无数投资者和银行损失惨重,而其引起的银行挤兑,更是银行业的灾难,最终导致了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为了恢复经济,国会认为必须挽救资本市场的信心。国会召开听证会研究解决办法,并根据听证会的结论而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用法律监管证券市场并保护投资者。而这就需要监管人员,于是国会于1934年建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确认在证券交易中要公允地公开企业状况、证券情况等,以投资者利益为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直属美国联邦的独立准司法机构,是美国证券行业的最高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拥有5名总统提名、国会通过的委员,4个部,18个办公室,有职员3100多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独立执法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被简写为“SEC”。由5名委员组成,主席每5年更换一次,由美国总统任命。为了保证交易委员会的独立性,委员会成员不得有3人以上来自同一政党。美国所有的证券发行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在委员会注册;所有证券交易所都在委员会监管之下;所有投资公司、投资顾问、柜台交易经纪人、做市商,以及所有在投资领域里从事经营的机构和个人都必须接受委员会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委员会为独立机构,不隶属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或任何一个行政部门。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不受上述机构的指挥。委员会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委员会任期五年,任期届满后可以连任。委员会通过决议应由委员会委员过半数同意。委员不得兼任任何职务,不得买卖证券或从事其他证券交易活动。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受到总统、国会及法院的牵制。在行政方面,总统掌握着任命委员及主任委员的权力。一般情况下,新总统就职,主任委员都要自请离职。在司法控制方面,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政处罚,被处罚的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裁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拥有令人仰视的直接司法介入。

如何“司法介入”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发现、接到违法举报时,就可以进行调查。调查分为正式调查和非正式调查两种。非正式调查以承办人员收集有关资料及访问有关人员为主,如调查人员认为确有违法行为或即将有违法事件发生,可报请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签发正式调查令,说明调查的范围、涉嫌违反之法规及受调查人(公司、团体、个人)。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传讯当事人到现场接受询问,也可传讯证人。如被传讯人拒绝到场或拒绝接受询问,证券交易委员会可向联邦地方法院请求签发命令,强制当事人到场或提供证据。如当事人再违抗强制令的,可判以轻罪,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处以1000美元的罚金。

正式调查结束后,承办单位根据调查的情况,向委员会作出对该违法行为进行惩处的建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还可以举行行政听证,给被指控的人进行申辩的机会。在听证结束后30天内,负责承办的委员对案件作出初步裁决。当事人若不服,在初步裁决15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请复审申请。委员会亦可依照职权在初步裁决后20日内发布审查命令,进行最后审查,作出最后裁决。

在最终裁决作出前,当事人可提请进行和解,并提出和解计划,如接受和解,当事人就按照和解计划自动执行有关规定,以避免被强制惩处。

不幸的是,SEC的首任主席竟是著名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总统。

第八节 华尔街历史的“11大拐点”

华尔街是美国的象征,但必须指出的是华尔街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要早,金融对早期殖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东印度公司等都是按股份制建立起来的,因此股份制、股票这些对殖民地一点都不新鲜。

说起股份制,很多人感觉是个伟大的发明,其实不然,股份制在任何国家都有,中国在很早也有。股票也不新鲜,因为有股份就得有股权契约,股票就是股权的契约。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是股票市场,华尔街早期也是靠股票市场发展起来的。

汉密尔顿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对美国早期金融体系的整体设计,对纽约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也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纽约银行的创始人。在1792年美国股市发生第一次股灾时,他下令财政部大量买进国债,对市场进行支持。此事在当时被政敌诬为进行金融投机,汉密尔顿不得不接受共和党三位议员组成的调查团的调查。虽然顺利过关,但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证券投机的偏见。

而杰斐逊主义者对市场崩溃总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他们非常仇视资本市场中的投机者,认为这些投机者都是罪有应得。比较蹊跷的是,汉密尔顿离开历史舞台后,杰斐逊主义者采取的措施不是关闭市场,而是对市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长达100多年。在这段时间内,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市场缺乏监管、政府无所作为、投机盛行、交易所各自为战的状态。从1792年《梧桐树协议》签订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这么长的时间里,美国居然没有一家中央银行。

2001年9月11日,位于华尔街附近纽约金融区的世界贸易大厦遭到恐怖袭击,纽约交易所停止交易,这一刻,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几乎停摆,华尔街这个金融帝国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许多金融机构已经离开地理意义上的华尔街,搬迁到交通方便、视野开阔的曼哈顿中城区去了。华尔街附近挤满了古旧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道路也像蜘蛛网一样难以辨认,实在不太符合金融机构扩张业务的需求。“9·;11事件”后有些机构干脆离开了纽约这座危险的城市,搬到了清静安全的新泽西。现在,除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外,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或基金把总部设在华尔街。虽然,地理上的华尔街非常小,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华尔街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代名词。

华尔街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大转化:一是从债券市场向股票市场的转化,二是从投机市场向科学投资市场的转化,三是自由放任到严格监管的转化。

华尔街的发展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11大拐点:

一、独立后国债发行形成债券市场。

建国之后,最先促进华尔街发展的是国债。独立战争刚刚结束,汉密尔顿发行了大量的新国债,以替代原来的旧国债,纽约市场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可交易的品种,市场迅速扩展。由于当时的交易量激增,人们不仅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也在交易所外的路边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在场外交易的经纪人,可以站在交易所的门口听场内的报价,以获得最新的信息,而不用交纳会员费。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也为了防止经纪人在交易佣金上进行恶性竞争,经纪人聚集在一起,相互约定,保证在为客户提供证券交易服务的时候,收取不低于0。25%的佣金,这就是《梧桐树协议》,这个协议本质上是经纪人的价格联盟。现在大家通常认为1792年签订的《梧桐树协议》是华尔街正式起步的标志。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811年由经纪人按照粗糙的《梧桐树协议》建立起来,并开始营运。1811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严格意义的美国证券市场真正形成。

二、运河建设。

美国的交通建设始于运河,在铁路修建之前主要靠运河运输。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上进行货物运输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美国独立后,大多数居民都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边,而大部分国土却在山脉以西。美国中西部地区土壤肥沃,主要被农场所覆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粮仓。

然而,昂贵的运输成本使得西部产品到达东部市场变得极为不经济。要发展纽约经济无疑要先发展港口贸易,但是如何才能将更多的货物运送到纽约港呢?一条贯通东西的水路开始浮现在他们眼前。这项工程远远超过了纽约州的财力,曾寄希望联邦政府施以援手,但被拒绝。纽约人毅然决定由纽约州来独自修建这条运河:向债券市场借钱,以纽约州的名义发行运河债券。

意想不到的是运河债券受到市场追捧,极大地刺激了华尔街投资商的热情。伦敦金融市场也开始对运河债券进行大笔投资,仅巴林兄弟银行一家就购买了30多万元美国的运河债券。

1825年,伊利运河连通哈得孙河与伊利湖,将五大湖与大西洋水域连接起来,全长584公里,历时8年修建成功。修成后,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二十分之一,时间为原先的三分之一。这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繁荣,也支持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

伊利运河的成功,给纽约市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口爆炸般增长,港口吞吐量激增。1800年外来商品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1860年时这个比例跃升到了62%。

伊利运河的修建引发了对概念证券的狂热,西部的土地开发也成了美国经济的亮点。华尔街挂牌交易的股票越来越多,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来自欧洲,因为欧洲的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分一杯羹。华尔街乘势而上,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自身的大跨越,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三、南北战争更促进了债券市场发展。

1861—1865年,南北战争爆发,对美国的证券市场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的债券都是通过私募的方式发行的。南北战争期间,北方的银行家库克革命性地向公众发行战争债券,使得北方联邦政府得以迅速地募集到战争所需要的资金,而百姓也得以把爱国热情转化为一种投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北方政府。

这一创举对战争的进程有重要影响,而缺乏资本市场这一重要工具的南方政府,只能依靠大量印钞来支持战争费用。这使得南方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战争结束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战前的90倍,直接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胜负。

同时,国债的大量发行,意想不到地催生了华尔街的空前繁荣,并使得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1861年,战前的国债规模是6480万美元;到1865年战争结束时,国债的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是之前的40倍。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大幅提高,由战前的1%上升到了战后的5%。在1865年战争结束时,纽约交易所的日交易量达到60亿美元,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而当时的一般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不过是1500美元。南北战争,使得华尔街一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四、铁路股票形成股票市场。

以前修运河、打内战,主要依靠的是发债,而铁路建设则主要是发股票。美国铁路建设高潮时,国会把横跨东西两岸1。7亿亩土地分赠给不同公司兴建铁路,是国家所提供的一次最大的赠品。部分铁路公司把一些地卖给农民,并利用土地借贷巨款,以支付工人薪水,买铁轨、车厢及其他昂贵设备。直到现在,还有不少铁路公司仍拥有当时所获赠的大片土地,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资产。

铁路不仅载运货物及乘客,同时也把一批批新的买主送进股票市场。在第二波铁路建设高潮里,投资人在铁路股上共投下3。18亿美元,并且有13万英里的新铁路路线借此完成铺轨工作,而这些土地绝大多数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如果没有金钱的投资,仅靠牛仔开发辽阔的美国西部领土,恐怕很难有今日的荣景可期。

铁路股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两岸投资人最看好的股票。人们看着绵延不绝的铁轨及黑烟袅袅的火车头伸向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便相信铁路绝对有其存在及不可或缺的必要。

许多农民开始投资铁路股、铁路土地,以及1862年随《农地法案》(Homestead Act)通过应运而生的相关公司。但其中部分的铁路交易计划及土地计划,就像随后而来的淘金及挖银热潮一般,不过是一些骗局。

1860—1870年,铁路股票在美国大量上市,出现了铁路股票泡沫,使美国证券市场开始从过去的债券市场向股票市场转化。但1886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证券市场以国债、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券的交易为主。19世纪的后几十年股票市场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华尔街的主角。

五、经纪人革命与注册会计审计的出现。

股票市场形成后的华尔街混乱无度、投机盛行,这种无序的市场早晚得变革。到了19世纪末期,市场中的经纪人开始觉醒,他们的利益需要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他们团结起来强迫上市公司披露信息。那么,怎么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呢?由谁来编制并核实这些信息呢?所以需要有独立第三方,这就是公认会计准则和注册会计师(CPA)的起源。从此,上市公司开始遵守会计准则并公开披露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直到今天,虚假信息也还不能完全避免,但19世纪90年代经纪人的自发革命,是华尔街监管的第一个转折点,它使得资本市场开始规范化发展。

六、重工业的兴起。

1860年的时候,美国大部分的钢铁产品还需要进口,到1900年的时候,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列强的总和。它怎么能够实现这么快速的发展呢?是因为很多钢铁公司一旦成立之后,就迅速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来融资,发行债券,实现扩张,所以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列强。

美国的钢铁工业迅速崛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一举超过了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1900年美国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同年,工业股票成为美国股票的主体,这标志着美国股票市场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的重工业化离不开华尔街,而华尔街也在为美国的重工业化融资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当时有一件事情,1901年的时候,华尔街的领袖人物摩根通过重组组建了一个新的钢铁公司,它的资本金达到了14亿美元;而同一年,美国联邦预算的支出只有5。25亿美元。所以难怪当时华尔街流传了一个段子:老师问学生是谁创造了世界。这个学生回答说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是在1901年,这个世界又被摩根先生重组了一回。足见当时华尔街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摩根在1901年对美国钢铁公司的重组,重组总规模达14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7%。

七、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了美国的重工业化以外,另一个对华尔街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没有参战,却成为“一战”的受益者。华尔街这个融资渠道,使得美国可以放大经济获益的成果。例如美国杜邦公司4年完成的军火合同,相当于战前平均每年军火合同的276倍,其他的公司也获得了类似的收益。

“一战”也带动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容。为战争融资而发行的国债从12亿美元扩大到255亿美元,1917—1919年自由公债发行量达到215亿美元。美国的股市规模也大幅扩张。而和战争相关的钢铁行业发展更快,以美国的伯利恒钢铁公司为例,股价从46美元飚升到460美元,并一度达到600美元。投资者群体也由战前的35万增加到了数百万。美国资本市场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资本市场。“一战”期间,仅摩根银行就代理英国发放了银团贷款30多亿美元。“一战”使得美国一举从战前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战后最大的债权国。

“一战”结束后不久,美国股市迎来了一个疯狂的牛市。20世纪20年代,连续8年中只有一年(1923年)例外。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0%。当时的美联储成立不久,没有足够的对股市泡沫的判断能力和遏制手段,因此没有采取调整利率等手段来抑制过度投机。另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是10%的保证金制度,即投资者只要支付10%的钱就可以买股票,在一个不断飙升的股市中,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刺激了股市的投机性。当时的美联储以5%的利率贷款给美联储成员银行,银行以12%的利率贷给那些经纪人,经纪人再以20%的利率贷给投资者,而投资者则希望从股市中得到远远超过20%的回报。这样一个逐级放大的资金链,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1929年10月24日,著名的“黑色星期四”,美国股市单日跌幅达22%,这是美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百分比跌幅。到1932年,美国股市的总跌幅为89%。在这样一场股市崩溃中,几乎所有股票的股价都一泻千里,所有的投资者都在劫难逃。一个典型的个股案例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无线电作为当时的朝阳产业,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1929年9月股价超过500美元,在1932年7月股价仅为3美元。当时盛传的许多描述股市崩盘后的华尔街惨状的笑话中,有这样一则:五星级豪华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对来客的第一句问候语改为:“请问,您开房间是来住宿还是跳楼?”

八、金融监管法案的出台。

华尔街走向规范的第七个转折点:1929年的股灾与罗斯福新政。1929年的股市崩盘是华尔街发展历史上第二个转折点。股市崩盘之后,罗斯福对华尔街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清理,他请老肯尼迪(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的父亲)担任刚刚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老肯尼迪是一个老练的市场投机家,他对市场规则的漏洞和市场中的操纵行为都非常在行。在他的领导下,华尔街痛定思痛,洗心革面,完善各种法律法规,进一步走向规范。利用庄家来打击坐庄,正是罗斯福总统的高明之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所建立起了现代证券法律体系,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美国政府痛定思痛,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改革和重建,颁布了一系列法律。1933年,美国颁布了《联邦证券法》;1934年美国颁布了《证券交易法》。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在交易了将近140年以后,才有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同时,按照当时的《证券交易法》和《证券法》,美国建立了美国证监会,也就是说这个市场运行140年左右的时间才开始出现了监管机构,才找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第一次把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分离,实行分业经营(摩根银行因此被分拆成作为商业银行的J。P。摩根和作为投资银行的摩根士丹利),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银行的存款人提供担保。同年通过的《联邦证券法》规定:“证券的发行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禁止虚假陈述。”1934年通过了《证券交易法》,限制保证金交易,防止过度投机。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1940年通过的《投资公司法》《投资顾问法》,主要针对共同基金作了规定,限制关联交易,加强信息披露,并要求基金从业人员在SEC注册,同时规定了使用杠杆的上限,要求共同基金的董事会设立40%以上的独立董事。罗斯福实施的金融新政,为华尔街在美国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和美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石,本质上是政府在市场的改革中起主导作用。

经过20年代的股市崩盘、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华尔街从20世纪中期开始,逐渐进入成熟期。在华尔街的成熟过程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美林模式对证券经纪业的改革,另一个是证券分析手段的出现。

九、美林模式的提出。

“美林模式”的开创者叫美里尔,他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华尔街,起初是华尔街一个并不成功的经纪人。他在一个所有人疯狂买入的牛市里保持着相对冷静的头脑,一直怀疑股市即将崩盘。他甚至因为自己的这种怀疑而去看心理医生,而医生在和他谈完之后,却相信了他的判断,和他一起抛售了自己的股票。事实证明,美里尔是正确的。1929年的股灾来临了,华尔街进入了萧条期,在这段萧条期,华尔街没有什么经纪业务可做,他只好为几家连锁店做财务顾问。美里尔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人,他发现连锁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商业模式,可以借鉴到证券业务中来。在股市恢复生气之后,他回到华尔街,将连锁店的模式引入到经纪业务中,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网点,使得美林证券一举成为傲视群雄的“美林帝国”。美林证券的经纪人全部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其宗旨是为大众提供理财服务。而此前在人们的心目中,华尔街的经纪人一直是一群用客户的钱养肥自己的坏蛋。美里尔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尔街经纪人的形象,他向美国民众展现了一个专业、诚信的金融行业的概念,将资本市场从少数人的游戏室变成了大众的投资场所,使证券走入了中产阶级,走入了千家万户。

十、现代投资分析的兴起。

现代证券分析方法起源于格雷厄姆。1934年底,格雷厄姆终于完成他酝酿已久的《有价证券分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并由此奠定了他作为证券分析大师和“华尔街教父”的不朽地位。

在格雷厄姆之前,投资者对证券的内在价值没有科学的分析方法,股票价格往往和企业的实际价值没有任何的关系,股市完全是一个投机者坐庄和投机的场所,股票也完全是投机者投机的工具。

格雷厄姆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概念,比如现金流、公司运营资本等,这些概念现在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学最基本的常识。他也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分析方法和投资手段,例如强调无形资产和核心技术对公司的重要意义,发明了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公司估值方法,这些方法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的基金经理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格雷厄姆的《有价证券分析》一书在区分投资与投机之后,提出了普通股投资的数量分析方法,使投资者可以正确判断一只股票的价值,以便决定投资取舍。在此之前,尚无任何计量选股模式。格雷厄姆使用自己发明的分析方法赚了很多钱,声名大噪,人们接踵而来,向他学习投资,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投资大师的巴菲特。格雷厄姆还著书立说,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他的投资理念,他的分析方法和投资理念逐步成为现代金融分析方法的主流和标准。

在格雷厄姆写作《有价证券分析》的同时,菲利普·;费雪提出了“费雪学说”。“费雪学说”认为可以增加公司内在价值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公司的发展前景,二是公司的管理能力。

十一、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兴起。

共同基金又称为信托基金,在美国又称为投资公司,在中国香港一般翻译为互惠基金。在中国大陆,一般的投资者并不使用共同基金这个词汇,而是以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词汇取代之。此种金融商品的利基点,是建立在专业金融从业者的知识和信任之上而产生的。共同基金是由专业金融从业者管理,向社会投资者公开募集资金以投资于证券市场的营利性的公司型证券投资基金。共同基金购买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商品及衍生性金融产品,以获得利息、股息或资本利得。共同基金通过投资获得的利润由投资者和基金经理分享。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共同基金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在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的证券业法律,奠定了比较严格的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二战”后经济平稳高速发展,居民的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带来了巨大的投资理财需求。

机构投资者较散户更加专业,使市场渐趋理性,并对上市公司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使得投资成为一种产业,实现了规模效应,这时期美国资本市场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

第九节 萧条经济学与好莱坞的发展。

好莱坞是大萧条的产物,是萧条经济学的代表,第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也诞生于大萧条期间。

1853年的好莱坞只有一栋房子。到1870年,那里已成为一片农作物兴旺的农田。到1900年,好莱坞已经有一间邮局、一家报社、一座旅馆和两个市场,其居民数为500人。1903年,此地升格为市,参加投票的177位有选举权的居民一致赞同以“好莱坞”为之命名。

1907年,导演弗朗西斯·;伯格斯带领他的摄制组来到洛杉矶,拍摄《基度山伯爵》。他们发现,明媚的自然风光、充足的光线和适宜的气候使这里成为拍摄电影的天然场所。20世纪前10年,导演大卫·;格里菲斯被派到西海岸来拍电影,他带着丽莲·;吉许、玛丽·;璧克馥等演员来到了洛杉矶。后来他们想寻找一块新的地盘,于是向北出发,来到了一个热情的小城——好莱坞。由于此地条件不错,他们在回纽约前又拍了好几部电影。渐渐许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了这块宝地,到好莱坞的电影剧组越来越多,美国电影业移师好莱坞的大转移开始,好莱坞向电影之都迈进。

好莱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和新泽西的电影公司迁向这里的原因主要有几点:首先这里的天气好,日照时间长。虽然电灯已经发明了,但还不够亮,最好的光源是阳光。除此之外,加州视野宽广,有各种不同的自然风景,对电影拍摄有利。

除自然条件外,好莱坞的成名还与发明大师爱迪生的垄断有关。爱迪生是发明家,他在电影器材方面也有许多的发明设计革新,并拥有相应的专利权。1897—1918年,爱迪生挑起美国电影专利权之争,和众多电影制造商对簿公堂。同时,他看准了电影事业的发展远景,利用手中的电影器材王牌,将当时在美国东部的9大电影公司合并成为他的电影专利公司,由此控制了电影市场。那些不甘从命的制片人,纷纷另起炉灶。

不久,诞生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她的印第安英雄》,给好莱坞扩大了知名度,那些制片人为好莱坞优越的自然外景和发达的交通条件所吸引,纷纷来到好莱坞开创基业。另外,加州距离新泽西州非常遥远,爱迪生很难在这里控制他的专利权。加州没有那么多爱迪生的手下,即使他派人过来,往往消息早已走漏。

爱迪生的死对头卡尔·;雷穆在好莱坞创建了环球公司,成为新的电影大王。与此相反,爱迪生的电影专利公司,仅仅风光了10年,就被美国法庭宣判为非法的托拉斯而破产倒闭。

1911年第一个电影制片厂在好莱坞开业,同年有15个制片厂在这里定居,成千上万的梦幻制造者紧随而至。

然而真正让好莱坞走向辉煌的则是大萧条。大萧条期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夜之间陷入困顿,好莱坞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幻梦,来抚慰那些几乎陷于绝望的心灵。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这些大电影公司都是这个时候成立的。

美国伟大的电影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大萧条时期产生的:《金刚》是经济大恐慌的时候拍的;美国最伟大的电影之一《飘》,又叫《乱世佳人》,也是那个时候拍的;《小妇人》《蝴蝶梦》《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还有全世界第一部《白雪公主》——当时花了200万美元,这些都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拍的。

卓别林是一位喜剧明星,在美国大萧条之前,好莱坞流行的是音乐剧,大萧条之后喜剧电影忽然流行起来了。卓别林最著名的两部无声电影是《城市之光》和《摩登时代》,《城市之光》是对当时失业现象的讽刺,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老百姓的心;《摩登时代》是1936年拍摄的卓别林一生的经典之作,通过他饰演的一个工人在工厂干活发疯、进入精神病医院的故事,把当时人们心中的痛苦表达出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历史的大萧条的记忆碎片,后来却频频走入好莱坞电影。经济大萧条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但留在电影中的美国故事却能够让人们看到一个时代的背影,可以让人们回味故事讲述的历史。

萧条并未远离。到了1970年,石油危机再度造成美国经济的萧条。那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电影?《大白鲨》《教父》,还有《星球大战》第一部。1929年大萧条时期大部分是以喜剧片发泄心中的痛苦与不满。而这个时期出品的都是恐怖片,通过恐怖片的感官刺激来抒发心中的痛苦。

2000年,美国科网股泡沫破灭,再次进入萧条时期,于是又孕育出一系列伟大的电影,包括《哈利·;波特》《指环王》《蜘蛛侠》,还有《星球大战》第二部。这个时期的《指环王》第三集票房纪录是11亿美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票房是9亿美元。难以想象,又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再一次孕育出一系列的伟大电影。

娱乐业从经济衰退中获利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据美国影业联合会统计,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曾遭遇7次经济不景气,其中5次电影票房都有大幅上升。电影业是萧条经济学的代表,但萧条经济并不仅仅包含电影,萧条期间简单家庭游戏——拼图、强手棋、跳棋、国际象棋、掷套圈等大受欢迎,要么是为了消磨时间,要么是为了排遣焦虑。

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少,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样,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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