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工不强。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发达的程度，是国力的标志，是富民的保证。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城市化的内涵，是农业产业化的动力，是社会文明的支柱。
中国几千年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已经完全走向落后，落后使我们历经了屈辱、历经了分裂、历经了压迫，落后启发我们只有迅速走上工业化的强国之路，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厄运。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强国梦，这是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孜孜不倦的追求，从李鸿章到盛宣怀、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些民族精英无一不把实业兴国作为抱负和施政理念。可喜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枷锁，摆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羁绊，真正开启了以工业化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化即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决策者们谋划国家建设的主题。中国的命运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着重大的转折。
1952年8月，时令仲秋，中华大地却是一片热气腾腾。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挟新国家初建的锐气亲自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行进在奔赴莫斯科的专列上。他代表中国政府去和苏联政府商讨对我国经济建设予以援助的重大问题。
苏联的秋季，风景迷人。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周恩来总理心情格外的好，他兴致高涨地和随行人员一起在异国他乡勾画着新中国工业化梦想的蓝图。苏联之行，周恩来、陈云等带着收获的喜悦回国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副总理等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就援助问题的具体细节再作进一步的商谈。
历时8个月，条款16项。李富春肩挑寄托、背负重任，在异国他乡紧张而高效地开展着工作，对16项条款涉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进行着极其详细、周密的研究、测算。一份《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草稿从莫斯科传回国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斟酌，在决策。
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神情高度凝重，他目视文本，手拿铅笔，在认为重要的地方画着横道、打着符号。作为领袖，他要带领人民走出一条自己民族工业发展之路，他要借助苏联人民的经验，给新生的东方大国开辟一条工业化的道路。
清风手中起，白云眼前过，描绘国人梦，掩卷著春秋。
毛泽东高瞻远瞩，胸襟壮阔。他吞吐历史烟云，勾画工业天际。按照自己惯有的作息规律，他通宵达旦、一夜未眠。当毛泽东一字一句审阅完《协定》的全部内容时，天色微亮，东方欲晓。他深深地吸了口香烟，吐出一条蓝色的长龙。凌晨5：30，毛泽东郑重地给远在苏联的李富春拟写了一份电报，之后，他顺手按动书桌上的电铃，秘书田家英走了进来，毛泽东把电报交给他，示意他以急件发出。
电报指示：李富春副总理全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签约！
1953年5月15日，《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正式生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富有诗人特质的毛泽东，挥舞大手，另一场战争在他的脚下洪波涌起、翻腾呼啸。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飘动的红旗，沸腾的歌声，在自由的蓝天下，在光明的土地上，招展、漫卷……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建设美丽家园的激情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上。
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各民族亲密团结的局面。抗美援朝斗争刚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土地改革和各种民主改革的壮举已经得以完成，全国从上到下都铆足了劲建设自己的国家。
趁此热潮，按照和苏联签署的《协定》，国家适时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年轻的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国家就已经能够集中相当的资金用于国内的建设事业。
锦绣前程美好地向着远方伸展。
1953年8月，毛泽东主席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把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与苏联政府谈判的结果以及我们当前应该做的工作，向政府委员会作一个报告。刚刚从苏联签署完《协定》回国的李富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用意，那是要他向全党高级干部系统讲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9月3日，李富春饱含激情地向全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作报告，他分析形势，讲解任务，提出要求，讲清困难。
是年，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富春的报告最后特别提出：“‘一五’的重点，就是要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
中华民族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第一次被响亮地提了出来。这是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化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