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根据明代的记载，提出可能是从岩顶将棺木悬吊垂下至洞穴后，将棺柩移入的。如唐以前的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但三四千年前人类还未发明使用辘轳等机械，船棺仅长就近五米，形体巨大，难以控制，有的岩石突出，会将船棺撞毁，何况有的山峰本身就无法攀登。又怎么可能架栈道将船棺移入呢？
武夷山自古就有许多飞阁栈道的记载，虽然架设栈道的工程量浩大，但武夷悬崖多是单独成峰，突兀峭拔，无缓坡可供架设。有人发现在某些峭壁间似有插孔做栈道的痕迹，但考古人员曾仔细观察过，在陡峭的白岩峭壁间根本就没有栈道痕迹。
那么，是否可能用搭设台架的方法升置船棺呢？因为广西有这样的先例，但是且不说搭设三五十米的台架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而大藏峰的金鸡洞，下临深潭，水流萦回，台架又何处可搭呢？
众说纷纭，却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大概是各种手段都兼而有之？至今人们还在力图互相说服，而四千年前的武夷族先人早已悄悄地把仙舟高高地搁在悬崖峭壁之上了，留下这个令一代又一代后人绞尽脑汁也难以解开的谜团。
重现天日的阿房宫
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房宫建于二千多年前的秦代。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每征服一国，就绘制该国宫室图，在秦国都城咸阳的渭水南岸仿造宫殿，称“六国宫殿”。相传当时共有宫室145种，著名的有信宫、甘泉宫、兴乐宫、长杨宫等宫殿。想当年，咸阳宫可谓殿宇林立，楼阁相属，曲廊幽径，花香景深。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征发刑徒70余万人到四川、湖北等地进行砍伐木材，开凿北山的石料，在渭河南上林苑中开始兴建更大规模的宫殿——朝宫。说起朝宫，人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提起它的别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知道，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
遗憾的是，由于工程过于浩大，阿房宫最终只是秦始皇心中的一座宫殿，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阿房宫，直到汉刘邦大军入关还没完工。楚霸王项羽率军入关后，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都被纵火焚烧，化为灰烬了。
西安市西去十余公里有一处自古遗留的夯土台，被世人长期认为是秦阿房宫烽火台的遗址。烽火台是中国古代传递军情的建筑。
在古时，长城沿线和西北边疆，每隔一段距离，人们就筑起一座烽火台。烽火台里装满柴草或点燃后容易冒烟不散的狼的粪便，并派将士日夜驻守。若发现敌人入侵，就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敌情很快会传到军事指挥区。
点放烽火的方法，白天和晚上不一样。晚上点放火叫烽，白天点放烟叫燧。点放烟火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来的敌军不到1000人，就点放一支烟火，每增加1000个敌兵，就增加一支烟火。那么，这座自古遗留的夯土台，究竟是不是烽火台呢？
2005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和挖掘。在挖掘中，考古人员发现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的残片的建筑时间要比阿房宫修建的时间早得多，与阿房宫没有任何关系。而在残存建筑部底部和中腰还有建筑物。
因此，这个建筑应为高台宫殿建筑，其形制与咸阳宫一号宫殿相似，这也是战国建筑形式的一大特点。可惜如今顶部已被破坏殆尽，建筑物已荡然无存。
为了进一步地寻找阿房宫的确切地址，2005—2006年间，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经过对阿房宫前殿遗址东侧30多平方公里、前后近一年的考古调查、勘探与部分发掘发现，传说中的上天台遗址实际上是战国时期营建的上林苑中的一处宫殿建筑群。但是由于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遗迹附近挖过战壕；当地农民在此取土及进行修筑梯田、大规模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因此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
从遗址出土的大量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来看，它们沿袭了关中地区战国时代板瓦、筒瓦上流行的纹饰和工艺，即与战国秦上林苑一号建筑遗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的制法、形制和纹饰相同。考古学家比较了战国朝代的邯郸赵王的宫殿建筑遗址、燕下都东城的武阳台等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认定上天台建筑遗址中的夯筑土台属于战国时代流行的高台宫殿建筑。
历史曾载秦有五苑，但秦上林苑的范围，到宋代的学者已经很难说清楚了。然而，秦阿房宫前殿建于秦上林苑之中。这处遗址的发现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秦都咸阳战国朝代是否已有上林苑的问题，也澄清了长期以来将该建筑遗址作为阿房宫上天台的讹传。磁石门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磁石门。
相传当年秦始皇“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作为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它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偷偷隐藏刀具的人不能通过；而且通过利于磁石吸铁的磁性来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朝拜的胡人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因此，这个门也叫“胡门”。为揭开关于磁石门神秘传说的真相，阿房宫考古队又在2007年10月对这个建筑遗址进行了挖掘。
考古学家仔细考证了该遗址出土的大量板瓦和筒瓦的制作工艺，认定该遗址建筑的时代亦应为战国时期秦国上林苑中的一座高台宫殿建筑，而不是一座门址，没有门道遗迹和相关设施。它建筑的时代比秦统一以后秦始皇所修建的阿房宫要早，所以，它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也澄清了长期以来将上林苑建筑遗址作为阿房宫磁石门遗址的讹传。
在这次的挖掘中，考古人员也许为项羽洗清了千年的不白之冤。许多年来，项羽火烧阿房宫几乎成了历史常识。
《史记》上明确写着：“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更是在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后，无限感慨地歌咏：“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如果项羽的大火真的持续燃烧了3个月，那么，在阿房宫应该留下一些痕迹。考古学家们在离阿房宫遗址不远的咸阳宫遗址上就发现了大量的火烧痕迹。遗迹，就是都把墙白烧成了红颜色，还有大量的木桩灰，还有因火太大把木桩烧成了硫渣，其他的建筑材料如瓦片也被火烧成了红颜色。
毫无疑问，如果经历过大火，阿房宫遗址也应该留存大量火烧的痕迹。但是考古人员们的探铲一次次地探下去，每一次带上来的只有夯土，没有火烧过的痕迹。在这之前的考古发现和阿房宫的传说还基本吻合，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截然不同了。除了东西部村庄覆压的地面以外，还在房屋和房屋之间的空地上，以及花池里、猪圈旁、厕所旁，考古人员全都进行了钻探，都没有发现一处有火烧的痕迹。难道这场轰动一时的大火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赵志君希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找到答案。他把从阿房宫遗址取得的土样带回了实验室。赵志君说：“假设阿房宫确实建成了，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那么在阿房宫的废墟上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灰烬层。这个灰烬层里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尽的木炭，以及残留的非常细小的炭化的木屑。”
首先，赵志君把土壤颗粒完全分散开，然后配制一些重液，通过浮选的方法把土壤中不同比重的物质分离出来，轻的物体就会浮到液体的表面，而重的物质就沉到底层。炭化的木屑比重非常小，如果阿房宫真的经历过大火，那么土壤里包含的所有炭化木屑都会漂浮起来。若某个地方曾经发生过焚烧，那么其地层土壤中所包含碳化物的数量一定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我们把这些颗粒制成一个显微晶片，就能看到成千上万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炭化木屑，但是从采自阿房宫的土样来看，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顶多只能看到二三十个炭化木屑的个体。
赵志君的显微镜解开了一个谜团，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楚霸王项羽为什么在烧了咸阳宫之后，偏偏放过了规模更加雄伟的阿房宫呢？考古人员又勘探了所有附近的区域，却只在夯土台的南侧发现了路土的痕迹。最后，考古人员给项羽为何没有火烧阿房宫给了一个惊人的解释。
这个解释结束了那些流传千年的阿房宫传说——阿房宫的建设只是完成了地基，它最终没有全部建成。实际上，70万人的劳力在4年的时间里也只是完成了一座夯土台基，而余下的那些设计精妙的建筑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阿房宫永远留在了秦始皇的梦幻之中。这座传说中壮美的宫殿并没有被项羽焚毁——那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建成过。而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的阿房宫大火也是杜撰出来的。围绕着千年阿房宫众多的谜题，终于在今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一个道士打通的千年岁月
在敦煌莫高窟16号窟入口通道的旁边，有一个小门，这就是17号窟，即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了。在莫高窟大大小小近五百个石窟中，最吸引人的恐怕就要数这窟中之窟了。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宋朝。北宋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大量新的写本印本经典涌入敦煌。于是，当时的管理者在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藏书清理活动，清出了一大批重复的、残旧不宜再用的和一些曾流行而现在则已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剔除的经卷、典籍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中在一起。
按照我国的习俗，书纸是不能随便乱丢的，他们将这些书、纸、画、文书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第17窟是第16窟甬道中废弃的耳室，只有几平方米大，他们将这些捆好的书纸放入洞中，用泥封了洞口，再在上面绘上壁画。当这批人去世后，这个废品库就一直不被人所知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几经周折来到了敦煌，就在此住了下来，成为莫高窟的看守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多年致力于莫高窟的清沙与修补。他找来姓杨的先生在洞窟内抄经文。
1900年5月26日，杨先生按照王道士的安排，在南区的第16号窟甬道抄经文。他在甬道中安置一案，背壁而坐。抄经之暇，习惯用芨芨草棍点烟，而且常将点完烟的草棍顺手插在背后墙壁的裂缝中。那天他插草棍时感觉缝子很深，再用手敲敲，咚咚的声音使他觉得墙后好像是空的，也许藏有什么秘密。杨先生就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王道士。
当晚，王道士与抄经人悄悄地来到16号窟，两人敲击甬道墙壁，有空音传出。他们怀疑里面是空的，他们撬开发出空响的那段墙，发现一扇关闭的小门。他们清去封门的全部泥块，打开门，钻过一段过道，眼前的景象把王道士和杨先生惊呆了：在一个高约2.4米，宽约2.7米的小贮藏室中，堆满了无数白布包。每个白布包中裹着十几卷古老文书。有的布包下还有绢幡佛画，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铜木法器等等。尘封近千年的藏经洞被出现了。
沉睡900余年的敦煌第17号窟就这样无意中被挖掘出来了，一个埋藏在地下900余年的奇迹就这样公之于世了。宋代人作为废品处理掉的东西，过了900年后，可不是废品了，它成了罕见的瑰宝。室内蕴藏着包罗万象的珍贵古文献文物，堆积如山，总计有五六万件。
王道士意外地发现了藏经洞，由于文化水平太低，他对藏经洞的价值一无所知。他随便取了几卷文书送给当时爱好古物的敦煌知县汪宗瀚，又宴请了几位官绅前来参观。官绅们虽然谁也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但一致认为此乃古物，应予以保存。
1902年，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做了甘肃省学台。汪宗瀚将王道士送给他的北宋乾德六年的水月观音像、写经等一些敦煌藏经洞文物送与叶昌炽。叶昌炽大喜，在其碑刻学名著《语石》中有所考订，并以藏经洞藏品极为重要，立即建议甘肃省府将藏品全部运到兰州以便保管。但因要花费五六千两银子，竟无人理会。
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向敦煌知县汪宗瀚下文，命将藏经洞藏品进行清点，就地封存。在主持查封时，汪宗瀚又随手拿走几件精品，以赠新疆、甘肃的一些官员，藏经洞文物开始外流。
1907年3月12日早晨，第一个西方探险家斯坦因顶着依然刺骨的寒风来到敦煌。斯坦因出生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之家，他在21岁时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1905年，在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资助下，斯坦因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古活动。刚到达敦煌，他并不知道藏经洞之事，后从一名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听到线索，便立即从敦煌县城出发，越过十几公里沙漠，来到莫高窟。当他看到藏经洞上新安的木门，多少有些失望：掌握钥匙的王道士又为修整石窟化缘去了。但其中国“师爷”蒋孝琬多方打听到的消息又使他充满了希冀，据说藏经洞的“文书”能装满几马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