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那时我还在美国留学，刚刚开始做访谈节目，特别没有经验。问的问题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比如问：那时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你吃了几只啊？（全场笑）你一生处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事件，你最骄傲的是什么？这类问题。当然我也在电视上看过别人问这类问题。凡是问这类问题，就是事先没做准备。后来在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时，我再次采访了基辛格博士。那时我就知道再也不能问北京烤鸭这类问题了。虽然只有半小时，我们的团队把所有有关的资料都收集了，从他在哈佛当教授时的论文、演讲，到他的传记，有这么厚厚的一摞，还有7本书。我都看完了，也晕了，记不清看得什么。虽然采访只有27分钟，但非常有效。真是准备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这些知识的储备，都能使你在现场把握住问题的走向。记得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有很多共赢和合作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强烈冲突，你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长时间内是有可能的？他就直起身说，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随即阐述了一个他对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个绝对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势力在冲突和较量中所达到的一个短暂的平衡状态。他把自己对外交的理念与当今的世界包括中东的局势结合，做了一番分析和解说。这个采访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专家认为很有深度。虽然我看了那么多资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两个问题，但事先准备绝对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做功课。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一个还算勤奋的人。通过做功课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19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杨澜视线》，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有一集就是关于肥胖的问题。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访。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宽度不够，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亲自搬来，请她坐下，与她交谈。最后她说：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记者采访会是什么样？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别的记者来采访，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在我这挖几句话，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在与人交流时也好，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对方是完全可以察觉的。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就适合做访谈节目。
去年年底，采访马来西亚巴达维总理。我们事先研究资料时发现，那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就想是不是应该问一问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感情很好。但坐在你对面的毕竟是一个总理，一上来就问人家妻子去世的事，很唐突，也不礼貌。在谈完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话题之后，就想怎样让他自己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所以我就决定这样问他：在过去的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你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对我来说，2005年是哀痛的一年，因为我妻子去世了。一直讲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将他和他妻子的感情，她最后的日子，讲得非常好。采访结束后，他的新闻秘书就说，你们中国记者真有本事，因为我们的总理在公共场合从来不谈个人生活。我估计是我的气场把他罩住了。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挖掘。其实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不会一开始就知道，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做电视，做了17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至今我也没后悔，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的挫折。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甚至怀孕的时候，还在进行商业谈判。从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牺牲了，也要坚守阵地；而商人好像是在一个大厅，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我就从哪出去。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并不断进出，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听完，我就胸中有数了——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虽然可以很勤奋地去做，但从骨子里，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做了主持人，我就要求导演：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写了台词，就问导演：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就问主任：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就想：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了几个节目后，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人生中一直在做加法，加到阳光卫视，我知道了，人生中，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
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所以就开始做减法。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所以可能在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当然我也希望大家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就能了解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缺陷所在。
技巧分析：讲述了一系列自己的经历和选择，希望听众能进一步了解如何寻找自己的优势和如何确立自己的优势。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容易被听众接受。杨澜最早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是一名普通的主持人，但今天她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这种飞跃式的成长，秘密在何处？肯定是很多人非常好奇的地方。她在这一段落的演讲中运用排比语句，把一切谜底都展开了。质变过程发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人生要面临许多选择，人生也会有许多困难，大家看到的是结果，但当事人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个人的成长需要明确人与自己的关系
经常有人说，这个人有多重性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性格。总保持一致，不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神仙，不是人了。但是否可以通过成长，追求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呢？我认为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虽然对于教育改革，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说分数教育不好了，我们要进行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后来又变成了学钢琴、学画画等技能的培养。但这是不是培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未见得。我觉得最欠缺的，从幼儿园开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是人格教育。
你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听到一个词是ⅠNTEGRETY，这个词就是指人格的完整性。作为人，应该有尊严，有行为的准则，这恰恰是我们教育中所欠缺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无论人成功与否，人最大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来自精神层面的。
记得采访199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讲道：自己出生在河南最贫穷的农村，十几岁前从未读过书，只是在家放猪。这时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出外读书，他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面粉做了几个馒头，给他带上。跟他说：“你要出去好好读书，只有这样才有前途。”当时他还不太愿意出去，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妈妈说：“到秋收，你就能回来看我们了。”这样他就和一个远房亲戚走了。可没想到，之后的战乱让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再也没见到他的父母。谈到这里，我问：“如果当年你妈妈不坚持把你送走，今天的崔琦又会怎样呢？”其实我的问题是有诱导性的，我想让他说，人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会依旧很贫困这类的话。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其实并不在乎，如果我留在农村，也许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因为他的父母是在50年代末，活活被饿死的。他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在其他场合也经常说起这个故事。
虽然我是1998年采访他的，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有人问我采访了这么多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时，我仍然说是他。诺贝尔奖算不算成功，应该算成功，对许多人都是终生难以企及的。但在亲情和人的伦理面前，相对于人的生命，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前面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和刺激每个人要去追求成功的时代。但在成功之上，是不是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人格是人生更重要的基础和基石。
另外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采访就是采访王光美女士。以前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老革命。其实大家不知道，她是我国第一位核物理专业的女硕士。而且现在大家想得到的机会，当时她都有，出国留学、全额奖学金等。但是作为当时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就毅然去了延安。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特殊的年代中。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她所承受的压力，那是一种排山倒海一样的，能把个人撕碎和吞噬掉的压力。但她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丈夫。她讲到，当时刘少奇被批斗，她也在旁边陪斗。有一次批斗会，刘少奇在一个舞台的中间，被揪打得很厉害。她不顾一切地就跑过去，拉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挨斗。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她在巨大的灾难中所表现的原则和对自己感情的忠实。而是在特殊的年代过去之后，她给我讲道：当时她身边有个工作人员，教她小女儿唱打倒她爸爸妈妈的歌谣，并怂恿女儿当着王光美的面唱。可以想象这种设计是非常刻薄和阴毒的。我就问她：“你后来找到这个人了吗？”她说：“我不想知道。我要是想知道，这个人会倒霉的。所以我根本不去问，不去调查这件事。”因此，她也是给我极大震撼的采访人物；在受到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之后，能去宽恕，不去追究，我认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心灵的震撼和撞击，包括对我的人生观，都产生过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繁荣的，一切都在建设当中，是有很多希望的。人家有美国梦，我们也可以有中国梦。诸位都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目前也有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许多人是缺乏安全感的和心理平衡的。从医学上讲，恐怕也是诱发许多疾病的深层次原因。培养人格，我觉得特别是学医的人，在这方面的文化背景和熏陶中有着特别强烈的切合点。如果我们说以人为本，没有什么比医生更要以人为本了。医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作“仁术”。
对于医生人格的培养，被希波克拉底和孙思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大家恐怕早已知道，我在这里是班门弄斧了，不过当我查到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里的一段话，仍然特别感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我觉得凡人成佛了也不过如此。但是我想他为医生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人格和道德要求，不用我赘言，大家都有这种心情的感应。这样真正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繁荣，些许有些嘈杂和混乱的社会非常有意义。
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有爱心的、和谐的社会。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也在博客上写了：在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有，被称为心的东西。那是因为前些天，看到深圳的歌手丛飞生前帮助了300多位贫困的学生来求学，但是当他去世后，有人采访这些学生的时候，有的学生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呢？有记者问：丛飞去世时家庭生活也很拮据，如果当时你知道，会帮助他吗？请注意，记者问的是你当时知道的话，完全是个假设，因为他已不在人世了。得到的回答是：我怎么帮他，我一月才挣三四千元。说得非常理直气壮。请注意说这些话的，都是曾接受过他帮助的人。所以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很寒心，我们这个社会真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技巧分析：结尾说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自己对社会更高的期许，以向听众传达演讲者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这种理念。此种结尾方式可以将听众的情感共鸣推向高潮。
杨澜的整个演讲，就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来说明道理。人人都爱听故事，故事容易理解、容易记忆，容易被听众接受。故事中有着演讲者的人生经历，有着演讲者的经验与感悟，这些都是吸引人的地方。想做一个好的演讲者，就要学会如何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