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四年，经过一年半的实践，东北的城市中，抗五军的敢死队也比较成熟了。
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王亚樵在北平训练的一些敢死队员，有的只训练了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东北了。他们与三龙收集情报为主的那一支队伍有点联系，但又有不同。王亚樵训练的人主要就是干去刺杀汉奸和杀鬼子、烧敌人军火仓库等事情。而三龙他们情报队一支就要长期潜伏，以刺探情报为主。
王亚樵的手下进入东北后，在长春、沈阳等城市里杀了一些汉奸和日军的宪兵等。敢死队的人并不多，但把这些城市搞得枪声四起，鬼子汉奸人人自危。
敢死队因为人数很少就可以制造很大动静，所以，连日军视作他们后花园的关东州的大连、旅顺，敢死队都派了人去，他们发展了当地的码头工人，在旅顺两次放火烧了鬼子的仓库。由于用的都是“香火延时放火法”，敌人都找不到是谁干的。
敢死队的活动，让老百姓都很高兴，而汉奸们就害了怕。鬼子对一些有名的大汉奸，例如伪满州国的部长之类的，加强了警卫。而一些小汉奸，就只好自已天天烧香，不知道是求天照大神保佑呢？还是求菩萨保佑？
不过日军宪兵队也不是光吃干饭的。他们在城市里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让老百姓都去办什么“良民证”。又遍布暗哨，让特务悄悄地在各处查寻；加强对重要目标和大汉奸的保护。
一些日军占领的城市开始宵禁，晚上不许百姓出门，路上还派了一些巡逻队巡逻。可是这也没有能阻止敢死队的行动，反而是有些鬼子巡逻队被打死了。鬼子巡逻队一般只有五个人，从黑暗中藏着三个拿带消音器手枪的人，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了。
不过，鬼子也马上改变了宵禁的控制办法，第一是加多了巡逻队的人数，十几个人一队，甚至二十多人，队伍拉得长长的，敢死队员人少，一般不能随便袭击了。
日军的第二招是在一些比较高的地方或者隐蔽的地方设置了暗哨，看到夜里有出除了巡逻队之外的人走动，马上就开枪打死。这一招，比巡逻队还让敢死队头痛。有些敢死队员就死伤在这样的黑枪下。
日军有时还故意放出一些消息，说有什么重要目标人物要到什么地方，实际上是个圈套；开始时敢死队员比较心急，还真的上了当，也因此有些牺牲。后来知道敌人有这样的阴谋，就慢慢对消息进行鉴别，行动也谨慎起来，敌人的圈套难以奏效了。
后来，日军还用一些大汉奸或者军用物资作为诱饵，让敢死队去袭击，以这些诱饵的牺牲来换取敢死队员的生命。不过，敢死队也在鲜血和生命付出中不断总结经验，除了可靠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找目标、定计划，尽量既消灭目标，又不损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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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国现在就是在长春市的抗五军敢死队员之一。
杨志国的家在长春城郊，家里开个杂货店。杨志国的父亲开始时挑个货郎担走街穿巷，后来才开了这个店，他基本靠自学，识点字，也会算点账。家里兄弟三个，杨志国是老大，他读书成绩最好，考上了沈阳的冯庸大学读书。在九一八日军入侵事件发生后，杨志国随同老师同学一起，撤退到了北平。
开始时他也与一些同学一样，想当兵打回东北老家去；但同学中能如愿的很少，更别说杨志国了。这是因为杨志国的个子太小。
一般的东北人个子都比较高大，但杨志国他们家人的个子都不高，特别是杨志国，只有一米六三，所以抗日义勇军根本不要他。当时抗五军的招兵策略是，尽量叫这些大学生都去读书。这时大学生占国民数的比例还是很少的，当兵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他与多数老师同学一起，随后又到了上海，并入科辉学校一起学习。他在上海学了一年，并加入了共济会，这时，音讯隔绝一年多的家里终于有消息来了，但这是一个噩耗：他父亲被日本鬼子打死已经有半年多了。
杨志国早就订了亲，未婚妻桃红是他家的邻居，青梅竹马的，要不是他到沈阳去读书，应该已经成了亲。在日军占领长春后的一天，桃红在街上碰上了几个鬼子，这几个鬼子见她长得漂亮，“花姑娘、花姑娘”的就要拉走。桃红的父亲先去拉鬼子，杨志国的父亲看到了也上去帮忙。结果桃红姑娘是乘乱逃走开了，但鬼子们把气出在二位老人的身上：杨志国的父亲被打死，桃红的父亲被打成重伤。
杨志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不肯再读书了，一定要参加抗五军敢死队。
他在与共济会招收敢死队的人谈话恳求，申请加入的时候，正好王亚樵过来，听了他家里的事情，九爷马上决定收下他，并把他到北平，插班加入北平的特别训练队。身高有什么关系？王亚樵本人身高就不高！
杨志国报仇心切，训练非常刻苦，加上在冯庸大学时有一定基础，才训练了六个月，正好敢死队要派一些人进东北，他就要求在这一批去。由于他各项训练成绩及格了，九爷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一批进入长春的一共是十二个人，算是一个排。他们分为三个班，每班四个人，有行动一般都是四个人来干，二人一组，一组人动手，另一组人掩护。有大的行动，就一个排的人都上，甚至有更多的人参与。
他们是第三批进入长春的敢死队员，已经在长春的还有六名第二批进入的队员。这第二批队员本来是十个，在前一个半月的一次行动中，有一个队员牺牲，三个队员负伤，这三个伤员已经在情报队的帮助下，撤退到游击根据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