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喷与罗苏关于中东铁路的谈判达成一致后才三天，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日军就派部队打了十几天前进入贝尔湖的喀尔喀河口的外蒙军。这就是喀尔喀庙（高开庙）事件。
冲突的双方理论上说起来是伪满州国与外蒙国的冲突，实质上就是日军与罗苏军的冲突。应该说，这贝尔湖、喀尔喀草原都是我大华国的领土，什么“满州国”、“外蒙国”的，都是刚刚胡乱成立的，当然也没有进行过什么边境划定。因此，对这个地方这两个“国家”也没什么好争的；或者说，谁都可以说是他们的，但说了也没用的。
这次没有边境的“国境事件”的军事进攻是日军挑起来的，他们对国际上说是要打击罗苏国，但也不能光说不练，于是就搞了这个个小摩擦。如果老是光说不练，欧美列强可能又要对他们有戒心，再把压制我国的政策转向支援我国的政策。
不过，日军也不想真的打得太大，他们国内的经济还不行，所以不过是让英美等列强知道他们有点实际行动，就行了。
罗苏在这个时候，嘴巴是还是强硬的，但实际行动却没这么硬了。这是不是与一九三四年罗苏政局形势有关？在这年的十七次党代会上，得票最多的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基洛夫同志（只缺三票），而已经掌权几年的史太林书记以得票最少（缺二百七十票）当选中央委员（不过这个结果当时没有公布）。于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位声望高的基洛夫被刺客一枪打死，凶手马上由史书记亲自审讯，先说这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半个月后，说是“托派”干的（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托派”这个词）。凶手很快“从快从重”枪毙了，并从此揪出好多“反革命阴谋分子”，还利用这个事件，通过了刑事审判修正决议，内容是：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等。从此，拉开了大清洗“肃反运动”的大幕。
罗苏国内正处在这样的形势，日军的高开庙冲突也真会找时间。五天后，日军占领了高开庙。
财迷不知道另一时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高开庙”事件，所以，也认为这是日苏冲突的开始。难道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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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对于美国股市方面的走向知道得比财迷多，这也是他们在另一时空出发前准备提升他们经济的一个手段。虽然当时经济不是他分管的，但在一起学习中也学了一点。田中同学的学习态度，以及记忆力，都是值得夸奖的。不过由于要生产坦克什么的，他在美国股市上投入的本钱比较小，比财迷投入的要小得多。不过他知道有几个黑马股，在大概什么时段升得快，就按他的记忆操作了。
不过，股市这东西，由于华商和田中等人资金的加入，以及世界制药、电子技术的不同，有些个股的走势还是有些变化的。尽管如此，田中投资的结果相当理想，他从美国股市上赚的钱，比本钱大他好多倍的财迷只少了一点点。
在野田一型坦克在热河被打得全军覆没后，田中意识到，不是这个时空与另一个时空是完全两码事，就是有人也从另一时空来到大华，在帮助他们。或者就是与他们一起出发的山本和冈村跑到大华，成了叛徒。
在田中曾男看来，日喷只有生产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日喷的工业技术水平、工业基础，都比华方要高，但因为在满州的战争消耗过大，加上大华抵制日货，这几年日喷的经济水平没有什么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了。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之前，大华对日货的抵制，是相当严重的。那些日喷纱厂工人都纷纷参加罢工，根本没人说我丢了这份工，全家都要饿肚皮。虽然有社会民众的支持，但他们罢工时确实面临着家庭的实际困难。这些工人以情愿挨饿，也不为东洋人生产的决心，参加了罢工、辞职。这才是为了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个人利益。共济会的人就过去找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很多那儿的工人后来就到科辉企业中来工作了，也有不少加入了共济会。
华商中多半人也抵制日货，其中不排除因为日货受到国民的抵制，不好卖而且有被人销毁的危险，但很多人还是以一种正义感和义愤，来抵制的。说明这个时空的商人也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的。不过，也有一些商人，把手中的日货去除商标，或改贴上别的商标，向外出售。
在日军改变东北的政策后，大华的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方的友好，已经采取了鼓励日商进入我国的政策，还在宣传上消除人们抵制日货的影响。
在这半年来时间中，日军在我国又恢复和新增了不少“企业”，有些就是挂牌的特务机关。又在关内关外收买汉奸，特别是华北地区。在本土又征了一些新兵，训练了补充到东北。
特别是利用东北的战事基本停下了的机会，日军把在东北的一些矿业、工厂开了工。像沈阳兵工厂经过他们的修复，又开了工，生产出了不少武器弹药。这些事，说是为了准备与罗苏作战用，实际上，军国主义者还是在为扩大在东北的侵略，甚至侵略华北在作准备。
关东军对之前的“战果不佳”、对抗五军，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觉得，只是占领部分东北的地方，就有了这些收获，如果占领华北，甚至整个大华，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