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荀子认为以礼修身是个人生存的需要。荀子说，无论是个人的衣食住行，还是个人的礼仪交往，都应该符合礼的规定，只有这样，各方面才能通达顺利。在个人的衣食住行方面，荀子在《修身》中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而不生”。在人与人交往方面，荀子在《修身》中也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荀子在论述以礼修身时还特别强调“修”的作用，强调要以礼“修”身，即身靠礼“修”。首先，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可修。荀子指出，人的本性就是人天生的可以用来修养的自然材质。没有人的天生的自然材质，那么就没有被礼法加工、改造的对象；没有礼法的完善，那么人的天生的自然材质就不能变得美好。天生的自然材质和完善的礼法相结合，就能修成圣人的名望。荀子在《礼论》中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认为，圣人不是天生的，只要坚持不懈地以礼修身，普通百姓都可以成为圣人。荀子在《儒效》中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其次，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需修。众所周知，荀子是人性恶论者。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既不利于人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保持，因而有必要用礼义来加以矫正。荀子在《性恶》中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荀子在论述以礼修身时特别强调老师的作用。荀子认为，礼，是为了端正人的行为的；老师，是为了正确解释礼的各项规定的。没有礼，就不能端正人的行为；没有老师，就不知道礼是什么样子。因此，以礼修身，需要有老师的教导。荀子在《修身》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辩色，以聋辩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在《儒效》中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不仅如此，荀子还认为老师的作用还能使人们大大提高修身的效率，使以礼修身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荀子在《劝学》中说：“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荀子在谈到以礼修身时还特别强调要深入了解礼和仁、义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仁、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只有对仁、义、礼三者的关系都已经了解了，才算明白以礼修身的要求了。（刘冠生）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郇邑人（其地理位置约在今山西省新绛、临猗、解县一带）。在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批判中，荀子丰富了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
荀子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剧烈变革转型的战国时期。长期动荡的战乱岁月，暴政横行的严酷现实，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峻的危机。重建统一的社会秩序，恢复合理的人伦规范，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需求和人们的迫切向往。少年时代的荀子，目睹残酷的现实和民众的疾苦，立志改变现实。他夜以继日博读百家之说，用心领会各家的思想异同。面对着百家言之有故、持之有理的学说，荀子纵论百家之说，详解诸子之弊，在对社会文化的反思认识中，通过阐发以礼为核心特质的文化价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在百家之说中，荀子特别推重儒家孔子的学说，更为仰慕古代尧舜禹的丰功伟绩。为了救治时代危机，复兴圣王之道，荀子指出，要拯救现实危机，重建社会秩序，应当“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
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识，荀子满怀着救世的愿望，离开了赵国，来到了燕国。荀子在燕国逗留期间，燕王哙和子之对荀子的观点大加非难，不予重视。面对着人生的冷遇和挫折，加之燕国出现的混乱，公元前264年，年轻的荀子决定到当时的文化中心齐国的稷下学宫游学。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争霸中原的政治目的，在都城的稷门附近，创立了稷下学宫，以求吸引各国的学者来此探讨治世之道。
稷下学宫是一个容纳了许多学派的研究机构，它不仅招聘本国的学者，也招聘邻国的学者。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稷下学宫以其优厚的待遇、宽松的环境、众多的学派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各地学者蜂拥而来，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孟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都曾到稷下讲学，谈论政事。荀子由燕国来到齐国之时，正值稷下学宫处于兴盛之际。风华正茂的荀子，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和辩论风采，在学术大师们面前展露了他横溢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受到了稷下先生们的重视和肯定。正是在各派学术名家的指导下，荀子立足儒家思想立场，兼收百家学说之长，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理论体系。
荀子在稷下学宫游学期间，广泛地听取各家名师的讲演，多方面地掌握了百家思想的特点。他主持稷下讲坛长达24年之久。齐王建嗣位后，国事混乱不堪，政权落君王后之手，荀子因上书语涉君王后，受到群小的攻击，不得不于公元前255年接受楚国春申君黄歇之聘，任楚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
荀子的晚年，是在政治逆境中度过的。他身具治世之才，但一直不受重用。当时，跟随荀子学习的弟子中，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其中，李斯和韩非就是荀子引以为豪的两位门徒。他们在跟随荀子长期的学习中，通晓天下大势，深知治国方略。李斯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秦王嬴政的重用，获取了尊贵的地位，为秦国统一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他在跟随荀子学习中，着重接受了荀子的重法思想，并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方法，成为先秦时代法家学派集大成的著名代表人物。
荀况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荀子把天、地、日、月、星星等和万物一样看做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变化，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子在2000年前就能够有这样进步的思想，是很难得的。他不但不承认天神的威力，而且主张人的力量可以制服天。人应该控制天，人也是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这是荀子与当时其他学派大不相同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十分进步、极有积极作用的。
公元前238年，楚国考烈王去世，令尹李园乘机杀害了春申君。春申君死了之后，荀子也被罢黜，不再担任兰陵令。从此，荀子就留居在兰陵。在此期间，荀子全面总结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将其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展，以及对百家学说的综合批判，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了数万言的著作，这即是《荀子》一书。
荀子的一生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他深刻认识到了现实社会朝着统一的发展趋势。在对百家思想的批判总结中，他以深邃的理论思维、精辟的辩证论说，为即将到来的封建大一统的社会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实践上的指导。
司马迁把荀子和孟子一同看成是孔子之学在战国逆境中的复兴者和光大者，“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刘向把荀子看成是儒家经传的主要传人。但遗憾的是，唐之前没有人为《荀子》作注，以至于“荀氏之书千载而无光焉”。唐代杨倞整理《荀子》并为之作注，可谓传荀学之功臣。杨倞把孔子、孟子和荀子视之为儒家一脉相承的传人，认为“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在大讲道统之传和心性之学的宋明道学中，荀子主张性恶、批评思孟或他的法家弟子等原因，因此在宋明儒学中，荀子受到了普遍的轻视。朱熹甚至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评论荀子，以至于把荀子逐出儒门，归入法家。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直在子部的《孟子》一书，在唐代开始被请求“入经”的“升格”趋势在宋代已成定局，位列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中，并被朱熹推崇为《四书》之一，从而确立了其在儒家中的正统和尊崇地位。
清中叶以后，对抗宋学和重视经典考证之学的考据学兴盛，荀学得到了振兴，这同时也意味着为受到宋学贬损和压抑的荀子正名。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荀子和《荀子》一书，其著者如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至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一出，荀学已蔚为大观。在清中至清末的荀学复兴中，人们肯定了荀子在儒学史的地位，认为荀子道性恶与孟子道性善，虽出发点不同，然旨趣则归于一，孟子“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子“欲人化性而勉于善”。汪中经过考证，断定和坚信“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
无论是在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子都称得上是一个儒家卓越的传人和创新者，是处在战国诸子纷乱、诸侯纷争之大背景之下，能够立场明确地对抗法家和批评秦政、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管子是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40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有86篇，其中10篇亡佚，实存76篇，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
韩非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其为韩非子。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著的《韩非子》一书是法家经典著作之一，对中国历代帝王“外儒内法”的统治方式有着重大的影响。《韩非子》不仅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一朵奇葩，而且也是一部立论鲜明、论谈犀利、文势充沛、气势磅礴的散文杰作。其中的寓言故事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许多寓言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我国文学创作史上的宝贵财富。此书即使在今天看仍然不失为一部智慧之书，细察我们现代社会的各界，不难发现，它仍在很大程度上启发、甚至指导着他们中的不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