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曾风光一时的浩然因被江青指派过任务，受到小范围的批评。1977年，广州《作家》杂志发表批评《西沙儿女》的文章，首次对浩然进行批判。年底，浩然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北京市文联恢复大会上做了一个小时的检讨。1978年，他被取消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在文学界和政治上都受到批判后，浩然告别以往的风光，在心灵的纠结中开始了新的探索。
一、浩然的自我反思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浩然真心实意地迎接"拨乱反正"后的日子。可始料不及的是，他受到批评界的指责。面对众人的批判，浩然本能地不理解，不接受。他认为批评界是继续着"左"的一套，在"整人"。面对心爱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被批判，浩然坚持说："《金光大道》所描写的生活情境和人物，都是我亲自从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吸取的，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今天可以评价我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高与低、深与浅，乃至正与误，但不能说它们是假的......今天，评论家可以说那时的做法错了，但不能说'作者根据先验的路线出发、三突出等模式'编造的假东西。""我对某些当代文学史家同志，目前对我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不以为然，难以服气。
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是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来论述作品；不像独立思考的见地，倒似人云亦云的学舌，甚至靠猜度当今的政治气候、窥测某些文艺权威的脸色为依据，给我和我的作品做政治结论。"所幸的是，浩然的这种抵触情绪持续时间不长，面对新的社会，不变的创作信念使浩然很快振作精神，决心通过扎扎实实的社会实践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前程，开始重新认识社会，认识文学。这期间，浩然首先回到他的创作"基地"，和农民吃住一起，重新观察如今丰富、新鲜的农村生活，并浏览世界名著，扩大自己的阅读视野，从中对比自己创造的不足之处。最后把自己出版了的作品，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结合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重新认识，默默地对自己的作品重新进行评价。在这个痛苦的反思期间，他给自己定下的戒律是"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
在吸取外国艺术经验和检查自己的作品后，浩然诚恳地认识到自己作品的两大病灶："一、在创作中，我常常不能把艺术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关系处理好。例如，为使作品达到宣传的目的，我往往把思想性看得比艺术性更重要；在表达主题思想的时候，往往失于直白、浅露、生硬，而没恰到好处地做到委婉、含蓄、巧妙--艺术地把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例如在行文中，我热情有余，常常忍不住地跳出来发议论，而议论本身不少属于政治口号和豪言壮语，缺乏艺术的感染力。例如，我强调作品的民族化、大众化，有头有尾，但是，往往差不多把话都说尽，不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余地，等等。二、我的创作注意写人，也不乏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和由生活细节发挥出来的生活气息。但是，我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生产和劳动组织改革引起的矛盾斗争为纲，用这纲把作品结构起来的。换句话说，它们基本都是用社会的政治运动来串线，组织故事，在故事的铺成中让人物活动起来。写了人，写了人的命运；然而人和人的命运是为整个作品的纲和主线制约和服务的。"
"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这四个"重新认识"对浩然而言，并不轻松。推翻昔日根深蒂固的观念，否定以往的创作，对浩然来说不仅牵扯到他的感情，而且关联着什么是文学，尤其是关联着对自己的鉴定和估价，这种触及个人灵魂的否定与反思，其痛苦可想而知。所幸的是，浩然走出了迷惘，很快迎头接续起新的创作生涯。
二、开阔重生视野的显示
不管如何艰难，浩然闯过一道道关卡，终于承认了历史和自我犯过的错误，很快创作出诸多作品：长篇小说《山水情》(1980年)、《晚霞在燃烧》(1985年)、《乡俗三部曲》(1986年)、《苍生》(1988年)、《迷阵》(1988年)、《乐土》(1989年)、《活泉》(1993年)、《圆梦》(1998年)；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1982年)、《傻丫头》(1982)、《能人楚世杰》(1982年)、《浮云》(1983年)、《姑娘大了要出嫁》(1983年)、《高高的黄花岭》(1983年)、《老人和树》(1983年)、《赵白万的人生片段》(1985年)、《嫁不出去的傻丫头》(1985年)、《花瘸子秘史》(1984年)、《山豆》(1988年)；此外，还有儿童文学和散文纪实文学的创作。
浩然在新时期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丰收，在创作的社会容量、质量方面也大有突破。在一系列长、中篇小说中，展示了新的历史时期下农村的各种画面，从多方面描写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介入农民的心灵，展现他们的所求、所欢、所忧，反映新政策带给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山水情》是浩然迈入新时期最早的作品。小说通过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对"血统论"、"唯成分论"等极"左"思潮的严重危害进行揭露。《能人楚世杰》开始思考新时期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傻丫头》等小说通过婚姻、爱情探讨新时期伦理道德问题。
《浮云》中对变质党员干部进行批判，揭露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投机"以及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新时期的浩然在创作中运用语言更纯熟、细腻，利用曲折有趣的故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新农民。在新的人生视野下，浩然不满足"文化大革命"前创作中以政治运动、时代要事为主线的写作模式，力求以"人"为主，以"人生"为线索，展现新时期农村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农村社会的复杂变化。浩然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有如下特点："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日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结构作品，而是写'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权利为视角的创作带给浩然这个创作阶段以全新的视野。
新的时代到来了，浩然的小说不再具有经典地位，在众多批评声中，浩然痛苦反思，获得重生的视野，重新创作了诸多中长篇作品，反映出"新生"的努力。但事实上，在惯性的写作理念中，浩然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变，在创作中难免呈现矛盾和纠结之处。对共产主义情结的坚守和对农村道德美善的认知，对极"左"思潮的反省与对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复杂、迷惘的认识，都使浩然新时期的创作呈现出特殊景象，可谓在重生中的矛盾。下文将分别叙述浩然这一时期创作的更新与坚守。
第三节 浩然的"变"与"不变" (1)
浩然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相对之前转变较大，但"变"中仍有一些基本的创作信念在延续。"变"展现了浩然深入文学的与时俱进，"不变"成为作家在新时期创作独特性的体现。变化与延续不变构成的矛盾性文本，成为50至70年代与80年代文学断裂与转换时期的典型性文本，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浩然独特的个人思索与文学生涯的延续意义。正如雷达所言："浩然的典型性表现在，他的文学生命的强弱与当代文学史的浮沉，关系极为直接和紧密。于是，他的一身，奇特地集纳着当代文学的某些规范、观念、教训和矛盾，交织着'十七年'和新时期文学的风云变幻。"在这些看似清晰明了、人物生活化的小说故事背后，浩然的"变"与"不变"交织在一起，即变中也有不变的地方，二者如影随形。这使得转变阶段的浩然文本呈现出极有意味的复杂性。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雷达语)，他的坚持保留了十七年文学的样貌。作为新时期的追赶者，他的变化折射了时代文学的变迁，他的不变透出与时代变革相悖的理念。所以无论是浩然的"变"或"不变"，交织的复杂性给新时期农村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特殊的文本。
一、农民劣根性批判与自始至终的美德歌颂
新时期浩然突出的变化在于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而是写"人"，写人的心灵、人的深层意识。当作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勾勒单一的农民新风貌时，更深层、复杂的农民心理结构才会浮现出来。从剖析传统文化积淀、农村社会风俗、新政策变化等方面对农民心理结构的深刻影响出发，浩然找到了新时期文学写作的新视角。在这一角度下，作家关注到农民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但作为深爱农民的作家，他的批判中永恒不变地带着对农民的爱，对农民传统美德的歌颂始终不变。
《苍生》中的田留根集中了作家对农村传统、保守、落后的批评。田留根谨遵盖房方能娶妻的农民传统习俗，和父亲一起起早贪黑地在野地里挖石头，再一步一个脚印背石到山下，终于修成房屋，却又苦于家中没有更多的聘钱，娶妻仍然是难事。在婚姻观念、生活模式中，作者不乏同情地批判了传统农民因循旧统、难以变通的保守性，凝聚着浩然对中国农民的新思考。小说对田大妈的塑造，可谓浩然小说中独有的"这一个"。田大妈身上聚合着浩然对农民旧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农民传统美德的称赞。在田大妈善良、有同情心、勤劳本分、不乏进取心的传统美德里，又有中国农民落后顽固的性格，比如她很爱面子。面子观念既是农民保守的一面，同时是一种民族性格。为了争得田家人穷志不穷的面子，大妈恪守传统农家模式，才会出现催促两父子吐血背石头建房的情形，虚荣心又使她断然拒绝儿子入赘邻村当上门女婿。在田大妈爱面子的细腻性格刻画里，丰富地显示了浩然的"变"与"不变"。《弯弯的月亮河》里的柳顺，是一个从小受尽地主剥削的雇农，可他软弱，任人摆布，对雇主忠心耿耿。正因为他奉行传统"忍为贵，和为高--安分守己"的处事原则，不但害了自己，还差点害了亲人。
只要中国农民本性里善良和隐忍交织在一起的深层心理不变，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心灵包袱。所以只要柳顺式的性格还在蔓延，就有《浮云》里唐明德的出现。老实巴交、淳朴善良的农村书记唐明德在个人命运面前总是愚昧顺从，在生活上不求奢侈，只要党和革命需要，总是冲在前面，甚至牺牲个人养育后代的愿望。但是，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他的善良、忠诚被人利用，被人牵着鼻子走。浩然在这一时期塑造的人物性格是复杂、深刻的，既挖掘了农民性格深层的痼疾，同时又无限眷恋这些人物身上的传统美德。《弯弯绕的后代》让人记起几十年前《艳阳天》里那个自作聪明、精于打算，却往往害人害己的"弯弯绕"，几十年后，他的后代依然受着小农思想的支配，做着赔了夫人又折兵、自认精明的傻事。对农民勤劳致富的心态，浩然是体谅和赞赏的，同时，对"弯弯绕"后代依然如故的小农自私意识的讽刺，也体现了浩然清醒的批判意识。"弯弯绕的后代"带给中国农民文学的形象至今没引起重视，这是一个和陈奂生一样，具有深刻意义的农民形象，而新时期文学肯定了陈奂生的意义，却忽略了"弯弯绕后代"的意义，从中也可看出新时期浩然的创作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对"人"的重视，使浩然转变为关注中国农民深层意识的痼疾，在新时期小说中再次塑造生动、深刻的农民形象。然而作家最基本的写作理念是不变的，把文学当做反映时代的教训，让人们警醒。浩然也不忘"永远歌颂"，"执笔的时候，我同样怀着深切的同情、真挚的敬仰歌颂农民群众的优秀品行与斗争精神"。这显示了浩然在艺术道路上"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信条。
二、变质干部的批判与凡人英雄赞美不变
在新时期初期，浩然和众多作家同步，把目光投向农村干部这个特殊群体。农村基层干部既是农民，又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代言人，这一文化群体的思想历程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变迁。浩然在新时期重新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反思农村基层干部携带的复杂农民习性和当权者以权谋私的变质现象，同时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守者，浩然虽不再塑造高大泉式的全能英雄，却依然展现新时期一心为公、热心为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