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浩然遭遇到写作的瓶颈。早期单纯、明朗、简约化的农村新人新事小说已形成创作套路，很难进一步深入表达波澜壮阔的农村时代运动。另外一个引发浩然创作焦虑的原因是，作为即将步入三十而立之龄的浩然渴望在创作上有鸿篇巨制，因为在他的眼中，只有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才能称为小说家。出于个人写作雄心引起的焦虑感，浩然仅凭着单薄的文化底子，以农民式的执著，豪情壮志地给农村"写史"，给农民"立传"，着实开辟了一个"奇迹"。从《艳阳天》的文学成就和在当时、今日的影响来说，浩然成功地步入了创作巅峰状态。
那么《艳阳天》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何以能堪称浩然个人创作史和当代文学史农村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呢？《艳阳天》以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为背景，描写了我国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塑造了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物群像，着重刻画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品质，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艳阳天》是浩然在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结识农民朋友的基础上，厚积薄发的"喷涌"之作。浩然以顺义县焦庄户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萧永顺为原型，以在山东潍坊昌乐城关公社经历的一些事为模子，创作了《艳阳天》。虽然针对《艳阳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整体来说，这部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众多农村小说中艺术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成功之处。评价文学作品，即使对于这类特定时代政治意义较浓的小说也不能单以政治的得失进行考论。在这里，我们通过文本来看《艳阳天》的特色。
00第一，《艳阳天》作为文学作品要首肯的是它的"史诗"性质。浩然试图用小说来反映农村生活中政治路线的问题，描绘合作化运动在当代中国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波澜壮阔。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小说已不再是二三十年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所以很难再在小说里感受到乡村式的怀旧、柔美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激情万丈的革命、改造豪情。《艳阳天》以东山坞两条阶级斗争路线为线，展开轰轰烈烈的农村生产、思想改造运动。故事集中发生在短短几天，涉及众多农民群像，并表现了两大阶级对垒，即代表资本主义力量的富农、地主阶级和代表社会主义力量的贫下中农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力量一方，萧长春、焦淑红、马老四等积极分子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和想要破坏农业集体化的一批反动分子展开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多个不同性格、身份的人有条不紊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并且，浩然用精湛的技艺表现出每个人在不同人生经历下对于这场斗争的反应。虽然涉及众多人物，却在错综复杂中显示出完整和雄伟的结构气势。作为时代记忆，《艳阳天》以恢宏的气势展现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政治生活转变，凭着宏大的叙事和精妙的技艺，《艳阳天》具备文学史诗的特征。
第二，从人物塑造看，《艳阳天》中涉及的人物描写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雷达语)。书中大部分农民是以浩然身边的农民朋友为原型进行塑造的，他们有着活生生的人物个性和特色，形象地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及身上附着的陈旧小农思想，但同时由于阶级塑造拔高形象的原因，这些人物又存在某些"失真"的现象。"活生生"与"虚假"同时奇妙地混合在浩然的笔下，使我们不得不一分为二地评价《艳阳天》的人物塑造。大致归结下来，《艳阳天》在人物方面除了有形的"中间人物"刻画较为成功外，有两类明显的缺失：一是拔高农民精神思想，塑造完美形象；二是为特定政治话语表达更改人物情感逻辑。
在塑造"完人"、英雄形象方面，浩然既秉承时代的特性，又有自己的"独创"。浩然善于使用"夸大"手法拔高农民的精神境界。比如，马老四的原型是山东潍坊县城关公社的一个老贫农，这位老贫农身上真实地发生着小说里舍己为人的事迹。他和浩然一起在灾难年代看守麦场，在饥饿的年代，他把看场可以喝到一碗菜粥的机会悄悄让给了别人，自己假装已经喝过而借故离开。这样厚道、朴实、舍己为人的老农原本极富感染力，但在《艳阳天》里，浩然为突出贫农的思想境界，把这一行为同富农弯弯绕等人卖粮而假装缺粮的利己行为形成对比，以证明两个阶级对待集体经济政策的不同觉悟而过分凸显了人物的阶级属性。虽然艺术加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但作者为特定的思想表达过于焦灼地展示人物品性，容易导致失真状况，这种情形在浩然小说中并不少见。
此外，谈到《艳阳天》，首先映入脑海的是主人公萧长春的形象。在这个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从萧长春在灾荒时期力拦外出逃荒的村民，成为村里的年轻支书，带领众人生产自救，到最后领导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中战胜反动势力的过程中，不断夸大人物精神，以致形象被神化而失真。萧长春最后被塑造为英雄人物形象，是以牺牲自己的亲人为代价的。儿子小石子失踪，他疑心是破坏分子搞的阴谋，却能断然坚持带领社员积极抢救粮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愈发接近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形象。在阶级性和人性的争斗中，萧长春身上的"人"的意味不断被掩盖。
我们来看一个小说细节，当小石子遇害，萧长春沉痛地回到家里，看见孩子出生后用的第一只枕头，坐在炕沿上，闻到一股孩子的奶香味儿，联想到孩子幼稚的脸蛋时，这个刚强的硬汉子再也压不住沉痛的感情，热泪直下。这一段细腻的心理刻画给我们展现了浓浓的亲生骨肉间的思念之情，尤其是当淑红走进来发现他的悲伤时，两人的心思是感人的。但作者"拔高人物精神境界"的创作理念又忍不住跳出来，强行压抑人物的情感流露，把这种真实的父子之情，当作了英雄主人公不能具备的小我、软弱情绪。因此，面对淑红的伤心，萧长春反而安慰对方："泪水只能把我的革命劲头鼓动起来，不会让它给浇灭！""淑红，说实话，遇上了这种事儿，我是心疼。因为我喜欢我的儿子；可我更喜欢我们的农业社和同志们！我也真难过。因为儿子是我的希望；可是我最大的希望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呀！""我一想到我为保卫群众不受大的损失，我自己遭一点小损失，遭了一点小损失，就保卫了大的利益的时候，我感到光荣啊！"以完美牺牲真实，浩然的人物塑造理念既是特殊时代文学的样本，也是个人创作理念使然。
(二)1962-1967年的文学创作高峰期 (2)
为特定政治话语表达更改人物情感逻辑，是《艳阳天》塑造人物的另一弊病。小说中第一○八章，热情开朗、急性子的年轻女社员马翠清因不满木讷、不够积极上进的韩满道和小农意识深厚的韩父韩百安一家子，曾拒绝与韩满道继续恋爱关系。因为前期的韩百安在人们眼里不仅自己不热爱社会主义，迷恋小农个人路线，还牵制儿子进步。在党支部决定帮助贫下中农政策后，派马翠清前去帮助韩百安进步时，原本对这老头子抱着很深成见的她，刚开始不愿开口，小说写到她一进屋，"忽地，心里一动，好多忘记了的旧事，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涌到她心头上来了"，于是韩百安对她小时候困难生活的默默照顾呈现在她头脑里。
从这些善良之举，"马翠清总觉着韩百安是个善良的好心人，从来没有讨厌过他"，此时笔锋一转，"这些过去的事儿在马翠清的眼前闪过之后，她猛然地感到，自己对韩百安的态度是不全面的"。这和前面马翠清因家有落后父亲坚决不愿继续恋爱的决裂态度相比，明显不符合人物情感逻辑。对于这样一个在自己孤儿寡母时默默照顾过自己的老人，却因阶级斗争把老人视为落后分子，继而转瞬又惦记起这份情义而热切开导他的情感线索，很明显是作者主观观念中以阶级划分代替人情交往的观念性写作。对于这样一份本该铭记在心的感情，为何马翠清在搞阶级斗争、指斥韩百安为落后分子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又能在团结阶级力量、帮助韩百安进步时转瞬回忆起来？显然，这都是浩然为塑造阶级路线中的观念性人物而铺设的。当需要描写青年人以阶级观点要求进步时，人物可以不惜与有恩情的父辈决裂；当需要强调团结贫下中农，增强阶级队伍时，人物亦可以瞬间回忆起父辈的善良。这样任意随创作观念的需要而摆弄人物情感逻辑的方式，其人物力度难以保证。
第三，《艳阳天》的语言艺术是值得一提的。在文学作品稀缺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至今很多读过小说的人，都依稀记得开篇那句话--"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在《艳阳天》里，浩然积蓄前期语言创作经验，逐渐走向成熟。开篇的这句话显示了作家整部小说的语言基调--乡俗与生活化。事实上，整部小说的语言都体现出浩然的语言才华，无论是农村生活私人场景还是叙事语言，浩然都能写得生动、风趣、个性化。比如萧老大的语言生活化中透着乡间乐趣："唉，我看你们是骑驴的不知道赶脚的苦哇！事情不是明摆着：一家子人筷子挟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们，日子怎么过呀！"另外，浩然笔下的农村景色描写也是同时期农村小说中的佼佼者。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中抒情化、文艺腔似的景色描写，浩然的景色勾勒通常以简洁、贴切、清新且富有象征意味而取胜。
小河上搭着一座矮矮的石桥，桥面跟路一样平，也紧贴着水面。桥北连着个大坑，桥南连着片小菜园。菜园跟麦地衔接在一起。小葱一片碧绿，菜花一片金黄，黄瓜正上架，蚕豆角正成熟。一群群小蜜蜂在这儿嗡嗡地飞舞，一双双燕子在这儿喃喃地掠过。这个小菜园给东山坞增加了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
路旁的草丛长得茂盛，藏在里面的青蛙被人的脚步惊动，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去了。在夜间悄悄开放的野花，被人的裤脚触动，摇摇摆摆。各种各样微细的声音，从不远的村庄里飘出来，偶尔，树林的空隙中闪起一点灯火。
在月光的斜射下，金灿灿的麦浪上，笼罩着一层稀薄的雾气，更增加了它那离奇神秘的色调。成饱的麦穗儿，像是就要出嫁的闺女，含羞地低着头，又忍不住地发出微笑。社员们一个个站在地头上，望着麦浪，闻着清新的香味儿，听着低声细语，真如同小伙子见了新媳妇，心都醉了。
夏季的野外，安详又清爽。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蒙蒙胧胧，像是罩上了头纱。黑夜并不是千般一律的黑，山村林岗各有不同的颜色；有墨黑、浓黑、浅黑、淡黑，还有像银子似的泛着黑灰色，很像中国丹青画那样浓淡相宜。所有一切都不是静的，都像在神秘地飘游着，随着行人移动，朝着行人靠拢。圆圆的月儿挂在又高又阔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辉抛撒在水面上，河水舞动起来，用力把这金子抖碎；撒上了，抖碎，又撒上，又抖碎，看上去十分动人。麦子地里也很热闹的，肥大的穗子们相互间拥拥挤挤，嘁嘁喳喳，一会儿声高，一会儿声低，像女学生们来到这个奇妙的风景区春游，说不完，笑不够......
浩然的景物抒写都带有感情氛围，除了能带给读者形象感、画面感以外，仿佛还有气息的流动感，容易让读者受到情绪的感染。仔细阅读文本，读者还可以明显感受到大部分景色勾勒都与小说具体情节烘托有关，无论是欢喜的劳动场景，还是斗争前晦暗不明的情形，景色的描写都暗示或烘托着情节发展、人物情绪。但有时候过于表象化的政治寓意景色描写，又损害了小说的语言魅力。
在《艳阳天》里，除了乡村生活场景、自然风景和人物内心独白外，主要就是大量的人物对话。人物对话也极其彰显浩然小说的语言水准，优秀的语言文例比比皆是，但人物对话中某些不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同时也局限了作家的整体语言水平。具体来说，《艳阳天》中的人物对话有交代事态发展、推断情节发展的功能。作者凭着深厚的乡村生活基础，展示了极高的语言艺术水平，但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偶尔会因作者心中按捺不住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表露，出现不符合人物文化身份的语言词汇。例如马老四和萧长春的一段对话。马老四咧嘴一笑说：
一个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光为自己就不是人。那叫白活一世！......咱们这个社会最能感化人，不管你怎么不开窍，都能把你感化过来。别看韩百安落后，老榆木头，我看哪，迟早也得赶上来。只要跟上来，跟社一条心了，干活才有劲儿，活着也才有劲儿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