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浩然的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两千块新砖》、《探望》在《河北日报》副刊发表后，引起社会重视，被破格选拔到日报当了新闻记者。一个农民的后代，从此告别土地，借着新中国工农兵创作方向的大潮，坐上了驶向文学彼岸的一条不可缺少的渡船。几经努力，浩然凭借《喜鹊登枝》第一次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北京文艺》上崭露头角，从众多的当地文学写作者中脱颖而出。接下来，浩然的新作连连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上。1959年，在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之际，鉴于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已有一定的影响力，浩然光荣地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至此成为一名专业文学作家。浩然从业余写作者成为日后"金光大道"路途上的专业作家，"工农兵方向"文艺政策的实施确实给了他机遇。正如浩然所说："像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身职业，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得以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如我常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当作家！"这番话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农兵方向在培养工农兵自我创作上所做的切实效力。
工农兵业余写者出身的浩然，通过努力写作成就了自我文学梦想，但整体说来，同时期的工农兵创作是政治成绩大于文学意义的，许多当时写下的业余作品对社会主义文学没有长足的推进作用，它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今天来看主要是一些文学材料，有文学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文学的审美价值，但是，这个过程所实现的工农兵主人意识值得肯定。在这群业余作家里取得最高成就的浩然，以语言的鲜活与清新，生活的真切与质朴，叙事的本土化赢得众多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作为新中国历史主体中成长为作家的一员"大众"，他的创作是为新中国大众主体的农民服务的，书写的作品也被"大众"接受，作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作家，较为成功地实践着工农兵方向的双重含义，浩然的文学历程承载着比知识分子写作更明晰的政治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包括浩然在内的工农兵创作即使作品的艺术水平有限，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重构新中国国民精神的努力。对于新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描绘的农民精神必遭否定，新时代需要新的人民精神，这既符合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也回应了新中国从上至下的意愿。工农兵写作的意义在于重塑新国家的主体人自我精神。1949年，"人民文学"取代了"人的文学"，重塑国民精神成了"人民文学"最核心的任务。在"工农兵方向"辗转中的知识分子，努力调整写作理念，力争达到新文艺的要求。而工农兵创作提供的写作意义，在今天看来，不在于具体内容和能达到的艺术水平，而是一种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能从自我精神入手、非想象性的自我形象塑造的实践意义。写作的意义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性"，而在于建构主体阶级精神的合法性。
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就郑重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文学在新中国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时代，工人和农民上升为历史主体，成为了新的文艺的主人公。浩然本人的文学经历和文学创作既是这一方向的结果，也是为数不多的成果。不管新中国政策导向下形成的工农兵创作水平得失如何，做出工农兵方向选择的初衷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文学毕竟不是高高在上的、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东西，工农兵创作的意义也在此，不过是复杂的历史、政治原因使得这一初衷沿着历史的车轮一路走得歪歪斜斜罢了。所以，对于浩然这样一路坚持践行工农兵创作理念、"三位一体"的作家的意义，我们更应重视。
第二节 浩然现象与底层文学的回望 (1)
在如今文学价值多元的时代，工农兵文学从主要且唯一的至尊地位迅速滑到文学边缘。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众多作家终其一生为之努力的方向，而当今社会结构的改变使工农兵阶层发生改变。当代社会中工农兵的身份区分是个复杂的问题，历史像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玩笑，工农兵写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陡然消失了，然而更值得我们思索的是在"工农兵"这个概念渐行渐远的今天，"底层写作"对浩然现象的反观性意义。这两种不同文学时期出现的同为基层写作者书写的文学形态，在不同意识形态和表达诉求中，"底层文学"对浩然以及"工农兵创作"有何启示性意义呢？
一、有关"底层写作"的话题
"工农兵创作"和"底层写作"是分别出现在当代两个不同现代化进程时期中的文学形态。它们有着各自的意识形态预设与基本诉求。思考"底层写作"与"工农兵创作"之间的相异与关联，对于我们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以及浩然的创作是有启发作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在田间、工厂、部队的国家主人--工农兵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拿起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写作。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到号召工农兵自我创作，都体现着国家政治利益对文学的操控。在中国社会发展数十年后的今天，同为国家人民概念的工人、农民在当下社会突飞猛进之时，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似乎没有工农兵文学世界里预期的那样美好和富足。
在中国经济巨大发展的年代里，身处农村、工厂的工农群体面对他们的生存困境自发地拿起笔，开始为他们的内心情感、生存体验奋笔疾书，这就是早在80年代产生的底层写作。何谓"底层写作"？首先来了解什么是"底层"。当中国启开市场经济大门后，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寻求生存发展，而城市经济结构改革让部分工人也下岗，加入生存竞争行列。在社会学家陆学艺的《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中，根据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程度把"底层"归结为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者，底层也就是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均处于弱势的群体。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社会结构变化，所谓的工农兵概念在当今社会变得异常模糊，经济分化使人们的身份时刻处于变动中，难以再用明确的政治学概念称谓涵盖人的身份，市场经济完全打乱了之前的阶层结构，在以知识型精英为主的当今社会，也不能笼统地把"工农兵"划为社会底层群体。
依照王晓华在《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里的提法，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界定底层的含义：首先是从政治学角度，处于权力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保护自我利益的群体；再是从经济层面，缺乏生活物资，只能维持最低生存的群体；然后是在文化层面，既无充分话语权，又缺乏自我完整表达能力的群体。底层写作即是处于底层地位的人的自我表述。大致说来，我们把底层文学分为"底层写"和"写底层"。"底层写"是指生活在底层地位，如打工在外的农民、下岗工人、乡村基层农民所创作的文学。"写底层"主要是指知识文人针对这些底层生存群体的文学书写。此处我们考察的对象仅指没有受系统文化教育或文化层次不高的工人、农民为生存而创作的文学，他们书写的对象是自己，包括城市里的农民工、下岗工人或乡村基层农民。在这个层面上，将浩然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工农兵创作形态与之相比，方可折射出些许问题。
"底层写"也被人称为"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八九十年代产生了以打工者身份进行创作的文学现象。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世界里作家们对工农兵形象的辉煌描写，"底层写"的作者们是借着文学痛诉出他们的生存困境。"感于哀乐，源于事发。"打工文学的文字充满了生存的漂泊不定、屈从与挣扎感。在经历时代变革、背井离乡的苦痛后，他们自发地拿起笔，颇有深度地书写狭小的工棚、闷热的车间以及无处容身的农民工内心的痛苦与奋斗，针砭社会不公带给他们的痛苦。这群创作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城市的兴盛吸引数亿农村打工者怀着对城市的美好期待，前仆后继地来到城市求生，他们渴望在空间和心理、行为上缩小与城市的距离，但是城市带给他们的隔膜与痛苦远远超过他们对美好的期待。曾经被政治意识形态肯定的国家主人公在此时承受着与现实严重错位的痛苦，相比在乡务农，他们遭遇着另一种特殊的心伤--压抑、屈辱、迷茫、漂泊、堕落与自立的挣扎感等等。
当人生悲愤感产生的时候，当日复一日"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打工生存状态持续的时候，这群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开始"我手写我心"。文学写作给他们敞开一条宣泄苦楚的渠道，成为他们心灵挣扎的寄托。最早的打工写作产生于80年代初深圳蛇口工业区的一首"打工歌谣"："一早起床，两脚起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坐下去，十(实)会死亡。"很快，艰辛、单调生活的打工群体认同了贴近自我生活的文学宣泄方式，不少受过基础教育的打工者利用闲暇时间，困缩在狭小的屋子里，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情感，他们的文字很快得到本群体的喜爱。最早的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于1988年在深圳宝安创刊。随着打工文学的风行，《佛山文艺》、《南方文学》、《外来工》、《江门文艺》等一批打工文学刊物应运而生。不少企业内部也办起了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刊物。随着数十年打工文学者顽强的探索与坚定的写作信念，到现在，打工文学已被主流文学期刊认可。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主流刊物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作品》、《天涯》、《中国作家》、《小说界》、《北京文学》、《作品与争鸣》、《青年文学》、《星星诗刊》、《广州文艺》、《花城》、《特区文学》不断发表他们的作品，并且逐渐形成一批"底层写"作家群，如王十月、周崇贤、罗德远、郑小琼、柳冬妩、张伟明、谢湘南等。他们的创作深受打工群体的喜爱。这些作品将处于底层的人的生活情态真切地展现出来。"农民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父母下葬问题/盖房穿衣问题/养猪养鸡问题//农民问题/怎么不做农民问题/怎么做回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我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这首平淡无奇的诗歌背后体现的是出门打工的农民工漂泊无依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的尴尬处境。"底层写"的作品几乎都有如下三个鲜明主题。首先是逃离与回归，在对城市的期待下逃离乡村，而后失落于城市后，回归乡土。面对城市，最初的美好幻想破灭，大部分底层写作者流露出卑微、疼痛、羞辱、孤独与迷惘。
第二节 浩然现象与底层文学的回望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