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浩然，除了密不可分的政治话语，五十年来少有人真正从文学本身谈及浩然，甚至连最起码的艺术性都少有被关注，比如浩然创作中人物刻画、表现手法、结构支撑、语言特征等。对于一个有着极强文学天赋，虽然借着时代风帆而成功的作家，仅仅从时代因素考证他的成功是片面而危险的，倘若没有足够的文学造诣，浩然何以在众多的农村小说中拔地而起，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想除了政治背景以外，回到文学阅读本身，浩然的许多作品依然可以带给此时的读者以良多感受。以个人阅读为例，作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已远离政治硝烟的我辈，除去作为一名文学系学生不得不在大学阶段知晓浩然其人，知道浩然的读者越来越少了。我个人阅读浩然之作始于其儿童文学，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阅读过的《"小管家"任少正》、《蓉蓉》、《翠泉》等故事，这些带着特殊时代气息的农村儿童生活，很快吸引了正如饥似渴地阅读中的我。长于六七十年代的人，但凡读过书的都在文学荒漠中或多或少看过他的长篇，而生于80年代后的人，对浩然其人其作都已知之甚少了。
出于个人阅读感受，我认为有必要从文学体验本身出发，回到阅读中，在一个农村题材占据重要创作比例的时代里谈及浩然的问题。谈浩然，无论是从研究对象的政治或是文学意义，我认为都不该脱离对象所处的大环境，只有在比对中，方能说明对象的特质。单就对象本身，我们很难说清楚他的独特性。而搞清楚浩然在同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作家创作中的"与众不同"，是理解浩然的一把钥匙。
目前之所以尚未说清浩然，一是因为人们总是脱离不了政治评价心理，以至于很少真正涉及文学本身而进行评价；二是因为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对象本身，像蒙上眼的驴围着磨盘打转一样，没有环顾四周相同政治背景下创作的其他作家的情况。在浩然不同创作阶段里，周围同期同题材小说的艺术特征、政治命运都是对浩然创作在那个时期的"独特"性的有效佐证。以往的研究注重从时期整体勾勒农村小说创作情况，事实上，在同时期创作对比中，更能有效揭示浩然成为一个时代创作"典范"、"标杆"的独特所在，从而对进一步推进浩然研究有所作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所涉及的针对浩然谈及的"独特性"是一个中性色彩的词，它不是表达赞赏或肯定的评价用语，它在此更像一个客观的说明性词语，以"独显不同"的意思来说明浩然创作的特点，加深我们对浩然的理解。
那么浩然创作的独特性，何在？
一、创作内容紧抓时代命脉
探及浩然创作独特性，首先表层可感的是小说在内容上紧跟时代政治，这是除去学术研究者以外的任何读者都可感知的浩然的特征。将"紧抓时代命脉"作为浩然创作的首要独特性，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相较其他作家，无论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或是知识分子作家，浩然是如何在每次政治转折中都能对应历史时机，紧抓政治、政策进行创作？他有什么"独特"的方法？正是这些显著不同的方法赋予浩然创作以独特性。
早在最先评论浩然小说的文章《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里，巴人就明确指出："我们的作者在写《喜鹊登枝》这短篇集的十一篇作品之后，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大都是1958-59两年中写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几乎这两年中我国生产斗争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运动，都在我们作者的作品中有所反映。"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1956年后浩然几乎每篇创作都是直接对应当时的运动、政策、事件。以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当时政治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对应，我们惊叹于浩然的"紧跟"程度。
1956年4月25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浩然同时间创作《春蚕结茧》，写农村姑娘兰芬改变传统养蚕做法，大胆革新技术。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号召在经济工作中"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1957年2月22日，浩然写下《从上边下来的人》，讲述一个心怀集体、只为民众着想的基层干部。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斗。浩然11月写作《田青苗求师》，表现知识分子下乡锻炼自己，扎根农村，为农村建设出力。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争取三到五年基本完成扫盲工作。11月，浩然创作《帮助》，写崔百灵带病动员村里最后一个文盲社员学习文化。1958年大跃进开始期间，他配合时代热潮写了《跃进小插曲》、《满堂生辉》、《百花飘香的日子里》等。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倡为继续"大跃进"创造过渡的条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人强马壮》写社员田小武积极自学当公社饲养员，为集体养马。《老树新花》写老社员安妈妈发挥余热，在山头建饲养场，为社出力。1961年5月，陈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报告。5月8日，浩然创作《茁壮的幼苗》，写彩云回乡务农；8月，又创作《蜜月》，写城市小伙子李松响应号召，到农村锻炼自我。
从以上所举短篇小说可以看出，几乎中央发出一个文件号召或开展一项政治运动，当年乃至当月浩然就能紧跟时代政策，立即发表一篇甚至更多的篇目以应和当时的政治事件。这样的跟紧"功力"并不是每一个同时代的作家所具备的。浩然对政策的敏感主要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除开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活体会外，浩然在记者生涯中培养出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政治敏感度。在《浩然口述自传》里，他说："新闻记者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精神比其他部门的人都知道得早，还必须尽快地理解、吃透，随即紧紧跟上其贯彻与响应的脚步。久而久之，锻炼和提高了我对社会生活敏锐的观察力。这是一个文学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本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透露出浩然对及早理解、吃透并紧跟政策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本领的得意之情。换句话讲，浩然一直是以能抓住时代"命脉"创作为荣，与贴近政治写作为目的的，这和他的创作理念有关。较之同时代其他作家，浩然在这点上是"幸运"的。
他的幸运在于他根本无需花费多少心劲而水到渠成地信奉着文学工具论的创作理念。只具备小学三年级文化基础、靠丰富的生活经验开始创作的浩然，在党的培养和时代机遇下，很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学革命工具论的宗旨，加之一些通过写作在实际生活中帮到农民的亲身经历，使得浩然根深柢固地信奉文学就是为党政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工具。浩然在多篇文章提到确立文学工具论这一理念源于一个亲身经历的事件：一位贫雇农的房东大嫂，按照法律应该继承的财产被人侵吞，她告到区、县都不能解决。浩然得知此事后，生发了义愤，连夜为她代笔写了篇批评稿件投到报社。稿子虽没有发表，却被负责任地转到专署，专署立即派人到乡下做了认真而公正的处理，使这位大嫂绝路逢生。这件事让浩然惊异地认识到笔的威力如此之大，还能替百姓说话！运用手中的笔写文章，跟开会讲政策一样能够开展工作、为百姓办事，文学服务现实的工具论理念便深深扎根在浩然心中。
然而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如此"幸运"地到达新中国对文学宣传功能要求的"境界"。在时代转变初期，很少有作家能够如此轻车熟路地转变以往形成的创作习惯思维。以骆宾基为例，大部分从国统区走进新中国的作家大都纠结在新旧创作理念里。骆宾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为进步的作家，进入歌颂无产阶级、工农兵的新时代后，他很快陷入落伍的自我孤独中。骆宾基恐慌地感到"自己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所积累的社会生活(写作素材)，已经黯然无光了，失掉它在我心目中原有的光泽了；而伟大的共产党以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闪着史诗般光彩的革命斗争生活，我又没有切身的体会。尤其是两年之久的监狱生活，几乎是使我与世隔绝了。......我突然发现自己已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文学工作者了"。
骆宾基也虔诚地反复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积极深入新时代生活，在参加鲁中南的农业水利建设中的确也发现了素材，也被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所振奋，但更引起他关注的却是一位面对欢天喜地劳动场面独自叹气的老农民。经了解得知，他是一个孤老，只有一个独生女嫁到只隔两三里路的邻村，但是没想到解放后和平日子来临了，村里开了这么一条自古以来做梦也没想到的大河，把他和女儿所在的村分成两个片区，就算今后修桥，再想和女儿相互照顾、见面也得来回隔河走上二十里路。骆宾基敏感地发现了这位老人的文学意义，正是他过去所熟悉的中国农民，这种孤独属于农业个体经济的旧式农民，正是作家艺术观所擅长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作家马上意识到，这些想法都是旧式人性论，这样写是在为代表穷途末路的旧式农业个体经济生活唱挽歌，与歌颂十万民工欢欣鼓舞开河、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主流意识写作相距十万八千里，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这位老人的艺术构思，只是在《父女俩》里把这个老人形象作为陪衬先进人物香姐儿的落后人物。
骆宾基屡屡在提笔书写新生活的时候面对着这样的无所适从，最后受胡风事件牵连，他放弃了文学创作，转向甲骨文研究，一位曾被日本文学界推崇为"中国契诃夫"的优秀短篇小说家消失在了中国当代文坛。除了骆宾基，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处在痛苦的创作转化时期，要么一事无成，要么干脆放弃写作。在对文学工具论的信奉上，即使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类似赵树理、马烽等，也不可能像长在新中国旗帜下的浩然这般心无旁骛地接受一切。赵树理从根本上讲是深入农民的知识分子作家，他始终立足于农民中间，当他亲眼看见某些情况不符合农民利益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盲从政策性的宣传话语的。他于1957年创作的《锻炼锻炼》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赵树理在大跃进中发现了干部瞎指挥、高指标的现象，甚至还上书中央反映实情、提出建议。但是,这些书生气的举动并不能改变时代的错误，反而引祸上身。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坚持己见的文学人。马烽的个人经历相对接近浩然。
第二节 浩然的独特性何在？ (2)
马烽作为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长期接近农民，作为农民儿子的他深情地歌颂新时代新农村，创作了《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孙老大单干》等短篇，以农民儿子的热情，歌颂老一辈农民爱社如爱家，描写知识青年社员用技术改变农村的欣喜生活。然而当马烽以惯性的思维洞察农民时，依然抹不掉对落后农民的自私、狭隘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担忧。1956年，他在《四访孙玉厚》里写了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老书记在错误的政治风波中含冤而死。小说遭到公开批评。从马烽的创作可以看到，即使这样一位同样有着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农村干部作家，也无法毫无疑虑地接受文学工具论。当政策与现实吻合时，他创作的农村小说是明朗的、受欢迎的；当出现不符合现实的政策时，他便在真实与政治之间摇摆，这使得他的创作变得苦涩，少了几分鲜活。不管怎样，无论是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作家或是解放区的工农兵作家，大部分人在绝对的文学工具论创作时代都失去了原来的鲜活与灵动。相比其他作家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理念，单纯的浩然几乎一身轻快，先天具备新时代文学需求的"优势"。那么，浩然怎样用优势紧跟政治，采用什么独特方法稳稳抓住时代的"命脉"呢？
在通读浩然作品及其发表的创作经验谈之类文章后，我认为作家看准、吃透了两种创作方式，于是成功地较其他作家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政治宣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