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个城市谋生，真是身不由己。父亲突然患上了脑血栓，原本在大学教室里读书学习的我不得不辍学，举家迁到河北廊坊投靠亲戚。都说大学生就业难，我这尚未毕业的学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个城市里，女孩子能有600元的月薪就算很不错的了，我没有学历，没有户口，每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都对我说“不考虑”，亲戚对我这个“夹生货”找工作也是束手无策。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几经周折，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了一份“话务员”的工作。报到的第一天，我发现这个“公司”比较有特点：同事们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而且年龄都不相上下。我们一共82人，被统一安排培训三天，主要业务有四个方面：声音的运用能力、临时应变能力，以及怎样抓住聊天的话题和怎样延长聊天时间。同时，公司还规定了每位员工的“五不准”：不准透露公司情况，不准告诉聊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个人真实情况，不准和聊友见面，不准私自给聊友打电话，不准挂断聊友的电话。经过这样的培训，我才明白我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也知道以前在马路边、电线杆、公厕、车站等公共场所看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电话号码是干什么的了。说白了，在这些电话的另一端，一定会有一个、几个、几十个、上百个女孩子“为你青辖抛守候”，和你“有话哨悄说”，也即所谓的“库撼热线”（或称心理热线）。我就是这些小姐中的一员。我们用嘴工作，和人们在电话里见面。
我们的办公室是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排排的小桌子，每个小桌之间用木板隔开，就像网吧里的布置一样。
所不同的是屋里只有一台电脑，由领班小姐操作，其余的桌子上都只有一副耳机和一只话筒，电话全部由领班小姐接转。工资是按小时计的，接听电话时间越长，工资也就越多。为了挣钱养家，我曾创造了整整七天七夜坐在小桌子前没挪窝的纪录。饿了就啃一口面包，困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回到家后，我整整瘦了一圈，眼圈儿也黑黑的。
母亲心疼地抱着我这个独生女哭了半宿。
按“公司”里的规定，每接一位聊友的电话，我必须像录音机播放磁带一样地介绍：“你好，这里是非常男女俱乐部。在这里，我们不存在爱得不真，只存在爱得不像，我们每位小姐都可以和你以‘声’相许。请问先生你要哪位小姐？××是医学专业本科生，有关个人心理和生理的问题，她可以为你服务；××长得和小燕子一样漂亮，但比小燕子更善解人意，有话可以和你悄悄说；××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天天真情守候在电话的另一端等着你……”然后，我就必须和对方“探讨问题”了。令我意外的是，给我打电话的无一例外全是男士，而且，讨论的话题也全是赤裸裸的男女之间的事情。一次，一个中年男人打电话来点名要28号（我的代号）接听。他对我说：“28号，你是不是处女？如果是，你把左手放在嘴里，然后伸出你的右手，顺着脖子和胸部往下摸……”
才19岁的我几时听到过这种话？！我面红耳赤地把电话扔在桌上，但又不敢挂断（也挂不断），因为领班小姐那双眼睛总在不停地一排一排地扫描着我们的动态。无可奈何，我只得再次拾起电话，恶心地忍受着那男人的电话骚扰，“嗯嗯”地应付着他的胡说八道……如果仅仅是每天的工作时间像弹簧一样不断地拉长，我倒还可以接受，令我无法忍受的是电话里日甚一日、变本加厉的不健康话题。可是，要想在这里生存，就不得不机械而麻木地翻版着相同的日子，必须忍受、迎合着那些无聊的聊友们低级下流的话题。如果这些聊友都是大款一类的暴发户，我心里也许能找到一点点平衡，但绝大多数的聊友都和自己一样，在这个城市里仅仅能够糊口而已，却又糊里糊涂地掉入了这种温柔的陷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马的先生。马先生本是一个国营单位的员工，由于工作业绩出色，深得董事长的信任，成为公司里的“红人”，被留在董事长身边担任助理。但由于今年7月份和我打了一个“不该打的电话”，他就“上瘾”了，在公司里偷打董事长的电话，在家里偷打妻子的手机，甚至上厕所都坐在便盆上打。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人际关系僵硬，家庭关系紧张，工作岗位被调离。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电话惹的祸”。始作俑者是我。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这些躲在电话线里的小姐创造的产品就是自己的声音（每分钟收费近1元），也可以说我们是靠出售自己的声音挣钱的。我真想多谈一些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话题，我不认为自己由此就变坏了，更不是那种没皮没脸的人，也不愿意谈那些无法在阳光下谈论的话题，但这由不得我自己！本来，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就很让我心里不踏实，总有一种漂浮的感觉，一点儿归属感都没有，再加上现在整天活在电话里，见不到外面的世界，完完全全是出卖自己的声音，更让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虚幻、很恶心。
一位要好的同事跟我说，刚开始，她也接受不了这种工作，但时间一长，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只要心是干净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我们可以生存在此处，生活在别处嘛。况且，更重要的是你去哪儿找到像这样既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我想，她能够忍耐下去的主要原因是这里有一笔不菲的工资，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自己的高工资是建立在聊友们毫无意义的经济代价之上的，某些时候她甚至充当了引诱聊友走上违法乃至犯罪歧路的幕后人物。
我知道日后找一份工作很难，找一份高工资的工作更难，但传统保守的家庭教育、无法安宁的良知使我不得不放弃了眼下的这份工作，我不能再在这里“混下去了”，我无法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工作。我不能以“声”相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