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曾比较钱穆、顾颉刚、傅斯年讲课的不同特点：“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傅先生总是坐在讲桌后面，议论不休。”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北大任教时，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讲课出奇的沉闷。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册。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上一字不差。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孟森心气和易，不擅讲课，江苏口音较重，加之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学生缺席者便多。于是孟便常点名，但每次点名，只有少数人在堂上轮流应到。孟点完名后便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然后继续讲课。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如到时间仍不交卷，则严厉批评。他在课堂上从未谈及反对白话文，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用白话答题的得低分。朱希祖在北大任教时，操一口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一次朱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01947至1948学年，已经担任多年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第二次被聘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史学名著评论”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据张守常回忆：“当时陈已接近七十岁了，但精神矍铄，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或早退。天冷时穿长袍，围一暗色围巾。后来天气渐暖，穿蓝布大褂，朴素而整洁，美髯飘拂，举止从容，真使人有望之若神仙之感。随手打开携来的布包，取出讲稿……都是用毛笔写在毛边格子纸上的。但开讲之后，他不念讲稿，也不大看讲稿，那讲稿对他似乎不是为了备忘，似乎是为了防止引申发挥起来离题太远。”陈讲课“清清楚楚，话不多，板书也不多，要言不烦，而又很有条理。极富‘可听性’，笔记不难。……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他的课堂上是非常安静的，但也偶尔有这样的引人一笑，安静中又有温馨，使人如沐春风”。陈讲课时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他经常告诉学生：“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伦哲如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上课一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到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他教的是文字学，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又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
刘半农在北大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因此，刘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钱玄同在北大主讲文字学时，上课从来不带书本，粉笔之外，身无长物，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一个字的含义，往往要解释好几个小时，随口引证《说文解字》、《尔雅》，原原本本，绝无差错。而且经常会发一些惊人之论，曾对学生发议论说：《说文解字》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大成的书籍。
毛子水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科学史和数学，回国后，受傅斯年之聘，在北大历史系讲授“科学方法论”等课程。平日上课穿一件旧长衫，衣着不整，很有名士派头。他讲课时，经常引用很多数学公式，加上口才不佳，因此选课者寥寥无几。但由于毛为人厚道，判分比较宽松。常常是各系的高年级同学临毕业时，为了凑足学分才慕名来选毛的课，因此每年来上课的学生总能维持在三五个。
北大在30年代开始开设“国民党党义”课，是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此课颇受学生冷落。但教党义的教师王宣却很有办法。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党义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二院大礼堂上，但听课人寥寥无几。经常去听讲的只有一个人，据说是先生的同乡，不好不去捧场。但王宣很有涵养，只要有入在，不管多少，他就可以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如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他就坐在讲台上等下课钟声敲响后才走。他有一本点名册，照例上堂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二十个学生答“到”，凡有应“到”之声，即以“到”论，无应声者才算缺课。期末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成绩按“到”多少增减分数，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军国民教育，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身戎装，十分威武。然而“军事训练课”虽为学生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
他第一次上课就首先宣布：“只要大家按时上课，到学期考试就是一百分；如果试卷答得好，就是一百二十分！”话音一落，学生哄堂大笑。
他却仍旧板紧面孔，继续说：“那个二十分嘛，给你们留到下个学期！”学生又一次哄堂。白记性极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虽在课上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一丝不苟。但课下总很亲近学生，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他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末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还不时地说：先生，慢些说。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蔡元培对白的评价很高，他说：“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当年，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得很满。金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就很注意地听着，完了，便说：“Yes！请坐！”学生喜欢向金岳霖提问题，金不论问题难易深浅，总是有问必答。
有一华侨学生，名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怪异常。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Lin Guo Da is peI‘pendictllar to the blackboard（意为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当时就被问住。因为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一直没有笑容。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胡适的演讲式教学方式在北大颇受欢迎，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很有新意，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同学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
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0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
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以从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曾先后两度听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在他看来，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入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但却十分中肯、剀切。譬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诗人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任北大教授。他讲课不拘一格，潇洒随意。有时干脆就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据沈从文回忆，徐有一次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对学生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有人描写徐志摩在北大上课时的风采：“先生在北大不穿西服，或者以为中国服比洋服诗意较多。先生住胡适家中，每至上课，均坐人力车，并不提黑皮包，仅仅散抱几本书于怀内。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讲至痛快淋漓之际，将眼镜摘下，徐徐用手帕揩拭，擦净后再戴上……”梁实秋在北大上课时，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虽为留洋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继续再讲，她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