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年轻时七应会试，均落第而归，两次叩阙上书亦被挡回，清廷对其甚为冷落。但入民国后，林却以清朝“遗老”自居，数次拜谒光绪的崇陵，极尽“恋主”忠心。1922年底，溥仪大婚，71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绘四镜屏呈进。溥仪感其诚，亲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大为感激，撰成《御书记》，内云：“呜呼！布衣之荣。军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日：‘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以拟想的人物，影射北大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攻击《新青年》“伤天害理”，为“禽兽之言”，欲借“伟丈夫”之手，将北大新派人物一网打尽。
《妖梦》描绘的“白话学堂”，直接映射北京大学，称学堂外书一大联：“白话神通，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黄侃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1911年，黄侃在《大江报》上撰文，宣称：“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此外，奇臭更是辜的偏爱，也是小脚美的最佳境界。辜称：“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可勉强和臭小脚比拟。”辜鸿铭对袁世凯极为不满，当袁当政时，辜即公开说：“人家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1916年，袁称帝不成，气绝身亡，北洋政府下令全国举哀，在三天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身在北京的辜鸿铭却请来戏班，在家中大办堂会，邀请中外好友数十人同乐，锣鼓喧天，大闹了三天三夜。
某日，上海《时务报》上刊出一篇批评朝廷“君权太重”的文章，辜鸿铭看后怒发冲冠，拍桌大骂道：“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出烂报纸的主编！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耳！”刘师培的字写得很丑很怪，在老北大文科教员中，要数第一。周作人说，刘的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刘师培）的字要算第一”。刘却认为自己的字写得很美，有时他的夫人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刘一度还有卖字的想法，征询于黄侃，黄想笑而不敢笑，只得说：“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林损为老北大旧派教授之一，主张保存国故，反对白话文，与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多有冲突。有一学期，林损故意问钱玄同：“你现在教什么科目？”钱答：“音韵学。”林便说：“狗屁！”钱大怒，质问道：“音韵学与狗屁有什么关系？”林笑着说：“狗屁也有音韵！”熊十力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一次，熊与梁漱溟因学问之事发生争论。争完之后，熊乘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打梁三拳，口里还骂梁是“笨蛋”。梁竟然没有理会就走了。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的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一日，熊十力的弟子李渊庭看到熊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用王夫之的话，不符合原意，有点生拉硬套，就到熊的书房告诉他再看看王夫之讲这旬话的上下文，并把自己的理解告诉了熊。熊听后大怒，骂李是“王八蛋”。李无奈，离开熊的书房回家，熊又追到李家，李进门走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熊，熊又骂道：“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答道：“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话音未落，熊举拳打向李左肩，李不躲避，却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这个场面把李的三个孩子吓得大哭。谁知第二天一早，熊又来到李家，笑嘻嘻喊着：“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然后哈哈一笑就走了。
熊十力与陈明枢曾为同学好友。后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其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熊去广东，熊不去；送钱，熊不受。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送，熊受之。后来省政府出纳一时疏忽，将此事忘掉，一连三月没有给熊邮钱。于是熊写了一份陈亲启的信。
陈拆开一看，信中没有别的，一张纸满满地写满了一百个“王八蛋”。吓得陈赶忙把出纳开除，并继续按月给熊寄钱。
熊十力与冯文炳（废名）同为湖北人，二人经常争论佛学异同之事，二人观点不同，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熊经常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则答以：“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争论之间，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继续争论别的问题。汤一介《“真人”废名》一文对二人的争论情况有所记述：“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视为典型的“旧派”人物之一。据说邓对白话文很是不满，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邓一律改成“之”。邓经常在课堂上“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1893年，17岁的陈独秀参加院试，考题是从《孟子》中选出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树木”，题目本已不通，陈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想不到这片七拼八凑的文章居然得到了主考官的青睐，将陈定为第一名秀才。这让陈大为惊讶，从此愈加鄙薄科举考试。
陈独秀每于作文时，常右手执笔，左手摸脚，然后将左手放于鼻前，闻其恶臭，而文思则滔滔不绝，因此佳作不断。这一习惯终生不改，论者谓其有奇癖。
诗人梁宗岱才华横溢，性情率真刚烈，稍遇不合即出言不逊。在北大任教时，十分喜欢与人辩论。他与朱光潜“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他毫不客气地指责李健吾“滥用名词”；还挖苦他的朋友梁实秋：“我不相信世界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忍一个最高学府的外国文学系的主任这般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由于他的尖刻犀利，沈从文把他的作风比作“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古希腊研究专家罗念生回忆他与梁宗岱的争辩情形说：“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叶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经常对人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叶回国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就大骂起来，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叶正在厉声大骂：“I’II crownyou with a potf shit！”（我要把一桶粪便浇在你的头上！）谁知那位家长并无怒容，慢步走了过来，问叶：“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两人因此而交谈起来，从此竟然成为好友。
沈有鼎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逻辑学家，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他是西南联大时期校园里公认的有名的“怪人”之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几个扣子没有扣上，一边走路，一边微笑或喃喃自语。不管是教师和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就拉着你讨论不休”。他经常提着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上书和钱，出现在联大附近的茶馆或小饭馆里。到了茶馆后，就坐下来高声朗读希腊文，顾盼自如，旁若无人。他“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他就会去旁听，有时还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来台。唐兰给中文系学生讲授“说文解字”课时，沈有鼎和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每堂必到，整整听了一个学期的课。据当时的学生朱德熙回忆，沈还经常光顾他们的宿舍，目的有二：“一是跟同屋的李荣君讨论等韵问题，二是顺便刮刮胡子（他大概没有剃刀，而胡子又长得极快）。他来找李荣君讨论等韵是带点求教的味道的”。朱德熙感慨地说：“须知当时沈先生是名教授，而李荣君是刚考上研究院的学生。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沈先生的为人，也可以看出联大的风气。”20世纪30年代初，主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对刘半农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说：“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么？”成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就写了一篇名为《阿弥陀佛戴传贤》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赫赫院长，婆卢羯帝！胡说八道，上天下地！疯头疯脑，不可一世！哪顾旁人，皱眉谈气！南无古老世尊戴传贤菩萨！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南无宝贝世尊戴传贤菩萨！讽刺考试院长戴传贤只念佛不干事。《世界日报》收到此文后，就在第一版正中发表了。因此而惹怒戴，于是将《世界日报》封门数天，但对刘却毫无办法。
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半农大力提倡“俗文学”，特在《晨报》刊登启事，征求各地的“国骂”，要汇集全国骂人的语词编集。赵元任看到启事后，当天就到刘家，拍着桌子，用湖南、安徽、四川等地的方言大骂一通；随后，周作人又用绍兴话骂他；在上课时学生又用广东、宁波等话相继咒骂。骂来骂去，让刘啼笑皆非。
曾昭抡是著名的化学家，被誉为化学界的“一代宗师”。曾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曾学问渊博，却不事修饰，平日行为也非常怪异。他惜时如金，总在思考问题。走路时有时疾走如飞，有时自言自语，埋头走路，目不旁视，路遇熟人，也不打招呼，对方打招呼也不理睬，却经常对着电线杆又点头，又说笑，所谈均是化学问题。曾的怪异在整个北京城都很有名。1937年1月22日的《北平晨报》载：“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人曾昭抡，行路时疾走如飞，且喜沿墙根而行，时见其夹西书数册，沿墙疾走于大学夹道，足下尘土飞扬，俨如涉水……”因此，常有路人误以为曾为神经病患者。
20世纪50年代，北大经济系樊弘教授经常鼓励学生要有勇气，大胆写文章。他的名言是：“文从放屁始，诗从胡说来。”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曾同住北大朗润园，人称“朗润三老”。金与季住同一幢楼，但早上散步他见季却不打招呼。金的理论是：打招呼是说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