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与这些做法相反，刘元生则一直坚定地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使自己对万科的累计投资达到了400余万港元。
刘元生的一系列逆行之举，不仅成就了自己和万科，更启示了他人。
这里可以看一组数据：至2007年中国股市跑牛期间，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 8247.38万股，位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此时刘元生所持有的万科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27亿元，其18年的投资收益增长了500倍。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曾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更有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过股神巴菲特创造的投资增幅。后者虽然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了128倍，但与刘元生投资万科相比，还只能说是相形见绌了。
转折——猛增的肾上腺素
社会虽然是个有机体，但“秩序”却是这个机体最核心的要求之一。如同我们人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就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如果说他随后发生了“10％：90％”的某种转变，那也只是他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不得已的意识性转变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王石多了些沉默，少了些张扬。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愿意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期间，王石喜欢上了周末去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和听音乐会。随后也便有了上文所说的王石与其人生重要伙伴之一的刘元生奇遇。
只是，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更何况此时的王时已迈人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内心出路的紧迫感，驱使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在跳动。
机会不要太多，只要抓住就好！
1983年春节，王石在深圳结识的一个旧友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又一次挑起了他那好奇的心思。此人是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夫妇俩利用春节期间来广州探望岳父母，两人不仅携带了那个年代还不常见的多种礼物，而且自身与从前也判若两人。
朋友夫妇俩人的巨大变化，令王石对深圳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绕不过去的好奇。
原来，深圳正在以“深圳的速度”进行着开发。“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最让王石感兴趣的，是旧友关于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卢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了工地施工……”
其实，早在1979年夏季，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西部的蛇口就已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下投入了大规模开发。特别是它的开拓者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使人们原本被压抑的创造激情瞬间释放出来，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于是，仿佛一夜之间，深圳就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仅仅一年多后，一个生气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用王石后来的话说就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也许因为有了这种首创，所以才有了后来国人们常提到的“蛇口模式”。
所谓的“蛇口模式”，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等等。
尽管这些内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实无什么新意，但如同王石后来所说，对于30年前的人们来说，“蛇口模式”的内容是石破天惊的。
旧友的描述让有着从军经历的王石，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倔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甘于平庸、尽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也使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说走就走。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是年，王石33岁。
再次进入深圳的王石，完全没有了第一次“想跑”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第二次踏上深圳土地感觉的：“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王石基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谋求发展。
王石后来对此有过解释：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在当时还行使着特区政府的一般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管委会撤销后，其原班人马组建成了特发公司，但继续行使着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
其是，当时特发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当时有人就简称其为“政府（2）号章”，以区别深圳市政府的（1）号章。
精明的王石当时即意识到，一家公司能享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便可想而知。于是，王石便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主管领导。
最后的结果，王石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很快，王石被分配到了特发公司贸易一科。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创业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西甫。
自此，步人人生而立时期的王石，命运终于开始出现实质性的转折了。
二、玩“空手道”的创业者
用王石自己的话说，他第一桶金的获得就形同于在玩“空手道”。所谓的“空手道”，本是武学上的一个名字，起源于日本。它主要强调打击技术，原本是徒手的自我防卫方式及攻击对方的徒手格斗技术。但它的前身却为“唐手”，即中国拳法之意。不过，如果用之于商场，“空手道”就似乎成了彻头彻尾的负面之词了，意为无中生有、虚假承诺、做无本买卖。
再次来到深圳，立志于要创造自己一片天地的王石，果真如此吗？
1.特殊的南国小渔港
就像王石本性里的张扬一样，深圳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也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张扬的一个小圆点了。就是这个小圆点，打开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要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深圳及其背后的战略设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大业也功不可没。
深圳本是中国南方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渔村，原本只是一个2-3万人的简陋、狭窄的小镇。深圳其名始自明永乐八年（1410年）。因所处环境、河沟（南方人习称圳或涌）纵横，故得深圳一名。清康熙七年（1668年）在新安县边境修筑了深圳、盐田、大梅沙、小梅沙等2l座墩台为边陲哨所，以后逐渐成墟。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深圳镇。1979年3月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市政府驻深圳镇。1979年8月撤深圳镇，“深圳”一名由深圳市名沿用下来。
1979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一个不平凡的设想，使得深圳这个小渔村随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正是这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使得这个不起眼的小渔镇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就奇迹般地转变成为经济总量排名于中国前五的繁华都市，“深圳传奇”自此流传于世。
1979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谁，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南山三个区。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设立的首个经济特区。
深圳市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深圳经济特区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连珠江口之安乐村，南与香港新界接壤，是中国主要进出口岸之一。
今天来看，深圳特区的定位并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一片试验田，它也同时承担着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的使命。
关于特区的定位问题，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光是经济，重要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深圳是全国的试验场，深圳是中国的深圳，它是为了全国的发展探索道路的。”
更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国家众多重要的改革决策，都是从深圳这个试验场提炼出来的。比如，这些年来深圳为我国在司法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试验，深圳是我国的“立法试验田”、阳光政府试验田等。
如今，深圳已经创造了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推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行建设工程招标、创办外汇调剂中心、全面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大体系。而从2003年以来，深圳开始在体制创新方面迈出了一些步伐。是年初，深圳开始实行“行政三分制”，将政府职能从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相对分离，并使之既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转，此举一时获得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深圳的成功使其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和典型，深圳的经验也广泛地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深深地影响了全国的民众。
关注新闻舆论的人大都还记得，就在2003年，一篇《深圳，你将被谁抛弃》一文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经济政策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而城市发展空间和资源狭小等条件下，深圳如何定位、深圳向何处去，一时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时的深圳特区领导曾对媒体说：“随着深圳原有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政策驱动逐步消失，现在的深圳谈优势已经是‘奢’谈了。”
但是，中央高层对于深圳的定位依然很明确，特区还要继续办下去，还要继续“特”下去。至于怎么“特”，却只赋予了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正如有媒体所说，这种总体要求和大的原则，就是“要做排头兵、试验田、窗口和示范”。而“特”的具体内容就需要深圳自己去填写了。
正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经济特区”这种特殊的改革产物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1年底，我国最小的经济特区、面积仅52.6平方千米的汕头经济特区成立；而到了1988年，全国人大批准设立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
如今，在迎来共和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特区”的发展之路时，有一种感觉恐怕是所有人共有的：中国复兴之路上，“特区”必然要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而作为中国“特区”之首的深圳，则是本书主人公在人生上的重要拐点。
2.首试“空手套白狼”
来到深圳后的王石，仿佛换了一个人，但在特发却又不知从何开始。
据王石后来的回忆说，刚进入特发，贸易部并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其中，有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在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有来自七机部的在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而张西甫一上班也把电话打到了广州钢厂基建处，试图开门红。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