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系统日益复杂，于是，社会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便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其运行状态的好坏和最终结果的成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管理水平。尤其在今日世界风云变幻、竞争日趋严峻、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科学有效的管理更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周易》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典籍，能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启迪呢？
我们知道，《易经》来源于卜筮。而在文化垄断的文明初期，卜筮作为一种由极少数人操纵的极为高级、无比神圣的文化行为，只能是统治阶级用以“神道设教”、安抚大众，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从《易经》的作者是伏羲、文王、周公等古代最高统治者的传说中即可看出，这便使《易经》及其经典解释《易传》与政治、管理产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易传·象·屯》明确提出：“君子以经纶。”《易传》的常用主语“君子”、“大人”、“圣人”、“后”、“先王”等主要指谓统治者。《周易》的政治、管理作用在后来被不断强调和重视，遂使它日益为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经纶济世的一部智慧宝典。
诚如明代政治家张居正在《答胡剑西太史》一信中所指出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机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现代学者金景芳等认为：“《周易》是政治性很强的书”，“作《易》者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统治者治国治民寻求最佳方案。”现代学者余敦康等主张：“《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
之书，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管理学体系。”国外有人也认为：“《易经》是一本政治家的札记，是一部政治百科全书。”日本明治维新斯间竟然提出“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政治主张。《周易》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管理实路中的长期运用，使其社会政管理思想日益成熟，以致有入介导“经纶易”、“管理易”，以系统研究《周易》的社会政治管理思想。
《周易》在中国古代主要用于社会政治管理，而对经济管理则很少涉及。但经济管理也是管理，也具有管理的一般特性和规律。因此，《周易》有关社会政治管理的一些思想也可适用于经济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周易》的管理思想对从预测、决策到实施、反馈的全部管理环节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周易》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顺天应人的最高准则，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崇德广业的全面发展，贵易尚简的组织原则，革故鼎新的改革气魄，尚贤养贤的人才思想，见几而作的时效观念，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遏恶扬善的法制建设，君佐佑民的民本思想，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无为境界。
一、顺天应人的最高准则
北宋大哲学家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总论之日：“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此释“顺天’为“上顺天理”，即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释“应人”为“下应人而应乎人”的伟大革命，都是光明正大、心系天下的正当壮都取得了力挽狂澜、拯民水火的历史胜利，消除了现实的黑暗改善了人民的处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此即“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顺天应人”应该是被所有人普遍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凡事“顺天应人”则吉，否则必凶。尤其是管更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自己要自觉地按照“顺天应的准则办事；另一方面，要引导广大民众遵循“顺天应人”的行为准则。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尤其强调天道与人道的统即《尚书·泰誓》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作为自然规律的天道固然不可违，而作为天道在人事上的具体表现的人道也绝对不可背。儒家亚圣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在强调“应人”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胜过“顺天”的重要性。《周易》多次提及“与时偕行”的行为原则，这是在强调“顺天”。《易传·彖·咸》又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又在强调“应人”。而“顺天”实质上也是为了“应人”。《周易》主张，人在任何时候都应遵循“顺天应人”的最高行为准则，这样才会万事顺遂，吉祥亨通。
作为管理者，要自觉地使自己的决策管理行为既“顺天”又“应人”，既“上顺天理”又“下应人心”。具体在目前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管理者要注意增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存能力：一方面要努力引导人们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培养文明的行为习惯，推动大家一起自觉创造一个温馨洁净的优美环境，这既有利于每个成员的身心健康，又有利于人类整体的全面进步；另一方面要努力建立起公平竞争的社会运行机制，设法提高全体成员的生存竞争意识和能力，尽可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各得其所，扬长避短，充分实现其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作为社会全体成员，也应逐渐按照“顺天应人”的行为准则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是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以充分实现自身的天赋价值。
二、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
“保合太和”可理解为保持最高和谐，维护理想状态，它可用来表达《周易》的最高价值理想。。《易传·彖·乾》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天道生生不息，变化日新，使万物各得其所，和谐通泰，此乃大自然的利物正道。“太和”原作“大和”，因“大”在古代读为“泰”，故从习惯用法而作“太和”。这里《易传》似乎侧重于讲天道自然方面的“保合太和”，而因为“推天道以明人事”是《周易》以至中国哲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所以“保合太和”同样可视为社会人生的最高理想，以及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
“保合太和”在社会管理中的基本表现即是：全体成员和睦融洽，齐心协力，共同为同一目标奋发进取，竭尽全力。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管理局面和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达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管理者的领导艺术。《周易》为我们实现“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管理原则和措施。
第一，要实施目标管理，确立远大而高尚的具体目标，这样才会使人心中有数。《周易》认为，宇宙万物及社会人生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而处在这样变化日新的大环境中，如果没有坚定的远大目标，则一定会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随波逐流，一事无成。而《易传·文言·乾》同时指出：“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易传·系辞下》也主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就是说，在确定具体目标之时，一定要有高尚的动机，而绝不能只顾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顾以至于损害集体利益，那样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在《周易》看来，不道德行为虽也许能带来暂时的蝇头小利，但最终将使其身败名裂，自取咎；只有动机纯洁高尚，目标明确正当，措施得力，组织有方，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第二，要“各正性命”，充分发挥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创蠲性，使之各得其所，英雄有用武之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每个人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发展需要，即人都有发展自己，将明才智的良好氛围，使每个成员都能各显神通，享有一定的成就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自我实现需要。而在这同时，全体成员便会不遗余力地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从而更好地完成管在分酉己中应当尽量做到公平合理，皆大欢喜。《周易》提倡的分配原则是“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上益下，民说无疆”。也就是说，要以取多补少、损上益下为原则，把全部财物尽量公平地分配给全体成员，并在必要时宁肯减损一些上层的利益，而绝不能让下层或一线职员吃亏，这样人们便会心悦诚服，继续积极地投人工作。而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而有所偏向，则会损伤部分成员或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造成抵触情绪以至强烈冲突，这显然不利于管理目标的实现，更谈不上什么“保合太和”了。
第四，领导者要懂得“阴阳合德”的道理。一方面，领导者自己要刚柔并用，避免刚愎自用或优柔寡断；同时要控制组织，令其动静随时，进退有度。另一方面，领导者要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千万不要摆架子，打官腔，自以为高人一等，神气飞扬，而要谦和自然，平易近人，“自上下下”，虚怀若谷，使群众乐意亲近。这样才能上下齐心协力，相亲相辅，共创大业。
第五，要“节以制度”，倡导一种勤俭节约、保持节度的正确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易传·彖·节》日：“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说，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人也应效法大自然的节制美德，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制并形成制度，这样就不会伤财害民。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文明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这就要求管理者引导人们“惩忿窒欲”，控制物欲，保持节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整体利益。而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同时，实质上也就维护了每个人自身的长远利益。
只要稍加注意，我们便会发现，一个成就卓著、前途无量的组织、企业，其各级成员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和谐融洽、配合默契的，大家共同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工作，而且在工作时有一种如同在自己家里的温馨环境和愉悦心态，这样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大大增强，工作效率和质量就会大大提高，从而极大地推动组织、企业的前进。如日本松下公司1972年1月专门成立了改善人际关系的独立机构“HR推进本部”，它的宗旨便是“通过爱和对话创造富有人情味的工作场所”，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此相反，如果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不能和睦相处，互相诋毁轻视，则该组织即使暂时处于春风得意的大好境地，也不会有什么太大出息。可见，“保合太和”对于一个组织的命运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如今，我国正在全力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相信以《周易》的“保合太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会再次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三、崇德广业的全面发展
《周易》从其“阴阳合德”、“乾坤并建”的对立互补思维者同时兼重，全面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
《易传·系辞上》日：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德者，得也，即改造主观世界所得，指人的道德品行，精气质。“崇德”是就内在修养方面而言，推崇、重视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即精神文明建设。“广业”是就外在事功方面而言，推广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即《易传·系辞上》所说的将“事业”处于同等鲠的地二者恰似人类文明的两个翅膀，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人类文明的不断腾飞。一方面，“崇德”是为了“广业”。《易传·文言·坤》日：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有才德的人品德高尚，通达事理，中正端庄，美德超逸，而只有当他付诸实际行动，建立伟大事功，才可谓是达到美德之极致。
另一方面，“广业”又是为了“崇德”。《易传·系辞下》日：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这又是说，精研事物之义理以达到“穷神知化”的胜境，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便利器用，改善生活，使身有所安，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人的道德水平。
《周易》这种“崇德”和“广业”、“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可贵思想，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主张，它无疑是极为正确的。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在《周易》的发祥地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种两个文明并重的思想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中国历史上，“崇德”的“内圣”方面始终占居绝对优势，“太上立德”、“义以为上”的道德至上主义一直是主流思潮，以至发展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中国近代备受欺辱的悲惨下场。没有物质基础的道德成为空中楼阁，好看但却虚幻。
在西方历史上，则是“广业”方面一统天下，征服自然、利用一切的实用功利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至于导致今天的人们在享受优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空虚厌烦，无聊绝望。没有精神底蕴的物质财富成为僵冷包袱，能用但却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