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考镜源流
《周易》传承的历史，易学发展的轨迹，文化（文字、民俗、制度、思想观念）演进的过程和动力都是极为复杂的。加之易学历史悠久，内容繁杂，并被层层人为的神秘面纱所遮盖，为许多故弄玄虚的矫揉造作所歪曲，更使其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因此，在从事易学学习与研究时，破除芜杂的历史迷雾，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番严密的考证，从而力求揭示易学发展的源流，乃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学术任务。王国维、郭沫若等对殷墟甲骨卜辞的考辨，张政娘等对“数字卦”的研究，严灵峰、李学勤、张立文、廖名春、邓球柏、邢文等对帛书《周易》的整理研究，韩自强等对阜阳汉简《周易》的整理研究，濮茅左、廖名春等人对楚简《周易》和秦简《归藏》的初步研究，等等。这些易学成果，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考明易学的真实发展史。
在有关易学史的研究中，现代学者高怀民先生的《先秦易学史》和《两汉易学史》，朱伯岜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皆属有代表性的丰硕成果。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渊博的知识素养，为我们提供了易学史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当然，易学史研究并未终结，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下去。
（4）区分学与术
“学”指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易学，“术”指《周易》文化领域的占筮之术。由于《周易》本是一部占筮之书，易学中深刻的义理也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的解释来揭示的。如果看不到易学本身的这一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探讨其理论思维内容，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其思想内涵。但是，《周易》筮法在后的发展中逐渐流于占术，即预测术，如宋代出现的《火珠林》《梅花易数》等，它们抛弃大衍之数和卦爻辞，而以五行生克断吉凶，已经完全脱离了《周易》倡导的筮法本义。此种占术易学虽有关系，却又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学研究中就会迷失方向。
当今易学热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易学占筮之术以及由其种只重占术的糊涂观念和那些遍布天下的“半仙”，损坏了易》及易学的严肃性、神圣性。易学研究者一定要辨清科学信，而万万不可为占术所惑，误人歧途。
（5）旁征古今
由于《易经》在中国乃是“大道之源”，其影响几乎波及中国文化的所有层面，因而在研究易学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钻研易》，这样是不能把握《周易》的深宏内涵的，而需要从中国化的广阔视野中去看《周易》，并密切结合古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才可能对《周易》及易学有较深入的理解。
近代易学家杭辛斋可谓在易学研究中旁征古今的宗师，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读易杂识》等，其学术思想主于贯通旧学新知，而蔚为一家之言。
（6）融通中外
《周易》及易学虽然发祥于中国，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但是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周易》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并有一些很有分量的易学成果，如莱布尼茨对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与二进制的关联研究、舒茨基的《周易研究》、卫德明的《变易——周易八论》等。他们以完全不同的学术眼光看待《周易》，以迥然相异的知识背景研究《周易》，取得了一定成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的一些理论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易学也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如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和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Parsons）“哲学的突破”说，有助于我们了解《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的辩证法体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周易》的辩证思维；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FYeud，1856—1939）的无意识学说和泛性论（郭沫若等人即认为《周易》有生殖崇拜思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周易》进行文化发生学考察；德国大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l，1859～1938）关于现象学还原、意向性、本质直观的学说，有助于对《周易》的文化心理现象和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德国哲学大师舍勒（M.Scheler，1874～1928）的哲学人类学，有助于我们对《周易》及易学的人类学意义进行审视；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伽达默尔（H.G.Gadamer）、法国哲学大师利科（P.Ricoeur）等的诠释学（或称解释学、释义学）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易》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观点和文化现象；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的需要层次论，其中关于自我实现需要、高峰体验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涉及理想人格的论述；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R.Redfield）有关区分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分析复杂的易学文化现象；萨姆纳（w.G.Sumner）、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基尔兹（c.Geertz）关于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的论述，卡迪纳（A.Kardiner）关于“基本人格”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易经》在塑造中国文化性格上的作用进行探究……将这些学说与《周易》文化进行参照研究，会为我们开拓新的视野。
（7）端正态度
研究易学这样一门复杂的流行学问，一定要有中正的心理动机，坚定的学术立场，正确的治学态度，而不可随风摇摆，不可失正媚俗，不可故弄玄虚，不可蛊惑人心；一定要清醒冷静，真诚无欺，谨慎从事，而不可自欺欺人，臆断盲从，急功近利。
在现代易学热潮中，有相当多的出版物便是片面追求名利、粗制滥造的劣质产物，歪曲了《周易》的人文精神，败坏了《周易》的名声，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易学研究者干万要引以为戒。
总之，对《周易》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说，要将《周易系统的典籍区分为经、传、学三部分，既要看到三者的联系又要看到三者的区别；要用实证的方法，即从史料中引出论，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既不能夸大史料提供的内容，不能对史料加以任意解释，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臆说说是破译了千古之谜；还要对易学中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笔糊涂账。
六《周易》的现代意义
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
一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小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
在这种历史转折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诚如雅斯贝斯所说：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尽可能从中挖掘出至今仍然闪光的思想意蕴。
在文化发展道路上，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上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天才科学大师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在对中国人杰出的文化创造力惊奇感叹之余，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深刻评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享誉全球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经过步步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我满怀惊喜地看到，这一古老的体系也许是独一无二地在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上堪与西方体系相媲美的，其中有那么多思想竟已找到另一种表现形式，犹如一部由另一位作曲家所创作的同一主题的交响乐。”
那么，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
具体来说，《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仰观俯察、“穷理尽性”③的认识论，“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中国人在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创造出独具异彩的伟大文明。
量子物理学奠基人玻尔（N.H.D.Bohr，1885～1962），在他被封为爵士的时候，选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他的徽章的主体案，以象征他所讲的物理学原理和中西文化的相互融通。
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以后的次演说中不无自豪地指出，他在物理学上的杰出成就，也得益早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对《周易》的研读。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文化高峰论坛上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说引起许多学者的反驳，但平心而论，此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曾在香港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深近代物理学的一些看法，和《周易》太极和阴阳对待的想有相似的地方，因此，玻尔选了太极图作为他的荣誉徽章的主体图案。
现代学者研究表明，《周易》与天体运行节度、万物化生规律、二进制、生物遗传密码、宇宙及物质结构、地质结构、地化学元素周期表等现代科学成果或领域，有着惊人的相关性。这充分表明，《周易》确实内蕴着中华古人的深邃智慧，其特异的符号系统提示着宇宙万物的运行天机。
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我们相信，《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涵的渊博智慧，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指出：“当我们考虑到将来时，肯定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希腊思想应该仍然是科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源泉。东方产生过所有各种思想体系。印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们没有产生纯科学。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将来还会这样。”为了更加美好的将来，我们须要加倍努力。
在人类文明初期，“禽兽多而人民少”，“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类尚处于动物般求生本能的绝对支配下，而他们的主体性水平又极低。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因此，他们必须把自己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才能获得朝不保夕的生活资料。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它必将成为历史。因为人毕竟是人，他不会永远屈从于大自然的无情统治，他能够凭借自己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改变这种窘境。
随着人类的主体性水平不断提高，他们逐渐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再也不必整天为求生而奔波了，他们逐渐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生命力出现了盈余。于是，他们便展开智慧的翅膀，在绚丽多彩的大自然中尽情地翱翔。他们开始惊异地发现大自然是如此的美妙和神奇，你看：光芒万丈的太阳，阴晴圆的月亮，飘逸亮丽的彩云，澄明莹洁的星空，万紫干红的鲜花，神态各异的万物，振聋发聩的雷霆，所向披靡的暴风雨，等等……面对这无限神奇的大自然，他们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思这天地万物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自然现象？大自然为什么显得如此美丽神秘？为什么大自然有时很可爱有时又很可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自然观；再对自然观加以程的学说，、宇宙本体论指关于宇宙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原因和本质根据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