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法国人铁了心要扩大战争，此时只有比对方更加强硬，才可能使事件发生转机。现在既然已经站起来，就没必要再坐下去了。
“我已接到谕旨，明天就回天津，贵使如果要谈，就跟我一起北上，趁便还能到北京和总理衙门的王公重臣们商量，或者到天津来和我再谈。如果不愿意，那么我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经奉旨专办此事，就请法国外交部和曾纪泽去谈吧。”
李鸿章说完扭头要走，脱利古一下子傻了眼，这才发现自己的霸道反而把事情搞坏了。可事已至此他也转不过弯子来，只好硬着头皮说：“我也接到本国来电，必须在上海和中堂谈妥此事，如果中堂北上，我按照本国的命令，是不能到天津去的，将来两国各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好了。”说完，见李鸿章并没回到谈判桌上，还是一副马上要走的样子，只好又找补了一句，“我们两国之间既然愿意好好商量，如果中堂忽然北上，不能了结此事，实在可惜。而且我国已经派我来中国专办越南事务，如果中国派曾纪泽和我国外交部商办，这是不合外交惯例的。”
李鸿章一言不发，仍然一副要走的架势。脱利古无奈，只好最后撂下一句狠话：“总之，我国向越南增兵已有一万五千人，如果尽早议定条约，我还可以电告他们不再增兵，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李鸿章转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脱利古，半晌，冷笑道：“很好。”转身走了。脱利古又从后面追出来，见李鸿章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只好在背后叫道：“现在条约所拟各节，中堂既然说要请示国家，不能立刻决定，我也要等贵国复电后，才能给法国外交部发电……”
不等他说完，李鸿章已经走远了。
3.孤独的老头子
第二天一早，李鸿章果然坐船回天津去了，把张狂跋扈的脱利古扔在了上海。
海风中，这个枯瘦的老人呆坐在甲板上，面色如土，精神不振。
在谈判中，他虽然最终保持了强硬，可大清国的国力、军力，并不是靠这位老人一时的强硬态度就能改变的。虽然他成功挫败了脱利古的气焰，可毕竟，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正在向着中国迎头压来。
黑旗军在纸桥大捷，杀了李维业，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黑旗军这次击败的其实只是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而李维业之死必然给法国人以口实，从本土添兵添舰发动猛攻。面对精锐的侵略军，在越南的部队恐怕没有一支能够抵挡，凡法国人能到之处都可能陷落。而且一旦战事扩大，法军的战舰必然北犯天津、大沽，南进广东、福建，先是围攻台湾，继而四处游动，避实击虚，分我兵力，动摇人心，使大清国顾此失彼，兵连祸结，防不胜防。眼下除了天津、北塘几处防卫还过得去，其他像牛庄、烟台以及北方沿海各处，实在不可能处处设防，而南方的江浙、闽、粤诸省更是漏洞百出，法国兵舰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清军的几支水师全都是船小炮弱，“北洋”的超勇、扬威两舰只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蚊子船才四百四十吨，福建水师战斗力更弱，全是马尾船厂自己造的木壳舰，设计陈旧，船小炮少，最要命的是连一个打过海战的指挥官都没有。和法国人身经百战的精锐海军相比，“北洋”、“南洋”全都不堪一击。陆战，中国人多兵多，如果器械精良，粮饷充足，依托本土，还真能和法国人较量一番。可问题是敌人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清军一时获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海上有台湾，越南那边是广西，都很危险，都输不得。一旦大片国土沦陷，很可能被法国人长期割占，甚至划为殖民地。
现在和法国交战，就像拿国运在赌。要是败了，不但要给法国人割地赔款，列强也会趁机扑向中国，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李鸿章不愿打仗，因为这一仗下的赌注太大了。问题是，战场的主动权不在大清国手里，外交的主动权也不在中方，现在人家分明就是来挑战的，不接着，也不行。
海风里，一位枯瘦老者孤零零地坐着，被冷风吹得两腿麻木，浑身冰冷，却没有一个人肯过来扶他一把。
形势果然像李鸿章估计的那样，在纸桥一战中法军吃了大亏，李维业上校被黑旗军击毙，这反而给了法国人侵略的口实。就在李鸿章和脱利古上海谈判无果之后，法国拒绝了美、英、俄各国的调停，开始向越南境内大举增兵，意图挑起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彻底吞并越南，然后向中国本土发动攻势。
光绪九年（1883）六月，越南国王逝去，因为没有儿子，只好把王位传给侄子，嗣王阮福升继位后，面对法国军队的威逼，仍然想尽办法派使臣来中国向清廷告哀，并请求得到清廷的册封，以使越南仍然保持中国藩属的地位，得到清军的保护。
接到这份请求，李鸿章急忙上奏朝廷立刻从海路派人去越南，册封越南国王，以保持中越两国之间传统的从属关系，借此保证中国在越南驻军的合法性，继续与法军对抗。
七月十二日，法军攻陷越南都城顺化，以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强行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法国人再次调动兵力向河内方向发动试探性攻击，却又一次被黑旗军击败。
眼看在从本土和其他殖民地调集的兵员大举进入越南之前，想在越南北方挫败清军和黑旗军几乎不可能，法国方面又使出了缓兵之计，再次命令驻日本公使脱利古到天津，和李鸿章继续谈判。
一方面，法国人用武力胁迫越南签订条约，强行成为越南的“保护国”；另一方面，中国也抓住机会再一次对越南国王进行册封，仍然保住了作为越南宗主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河内一线，清军、黑旗军和法军连番交战，各有胜负，形成了胶着的局面。越南的形势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被两股强大的力量拉得吱吱作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让一步了。既然中国军队目前控制着越南的北圻地区，那么就应该把脚下占领着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山头都用来作为对抗法军的堡垒。
与脱利古的谈判最终没有结果，战争的阴影已经越来越近。随着法军不断向越南增兵，战局的天平开始缓缓向法国一方倾斜。李鸿章再次同在德国的李凤苞联系，询问是否可以雇请洋人把在德国船厂的三艘铁甲舰送回国来，李凤苞回电说：现在中法开战在即，法国人已经封锁了大海，德国方面也不愿意为了这几艘舰和法国发生冲突，所以眼下雇不到人手了。
十月，得到强援的法军开始向驻守北圻的清军和黑旗军发起进攻，一场真正的恶战就此展开。
十月三十日，越南发生了政变，新立不久的国王阮福升被主战派毒死，改立阮福昊为建福王，否认以前与法国方面签订的《顺化条约》，于是法军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
十一月十七日，法军再次集中兵力进攻越南山西，在精锐的法军和强大的火力面前，驻守此地的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退往兴化。
越南战局的恶化，其实早在李鸿章的意料之中。
然而它却绝不在朝廷中那些清流言官们的意料中。眼看在越南吃了败仗，这些人立刻愤怒起来，纷纷上奏章弹劾李鸿章，就好像前线吃了败仗，全是因为这个老头子一味向洋人“求和”所致。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清流“牛角”张佩纶到了天津。
在这以前张佩纶曾和李鸿章亲如子侄，可是自从上次和张树声闹了一场误会，搞得别别扭扭，再加上张佩纶对李鸿章处理越南事件的方式不能理解，对这个窝囊的老头儿更是心存轻视，故意疏远，两人已经好久没联系了。
此次见面，李鸿章对这个才华横溢、刚直勇敢的晚辈仍然亲爱如昔，笑脸相迎，执手而坐，可张佩纶对李鸿章却已热情不起来了。两人寒暄几句，张佩纶就切入了正题：“中堂，最近朝廷里对你有些非议，听说了吗？”
李鸿章也看出张佩纶气色不对，心里不禁有些疑惑：“我在天津，朝廷里的事不清楚。”
“有人上奏参你了，说李鸿章是朝廷最倚重的大臣，军事、外交尽在一人之手，凡他所求，朝廷无不允准，想不到李某人仅用一个‘和’字来回报朝廷。如果李某人真的忠于国家，这二十多年整军经武，应该卧薪尝胆，誓灭番夷，想不到却替洋人长脸，反过来恫吓朝廷，以掩盖他自己贪生怕死、牟利营私之计，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肝！”
李鸿章又惊又气，可是张佩纶已经声明这是“别人”骂他的话，也不好翻脸，只淡淡地问了一句：“还有吗？”
“还有，有人说你今天买船，明天买炮，这里建炮台，那里筑壁垒，忙活半天，花费国家百万金钱，可每到洋人挑衅，你却只有一个‘和’字应付，要是这样，花那些冤枉钱干什么？不如拿出少少的钱来养活几个马屁精，到时候送过去，专门拍洋人的马屁，又省钱，事儿又办得漂亮。”
几句话说得李鸿章脸色铁青。张佩纶冷眼看着，也不说话。
闷了半天，李鸿章从肺腑之间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忽然鼻子发酸，竟似要落下泪来，赶紧抬手按住前额，好歹遮了过去。低声问：“幼樵，朝廷命你来问何事？”
“皇上让我问你，越南的事如何应付。”
“越南那边又打了败仗……”
张佩纶冷笑道：“是啊，中堂又要议和了。”
李鸿章缓缓地摇了摇头：“幼樵，中外交涉，每办一件事都关系全局。咱们是个弱国，所以在谋划之初绝不能轻易言战，可是挫败之后，却又不能轻易求和。这次黑旗军在越南的山西一带吃了败仗，没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还不懂这个吗？山西一失，法军必攻北宁，依我估计，北宁也未必守得住。可是既然开仗，就不要在意一城一地，要作好长期交战的准备。切不可被敌人的气势吓住，如果命令前线部队仓促撤退，法国人会看出我们胆怯，更加要挟，其他列强也会趁机来找咱们的麻烦。越南的事还没完，黑旗军还在，法国人也心存顾忌，时间长了，他们锋锐渐钝，粮饷不足，就会再回过头来跟咱们议和，那时就好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