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彭德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头一天。傍晚时分，彭德怀拉着许光达沿黄河走了很远。两人从眼前的这份名单，谈到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彼此呼吸急促、感慨万千，不知不觉又到了黄河铁桥跟前。彭德怀触景生情，说：“过去老听人说这桥是外国人援建，这些日子，我才把它的来历搞清楚了。”
“来历？么子来历？”许光达兴趣盎然，“有何佳话没有？”
“佳话很多，都跟我们湖南人相关哩！”
彭总所说的湖南人，是指左宗棠。左当年率湘军平西，任陕甘总督，同时又兼了个“茶马使”的职务。所谓“茶马使”，按现今说法就是工商行管方面的最高长官。
西北少数民族自古养牛养羊，以畜牧业为生，饮食习惯也以肉食为主，因而常年离不开内地出产的茶叶，古诗上也说“不可一日无此君”。所以许多人动脑子，用边地高头大马到内地换取茶叶。这档子生意从唐初开始日渐兴盛，后来发展到不仅仅是民间的简单交易，还是中原地区官方抑制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到了清朝，茶叶销售干脆成了官办。历任陕甘总督按惯例兼任“茶马使”，而且另拨一笔不薄的薪俸。
左宗棠的“茶马使”一兼十年，每年的薪俸照例支取但分文不动。到他进关离开兰州总督府时，这笔存银已积攒下30万两！左公清点之后，一文不取，原原本本交给继任杨昌浚，说，国家对我不薄，我们既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我们服务国家的最低条件。西北建设刚刚开始，需要经费的地方正多，到了缓急不济的时候，可以动用此款。后来，这笔款子就被用来建了兰州的黄河铁桥。有人把左宗棠的这笔存银称为“左氏基金”，而把兰州铁桥称之为“左公桥”。
彭德怀讲完左宗棠的故事，咣当咣当走到桥上，出神地望着滔滔河水，良久，一言不发地往回走。许光达默默跟在身后，心情很不平静。左宗棠的书过去读过一点，只知“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的美谈。在湖南家乡，也常有老人们提起“左公、左公”二字，可彭德怀的这一段，还是头次听到。
于是许光达又想到石油，想到那个名单。他暗暗打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要找留玉门油矿工作的所有同志好好谈一次话，中心就是如何完成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问题。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急于要找一本左宗棠的书来读一读。他对这位百年前的湖南老乡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个愿望在几天后的10月1日、高音喇叭里传来毛泽东那个历史性的声音时，变得更为强烈了！
其时，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正式命令王震率二军和六军进驻新疆，并区分：六军到北疆，二军到南疆。二、六两军立即投入进疆前的准备工作。
王震可忙活开了。二军部队分散在安西、酒泉、张掖1000多里的一条线上，六军部队拉得更长，要迅速归拢，调整部署，搞点短、平、快的政治动员，诸如召开兵团和各军的党委会、起草关于进疆准备工作的指示等，都得一一落实。此外，还须稳定局面，把彭铭鼎那一拨人安顿好。
即便如此，也不能忘记油矿。9月29日这天，王震特地同二军郭、王首长一道前往玉门参观油矿。“王胡子”的精力真是惊人，头天晚上半夜才陪同曾震五赶到酒泉，第二天大清早那个大嗓门又亮开了。情绪好，走到哪里笑到哪里，说：“彭总有指示，在二兵团正式接手之前，油矿出了问题，要拿我的脑壳是问哩！”王震摸着自己的脑门，好像真的有把刀架在脖颈上似的。
从酒泉出发到玉门油矿，过嘉峪关还要走一天，来回320里地。要是没台好点的车，4天时间也打不住。那地方虽说名声很响，可生活上跟酒泉没法比。酒泉毕竟是在关内，离沙漠远得多，空气湿润，城市也像个模样，物质供应啊、文化生活啊，都相对来说要便当得多。然而油矿上有4000多工人，加上职员家属则有上万人，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小社会呢！光是把部队开进去了，把摊子看住了，那算什么？生产情况怎么样、还出不出油，这是中央和彭总都很关心的事。王震不亲自走一趟，心里怎么能踏实？！
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要好。油矿的交接几乎没有影响生产。最紧张的那几天，每天还能出2万多加仑的油。按这个指标，一个月累计可出油60万～70万加仑。这个数据在当时新中国领导者们看来，就值得拍巴掌了！
所以王震这一趟玉门走得浑身带劲。尽管原定计划10月7日就要出发进疆，他自己多少也得准备准备，喘口气，但他就是安不下屁股，从玉门一回来又要去看六军。幸好，这时候彭德怀的电报到了，说部队进疆行动要往后推一推，到10月15日以后才“比较妥当”。
这一点是基于彭德怀与陶峙岳约会时间的考虑。彭、陶相约在酒泉会面是10月10日，彭德怀认为，还是信守那句老话，先礼而后兵，虽然这个“兵”不是剑拔弩张的“兵”，虽然陶峙岳已于9月25日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共领导，而毛泽东、朱德也于9月26日给他们复电表示欢迎，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做在前头，部队进驻似乎只是一个仪式，但第一个印象还应该做得尽善尽美一点为好。彭德怀就是这样，能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就决不做百分之九十九。
毛泽东豪吟左公柳，彭德怀浅说陶峙岳
胜利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之后的“一”。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足足盼望了一个世纪！“北平”一跃而恢复为“北京”，天安门广场那面充满象征与神圣的五星红旗和旭日一道升起。同毛泽东共享这一时刻的不仅有跟他并肩携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还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像李济深、张澜等许多志士仁人。
一切都是理想中的境界。9月30日胜利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手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之，国都、国旗、国徽、纪元一一定夺……一个阶段的革命终于有个大团圆结局了，普天同庆，皆大欢喜是意料中的事。
真正不高兴的恐怕只有蒋介石和他周围有限的几个人。蒋介石担心受不了这个刺激，草草结束他在重庆一个多月的“坐镇”，飞回广州，以和李宗仁、白崇禧讨论“云南问题”来分散注意力。
“云南问题”是个伤脑筋的问题，焦点在省主席卢汉身上，听说此人已暗中倾心于共产党，表现不大对劲，蒋介石火上浇油。他对滇缅边境仍寄予很大希望，对李弥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为经营这块“最后的堡垒”所付出的努力，深感欣慰。这一点蒋介石与胡宗南已达成共识，只要云南有个可靠的土围子，全部设想就会水到渠成。
卢汉的“公案”尚未了断，又一个预想中的消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苏联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立即昭告全世界，承认这个政权！
蒋介石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出：“断交！断交！”他利用那个“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声音，在10月3日便指令广州国民党政府向莫斯科表示了国际间最高规格的不满——断绝外交关系。还不算完，蒋的肚子胀得还像个皮球，索性飞回台湾，揉着肠子挨到10月10日——双十节，这下找着了发泄口，当即在台湾发表“双十通告”，大骂苏联“侵略中国”，表示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
这都是毛泽东意料之中的情节。早在十天前，他专门召见来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时，就把这些后话预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说：“蒋介石信心不足了。月初陶峙岳、赵锡光和包尔汉他们派人到伊犁接洽和谈，我们派邓力群带着电台进驻迪化，他就泄了气。所以新疆问题和西南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呀！”
怪不得那时毛泽东对“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呢！彭德怀心中若有所悟。他再次体会到毛泽东的大气与智慧及其在全局上的深谋远虑。
参加开国大典的彭德怀，看上去年轻了好几岁，脸上、身上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特别是那套质料不错的制服，是量体定做的，穿在身上就像长上去似的服服帖帖，和过去襟摆硬邦邦的老布棉袄相比，感觉大不一样。他知道毛泽东这几天忙，召见自己无非是对下步进军新疆再做点具体指示，因此就一步到位，把部队准备工作拣重要的拎出几条来汇报汇报。
首先是与曾震五的谈判。毛泽东五天前有电报告知，说曾去兰州谈判是试探性的，要求彭努力做工作，争取曾站到我们方面。现在，这个“工作”做得颇有成效，曾已心情舒畅地回到河西和王震在一起，在那里稳定玉门油矿了。曾震五曾要求今冬不要进军新疆，说那里比关内冷得多，冷的时间又长，气温经常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如防寒搞得不好，冻掉耳朵和鼻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拉屎都得用棒子敲，说过去国民党往新疆去的新兵，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皮，皮帽、皮衣、皮毡统……总之，“今冬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春风不度玉门关嘛！”对此，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不要驳他”，实际上，着手一五一十地准备起来，“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
这项准备毛泽东曾连电叮嘱，物资方面集中在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还有现洋和钞票等。彭德怀最初申报的汽车是4000辆，最后落实下来的只有400辆，毛泽东为此很是过意不去，声称正在交涉30～50架运输机。这件事的落实，对彭德怀至关重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毛泽东在电报上说：“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亲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毛泽东的目标是要“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较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
这个目标正在令人愉快的进行曲中成为现实。张治中已决定，与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同时，他到兰州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这一机构是在过去贺龙领导下的那个西北军区基础上成立的，毛泽东特意征求了贺老总的意见，指定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和张治中为副主任。
彭德怀说：“请主席对军政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指示指示，进疆以后好执行嘛。”
毛泽东径自踱步，许久没有言语。彭德怀就抱着手，耐心地等待。丰泽园的月夜，静谧之中包含着湖光灯影。远处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一支几乎全中国都耳熟能详的曲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这是哪一个说的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从容答道：“左宗棠。”
“对哟，正是我们湖南的那个左文襄公说的！”毛泽东满面荡漾着睿智的笑容，“自古以来，西域久被认为蛮荒之地，明朝以前都把它看作负担哩。所谓‘城郭诸国’，是说天山南北一盘散沙哟！张骞出使，功不可没；两汉班超父子西域都护当得声名大振。可是，到了曹魏和西晋，就有点烫手啰，连唐代的魏征和狄仁杰也口口声声要放弃西域，明太祖朱洪武叫冯胜去修筑长城，居然把玉门关也划在城垣之外。直到清朝，情况才大为改观……左公志在西北，战鼓响到哪里，公路就修到哪里，榆柳也就植到哪里，从潼关到嘉峪关，三千七百里呀，绿柳成荫，朔风不寒。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毛泽东略事停顿，吟哦起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诗情诗境，让毛泽东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连赞：“好诗，好诗啊！”并告诉彭德怀，这是左宗棠的继任杨昌浚在光绪五年应左公之约西行，见到道路两旁的一排排榆柳，即景生情写下来的，是“至情之作”。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他对溜在嘴边的这些诗句似乎兴趣不是很大，说：“当务之急，一个冬春的粮食何时能运到？别的可以少一点，这个少不得，部队长途跋涉，食量大……”
这样的应对，让毛泽东多少有点失望。但问题又在情理之中，他也只好点头。接着，毛泽东大谈左宗棠屯田，对左氏“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和“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从何出乎”这些高论大加赞赏，说：“能有此言，绝非等闲之辈！”
左宗棠当年进疆屯田垦荒19000多亩，获粮数千石，解决了部队四五个月的军粮供给，彭德怀也有所知。对于解放军进疆之后的拓荒屯田工作，他在来京之前与王震、许光达等几人多有商谈。只是那些预设性的话题，彭德怀不想拿到中南海来说。
但是，毛泽东站在他的角度，不能不把问题点透。他说：“左宗棠那个军屯民屯，是我们的拿手戏嘛。边区那时候搞军民大生产，有光荣传统，有宝贵经验。左宗棠叫个什么‘嵩武军’，我们搞他一个兵团；他搞‘舆榇出塞’‘以边荒艰巨为己任’，我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英雄所见略同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笑起来。
“我们今天比左宗棠的问题多，还有个对国民党军队改编和改造的问题，陶峙岳的部队号称十万，实际也有七八万人。这些人往哪里去，遣散费就得拖一大卡车！”彭德怀说。
毛泽东在烟缸里按灭烟头，思之再三，说：“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弄不好就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