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快马赶往卓资山以东那个叫作隆盛庄的小村时，傅作义在绥包两城的防务，基本部署就绪。首当其冲当然是归绥。此地早先也不过是个鸡毛小镇，后来成为绥远省府所在地，才渐渐羽翼丰满，在旧城基础上发展出一片新城。还是傅作义初当省主席时，就在他“移民安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的指导思想下，开始深沟高墙，构筑新、旧城防御工事。
及至抗战后期，这些功夫已做到极致。退守归绥之前，所有城防工事都精细加固一遍，工事前沿均有两米多深的外壕。壕沟一侧，铁丝网严丝合缝，三列桩的、蛇腹形的，还有一些前后叠在一块儿的三角套三角，重点地段鹿砦及其他因地制宜障碍物更不用说了。有的地方还特别装了电网，明碉暗堡星罗棋布，那些地方性绥蒙伪军及杂牌师团，就分布在这些沟沟坎坎的工事间。后城居高临下，当然是傅作义的中央军。仗打起来，守在工事里的敌兵，前沟后坎，个个屁股顶着黑洞洞的枪口，想贪生怕死万万办不到。
难对付的是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敌骑兵。聂荣臻一见贺龙就深恶痛绝地说：“敌骑兵叫人头痛啊，非敲掉他不可！”他说的骑兵主要指德王和李守信的三个骑兵师。这些家伙凭借四条腿快速机动的优势，担负着绥、包两城外围流动作战任务。他们地形十分熟悉，转个场换个点什么的，动作极快，许多情况下，不等还手就把对方队伍冲垮了。
贺龙看到连日来部队各路人马陆续赶到绥包地区，一直都在外围跟敌人骑兵转悠，像捉迷藏似的折腾好几天，也没接近真正的城防，心里很不是滋味。“不对劲嘛！”他对聂荣臻嚷嚷，“跟傅作义交手，不把这些骑马的冤家解决了怎么能行？我看，吃一口是一口，务求全歼，不能赶跑了事！”聂、贺英雄所见略同，头次碰面一拍即合。
贺龙认为被赶跑的敌骑兵，很可能成为将来攻城时“屁股后面着火”的祸根。这是颇有见地的。就当时绥、包地区国共双方总兵力而言，傅作义满可以财大气粗。他除指挥自己的嫡系部队四个师之外，另有绥蒙伪军三个骑兵师和一个防空师，相当于一个团兵力的伪警察大队五个。此外，杂牌军像什么海福龙、二得子、龙震子、邢守忠、乌青云之类地方性队伍，亦有五个师之多。隶属不同但可临时指挥的部队，就更多了，邹长青、鄂友三、石玉山、王有功、乔汉楚、赵大义等七七八八相加，共六个师兵力，少说也有8万人。如果把毗邻的阎锡山与宁、青二马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考虑进去，其兵力就不是个可以预测的数字了。
这注定是场恶战。冰封大地，寒风刺骨，聂、贺部队的战士们身上没件像样的棉衣。更重要的是，部队凭着抗战老区拉出来的那几杆枪，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爆米花似的扩充了一大批解放战士，还没好好沉下来整训，接着又投入战场。
聂荣臻说：“硬着头皮干吧，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来攻城。同时，分出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的退路，把归绥守敌相对孤立起来。这样，多少能动摇动摇他们，有利于攻城。”
贺龙当时睁眼闭眼是重庆谈判、毛主席的安全，心头正燃烧着一把火。对眼前开打的这场战役，没有不从之理。
归绥、包头久攻不克，贺总、聂总各执一词
两位老总坐在马上，一路聊一路从隆盛庄去往刚拿下的卓资山。路边断续的黑烟和打扫战场的零星部队，映衬着他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既然序幕已经拉开，未来将上演什么、如何出演似乎不太重要了。两位老总都是强有力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钻进卓资山旁边那户农舍，围到地图跟前，一个捧起雕木烟斗，一个抓着行军水壶，辣烟烈酒，就这样开始布兵。
归绥依然是首当其冲的攻克重点。这是卧在荒丘上的一只穿山甲，新、旧两城，新城小巧集中，具备完整的城墙依托；旧城面积虽大，却有城北山势可据。更何况纵横交错的工事，已使全城处处都能凭坚固守。这便足以拒敌于山门外了，然而傅作义还要玩弄他的战术招法，总是以攻为守，时不时拨动一部地方武装，向聂、贺攻城部队出击一下，搞得攻城部队常常进退失据，很是被动。
但中央军委的判断却颇为乐观。除对攻城部队技术条件有点不太硬气的看法之外，在兵力和士气两方面都绝对自信。因此，军委主张用刚缴获来的野炮、重炮和山炮与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这一“迅取归绥”的战术方针，多少带来一种胜算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有多大，天知道。所以，军委还给出另外一条方针，那就是“缓取归绥”。先顺应傅作义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企图，把主力隐蔽起来，用一部兵力做出逼真的佯攻姿态，一旦守敌出击，就叫他出而难返，如此吃一口少一口，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其次是围坚攻弱，用少部兵力有弹性地围困归绥，先不动它，先让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把这几个次要的小城市攻下来之后，再回头收拾归绥。如果“迅取”不成，“缓取”也不成，那就只好掏传统法宝，“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
可以想象，聂、贺在节骨眼上收到这样一份电报时，会是什么心境。所谓“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及诸如兵员素质、大兵团作战经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时都摆不上桌面，初步侦察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两老总就拍板敲定：立即攻城。
谈何容易！枪炮一响，对方坚固的城防体系当场显示威力，那些看似平淡的独立屋、水塔、小山包，顿时全都喷出火舌，明碉暗堡在新城旧城周围组成了一张张密密层层的火网，攻城部队的轻重武器在最初10分钟内发挥到极限，可效果几近于零，光听到子弹嗖嗖响，却伤不着人，而那些分量不足的炮弹落到哪里也只能见着一团烟火罢了，敌方高高低低的火网依旧红信乱飞。这时，包头方向王尚荣火急报告：独一旅两个团向禹王庙和包头火车站进攻受阻，战斗异常激烈，我方伤亡很大，兵力明显不足，咬着劲与敌方形成相持局面！
“要聂总！”贺龙操起电话，“我看这两块骨头不好啃啊，是不是调整一下部署？”
聂荣臻此刻也急得满头流汗：“你等着，我马上过你那边去，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么拖下去不行，部队牺牲太大！”撂下电话，聂荣臻打马上路，从他的指挥部陶卜齐绕到归绥城西贺龙的指挥部，只用了十来分钟时间。贺龙站在门前，老远看到聂荣臻，没等他下马，大嗓门就亮开了：“我们改变一下突击方向，先啃一啃包头嘛，你看如何？”这正是聂总路上想定的方案。
两位老总都小瞧了包头！这座十来万人口的小城，虽然不比归绥显赫，但历来是黄河河套的重要门户。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在城防方面下了大笔本钱，仅城外东北角禹王庙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就可以火力控制全城东、北两大方向，而且地下还有两米多深的堑壕，直接通往城里，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加之这里地势较高，只要有挺机关枪架在上面，居高临下，任凭对方多少兵力冲过来，也能从容不迫地挨个“点名”，弹不虚发。
“王尚荣手上不足3000人呢！”贺龙着急的就是这一点。他打马来到三五八旅，对黄新廷旅长说：“你跟秋里准备一下，给部队鼓把劲儿，今晚急行军，150公里，发扬发扬传统，连续作战，上去就干！”贺龙对三五八旅寄予厚望。
三天前，聂、贺已商定，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野战军主力和晋察冀的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并第四旅的六团西进，紧急增援包头。两老总把战局摊开一分析，很快达成共识，都感到在兵力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敌人对峙时间长了，消耗过大，弹药、粮食的供应会更困难。如果短期内没有大量兵力增加，分兵两处，又打归绥又打包头是难以做到的。
实际情况是：要么集中兵力打包头，要么集中兵力打归绥，要么两个都不打，主力东调回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地区。最后，他们把种种想法连汤带水全部交给了中央军委。
军委回电很及时，选择了第一个“要么”：主力西进，先取包头。并特别强调要集中力量，让贺龙和李井泉率晋察冀部队主力和整个儿晋绥野战军一同西进，而归绥这边留下的确实是“部分兵力”，任务是作弹性围困，封锁、袭扰敌人。
这个方案等于把原由东而西的作战顺序变成由西而东。把有限兵力的重心先压到弱敌头上，比较而言，兵力优势就更容易体现一些。等到弱敌一破，部队也壮了一大截，那时再来同强敌交手，当然更有获胜的把握。虽说透风的漏洞很多，但就当时聂、贺手中那么丁点儿本钱的现实情况来说，中央军委的方案不失为上上良策。悟性极好的贺老总一见军委电报，心里就明白了。他在马上对李井泉说：“井泉，这块硬骨头啃也得啃，不啃也得啃，军委晓得我们的难处，军委也有军委的难处啊！”
可是，聂荣臻皱起了眉头：“这基本上是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我认为不妥，显然不妥！”聂荣臻那股喜欢较真的脾气上来了。他始终把归绥守敌摆在首要位置，要求部队看得很紧。这里有好几万强敌啊，是傅作义心中的重中之重！聂荣臻越想越觉得西取包头和五临的方案“不妥”，便独自把意见电告了中央军委。他希望按原部署再打几仗看看，如情况不佳，就应考虑结束绥远战役。
“结束绥远战役？”贺龙坚决不干，“全国局势这么紧张，毛主席才回延安，周副主席还在重庆谈着判，我们打个不上不下，怎么向中央交代嘛！”
这已经是11月19日了，正是毛泽东和老蒋重庆谈判之后，周恩来处理善后、具体落实《双十协定》的关键时刻，时不我待，贺龙接连打马跑了几个部队，浑身冒着汗，敞开衣怀还嫌屋里热，便跑到露天底下大口大口抽烟。
李井泉跟出来，在贺龙身边小声劝道：“聂司令员也有他的道理，问题是我们的兵力太单薄了，摊得太开怕是有点儿风险。”
贺龙瓮声瓮气：“风险是有，没得风险还要我们做啥子？现在，最要紧的是给中央打开局面，这一仗非同小可呀，要是患得患失……”一阵冷风袭来，打断贺龙的话。他打个激灵，咳嗽了几声，接着说：“我就不信，包头拿不下来！我就不信五原、临河也拿不下来！”
李井泉听出贺龙说话时鼻子有点儿塞，便拽了一下老总敞开的衣襟。他真担心贺龙急坏身体。想了想，他又半是参谋半是劝慰地说：“老总，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向军委发个报，把意思汇报汇报呢？大家谁讲了也不算，让军委定。”
贺龙琢磨了一下，觉得这话有道理，各抒己见，军事民主嘛。
半小时后，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委李井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16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
聂、贺各执一词，把一个半拉“僵局”摆到中央军委面前。轰轰烈烈的绥远战役弄成这么一个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始料未及。
孤注一掷何酋泼水造冰，联合指挥双雄浴血破城
大部队距包头还有几十公里，贺龙病倒了。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浑身烧得烫手，一口热水也喝不上。开始他还坚持骑马，想顶过去，后来头重脚轻，身体把持不住，马没法骑，只好躺到担架上让四个战士轮班抬着走。“娘的，真病得不是时候！”贺龙恨恨地捶脑袋，克制着不许自己合眼。
这时，作战参谋跑步过来，看贺龙这样，为难地望着李井泉。没等李开口，贺龙吃力地问：“敌情有啥子变化没有？”
参谋只好打开电报夹，边跟着担架走，边向贺龙念部队发来的电报。其时，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第四旅的六团，已陆续在包头附近进入预定作战地域。归绥守敌看机会来了，立刻组织步骑兵反冲出城。国民党新编骑兵第四师会同骑兵挺进第四纵队一口气攻到二十四顷以南，驻守宁夏的国民党骑兵第十师也遥相呼应，经五原、临河东进，热火朝天，赶来增援包头。
贺龙听着作战参谋念电报，渐渐气喘吁吁，禁不住又咳嗽起来。警卫员从怀里取出行军水壶递上去，贺龙喝了几口温吞水，好不容易止住咳嗽，才大声问：“黄新廷和王尚荣他们打得怎样？”作战参谋低着头，说：“情况可能不太好。”贺龙吼道：“啥子可能不可能的，你把张经武给我找来……”
刚喊一嗓子，贺龙又不住地咳嗽。李井泉连忙劝住，说：“老总，情况我都知道，正准备给你汇报呢，你看……”作战参谋趁这个机会，撒腿就往电台那边跑。
其实三五八旅早在聂、贺争执不下、军委复电之前，就一阵风似的赶到包头了。贺龙下令黄新廷和王尚荣两位旅长在城北黄家洼开设联合指挥所，把两股劲拧到一股，统一指挥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