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给贺龙的任务是：集中晋绥主力，占领太原，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这样，山西和绥蒙的局面便可有效控制。当时情况相当严峻，傅作义和阎锡山都接到蒋介石暗下的命令，一个劲地调动兵力哄抢大城市，企图先下手为强。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拉住贺龙的手，一遍一遍地叮嘱：“贺老总啊，这是历史转折关头，慢一步全盘皆输，你必须尽快行动，争取时间就是主动，就是胜利。”贺龙镇定自若，严肃地点着头：“蒋介石要摘桃子，没有那么便宜！”
对于时间和胜利的关系，贺龙心中当然明镜似的。整个编制调整期间，部队的攻击行动几乎没有中断。新的编制序列一下达，他连家都没有顾上回，一大早就同由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和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等人组成的指挥班子，打马出发了。一路上，贺龙都在想如何夺取太原、控制归绥，一份详细作战计划已烂熟于心。可第二天他突然接到报告，说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好不容易攻进归绥城，已把日伪军包围在大十字街的伪蒙军总部，谁知就在准备瓮中捉鳖时，傅作义冷不丁在背后捅了一刀。这位堂堂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竟奉蒋介石之命，下令第三十五军暂三十一师一部及所谓挺进纵队三千余兵马，悄无声息地从八路军侧背杀过来。日伪军高兴坏了，立刻趁机反击。顿时，晋绥和绥蒙军区部队腹背受敌，只好一肚子遗憾地撤了出来。
“这还了得！”贺龙听到报告气得在马背上直跳脚。这天晚上，从没虎过脸的他把脸拉下来了，饭也吃不下，通宵不能入睡，一锅一锅猛吸烟，吞云吐雾问大家：“怎么搞的？叫傅作义来这一家伙，太原、归绥我们都进不去了。明摆着嘛，敌强我弱……得想个法子，横竖跟老蒋干一下子。”
这个“一下子”让贺龙苦苦思索了好几天。8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电报指示。贺龙当即决定：分南北两条战线，向敌发起凌厉的攻势。北线一面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一面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聂荣臻的晋察冀部队攻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继续东进；南线集中全力狠揍胆敢进犯的阎锡山，把汾阳、文水、交城、孝义诸城一一拿到手。到毛泽东登机飞往重庆的第二天，贺龙手中的红色箭头就已在归绥附近的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左云、右玉、凉城、清水河等县遍地开花，一大批小城解放了，对平绥铁路产生了相当的控制力，同时也威逼归绥。但这并不能减轻贺龙的心理负荷。当晚，他忧心忡忡地给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发去一份专电：“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请告之。”
贺龙也知道毛泽东一向不信任蒋介石，即便是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也还是满口认定蒋介石的所谓“和谈”纯属骗人的鬼话，指出蒋终究是想消灭共产党，只是眼下条件不够成熟。方方面面都需要和平，苏、美呼声很高，老百姓呼声很高，共产党呼声更高。而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军事上，兵力分散，摊子还没摆好，这才有“和谈”一说。毛泽东声称他是去重庆揭穿阴谋的，并且让周恩来先去侦察一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现在，连这一步都省掉了，毛、周同机出发，实在让贺龙提心吊胆。记得当时汇报晋绥部队南北线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就对这一行动寄予厚望，说：“你打得漂亮，我就放心大胆了。”如今晋察冀边区的北线战绩小有辉煌，作为指挥员自然不满足，他强烈期望着深入山西腹地的南线部队出现奇迹。然而，这毕竟是紧靠太原的地方，阎锡山的势力盘根错节，每攻一城无异于虎口拔牙，实际情况的进展不太理想。汾阳没能得手已让贺龙焦虑不安，转攻文水县城又出现一连串意外。
正当此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给贺龙的复电到了。他们告诉贺龙：“毛泽东赴渝谈判十分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两次必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的心被这无声的雷电击穿了。他抓着电报在头顶上直摇：“我们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不用说，攻占文水就是这“几个胜仗”的第一个。
南征湘粤风云突变，夜攻文水风雨无阻
指挥部设在晋西北一座最普通的茅屋里，贺龙的烟斗仍吸得像往常那样吱吱作响。满屋的烟雾中，他那略显红肿的双眼火焰般地跳动着，地图离得很远，但却不妨碍他准确无误地报出文水县城周围大大小小的地形地物。一份体现“首长决心”的战术简图已由作战参谋标示完毕，贺龙的脸上又漾起纯真的笑意。“小城外围是平原，望不着边，土地肥得流油呀。人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嘛……”贺龙从嘴里取出烟斗，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按照他的总体部署，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和第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已下令部队围定文水县城，并按既定作战方案，准备攻其三面，另一面围而不攻，以收“赶鱼入网，聚而歼之”之效。
文水县城距太原80公里，锁钥太汾公路，是太原西南郊重镇。取得文水进而扩大战果，再把周围几个县城拿下，对于太原的威胁不言而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腾出兵力沿铁路线乘胜南下，接应另一支目前还远在江西九岭山地区与敌血战的孤军，这就是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出征将近一年的南下支队。
王震南下支队浴血奋战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起步的，那是日军实施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大败国民党军的1944年，从4月汤恩伯撒手河南开始，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国民党军便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南抗日力量急需加强。毛泽东一眼瞅准这个机会，果断决策开辟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岭的五岭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南下。他们以4000人马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此外，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900多名干部也编成两个大队，随同南下，如一切遂愿，他们将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从而在将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中大显身手。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预测凶险前景的艰难征程。早在决策之初，毛泽东就透辟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番话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于王震的信任与理解。他知道不论第一种可能的“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还是第二种可能会出现的“残酷”与“牺牲”，王震都会应付得了，而不会有大的差错。
王震威猛兼有谋略，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素质，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西北战场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即便如此，在南下支队出发之后，贺龙心里也还是一直悬着个葫芦。王震毕竟与他一起征战已久，彼此手足情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格外的思念，连贺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送别那天，他走到王震面前狠狠捶了一拳，说：“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壳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依旧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王震也呵呵地笑，就像过去无数次经历过的那种分别。
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还不仅仅是这些。南下支队四、五、六共三个干部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新四军五师和开辟湘鄂赣新区的骨干力量。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由能征善战的六军团老将郭鹏当队长，廖明任主任；而五大队则是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队长、政委便是贺龙手下久经考验的爱将贺炳炎和廖汉生。队上三十多名“老二军团”，团一级干部就有十好几个，个个都是贺龙亲自画的钩。
十年生死别，重回湘鄂西。临行之际，廖汉生兜里揣个小本子找到贺龙：“过去一直在你身边呵着护着，错了有人批评，骂也可以，这下子分别了，头一回独当一面，又是去洪湖老苏区，你给指示指示吧。”贺龙摆摆手说：“个人没啥指示，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他要廖汉生去看看陈云，说陈云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陈云当过多年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有理论有实践，有政治有经济，经验的确很丰富。见廖汉生上门请教，又那么虚心，陈云受了感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提出一个新观点，叫作“毛主席的精神”，核心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廖汉生记了满满一本子。
最后，他又去看关向应。这次是拉着贺炳炎一同去的。关向应肺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微弱。他就用那种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回忆起洪湖时期极“左”路线的灾难，重点强调革命内部团结。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时也反复指出来过，而且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山头主义”，说：“你们到了新地方要非常谨慎，学了马列主义做出工作才算有成绩……要尊重人家，不要因为是延安去的就乱批评，要多谈心。”毛泽东还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
王震对毛主席指示的归纳是，要把两种精神结合一体。这成为他后来多年修身养性的标准。王震身上刚柔相济的品格是很鲜明的。对此，毛泽东和贺龙都有很好的评价。廖汉生与贺炳炎则不然，脾气不好，所以关向应一再叮嘱“团结”二字。一针见血地点准毛病是最见感情的。关向应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一手抓着贺炳炎，一手抓着廖汉生，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了，像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各自飞去了……”说着，大颗大颗地落下泪来。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关都是我们的旗帜！”
告别延安之后，三五九旅虽然在一二零师的作战日志上安静下来，但在贺龙的心头，每天总有一条至数条消息，否则，他就不会上炕睡觉。他是用心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南下的，仿佛看着这队人马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看着他们在晋东南分区的沁水县短暂休整作渡河准备，看着他们为了渡河丢下辎重和骡马……
那是12月底的天气，南下支队按计划来到垣曲渡口，没想到上天入地只找到一只小船，五千多人马呀，没办法，王震只好不顾许多大队领导的心疼，下令减装。谁知天遂人愿，就在那几天气温骤降，垣曲渡口不远处的一段河湾居然结了冰，所有人马辎重照走不误。老百姓稀奇极了，说黄河结冰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这个天下，共产党八路军得定了！
南下支队用两个月时间在敌后冰天雪地赶了2000公里路程，到1945年1月27日才抵达鄂豫边区二分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两家一见面都欢喜坏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五师暨鄂豫边区的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还联名发出“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气氛搞得非常热烈。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五、六干部大队留下来了，有的补进五师队伍，大部分由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直奔洪湖。
三五九旅大部队还得走，王震和王首道把一、二、三、四大队整了整，又打起精神继续南下。2月23日，他们与五师的张体学部队一同在黄冈以东分批强渡长江，千难万险地冲到了江南。三天后，又打破国民党两个军、五个挺进纵队的围堵，在大冶南面的大田，奋勇追杀日军大畈部队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干掉鬼子100多人，算是旗开得胜。尽管这样，国民党也不放过。他们只得策略性地把番号改了，不再叫“南下支队”，而入乡随俗地称作“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据说，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出的主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