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典
乃摒弃本业，而驰鹜古典。
——张居正
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常常被误会为读过许多书，其实我最多不过只能算翻过许多书罢了。我的读书习惯是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偶尔被某句话或某件事吸引住，就把目光停住看一会儿。就连鲁迅所说凡是要冒充读书读得多者必读的《四库全书提要》，我也只是翻翻而已。交谈、作文时想起了曾经在某本书上读过的某句话、某件事，说出来，也就往往让听者、读者误以为我读过那本书，而其实我对那本书的所有知识可能也就是那句话、那件事。虽说从小就被教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却也几乎不做读书笔记，需要照抄原文的时候，再凭记忆去翻查，也往往能查到，而翻查的过程也相当于又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了。
以我这样的读书法，身边也就需要堆放一堆书供随时翻查，等到床上地下越堆越多的时候，既然没有女秘书来给我整理，也就只能亲自动手收拾，收拾时又顺带把这些书翻翻。近日收拾时，翻出了杜小真译的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翻开扉页，看到写着“我的经典”四字，已忘了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了。于是又翻到最后，见写着“1988.4.3阅毕。1989.2.17重阅毕”。能让我从头读到尾，而且边读边画线的书很少，一年之内重读两遍的书更是屈指可数。出国时，因为担心行李超重，本打算一本书也不带，后来还是忍不住塞了几本小册子，其中就有这一本。当时大概是计划到了美国后再重读一遍的，然而竟没有。初到美国时在一家旧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把它买回来，也只是翻了一下，并未再细读。我与这本书的缘分，也就结束于1989年2月17日。
但在我的大学本科时代，与我最有缘分的书也就是这一本了。在我上大学之前，早已把整个人生设计完毕，思想也已成熟，所以，那时候读书，已不是要找引路的导师，而是在找知心的朋友。而使我对这个朋友一见如故的，却是它的开头所引的古希腊诗人平达的两句诗：
哦，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
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
而全书所论证、抒情的，也都不出这两句。我早知道人生道路的结局只有一个——鲁迅说是“坟”，而其实有时候是连“坟”也未必有的，而通往这个结局的道路却可以有无数条。要让宿命的人生变得有趣，就尽可能地多走几条路；要让荒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就不妨细细地体味每一过程的悲欢痛快，结局如何也就无关紧要了。唐璜穷尽女人，演员穷尽角色，征服者穷尽土地，创作者穷尽艺术，而一无所有的我们，至少可以以心灵穷尽世界，永不停息。当我无师自通地想明白了这一切，突然看到有人在哲学上对此做洋洋洒洒的论证，让我从此在旅途上可以把胸膛挺得更高，那种亲切，如遇故人。而加缪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也不过29岁。
而我书中的爱人，则是我在高二那一年读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初中的时候，阅读的范围限于中国的经典。上了高中，突然觉得应该放眼世界了。大部头的世界名著，除了卡夫卡、博尔赫斯、加缪、萨特、马尔科斯这些较现代的作家的作品是在大学时才开始涉猎；经典的部分，像雨果、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的作品，却都是在高中时候读完的，以后也未再读。尤其是高三那年，由于要准备高考，上课基本上只是复习，没有多少新内容可学，闲得很，也就成了我读闲书最多的一年，而其实也是我看电影最多的一年，独自去看电影的习惯也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然而所有的这些名著、名片，却没有哪一部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给我的心灵如此深沉的激动。那是我在书的世界所发生的刻骨铭心的初恋，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爱情。在那个假期我日日与她为伴，共享了所有的喜怒哀乐，除此之外，似乎在整个假期里未再做别的什么事了。如果能翻翻那时候的日记，一定很有意思，可惜都留在了国内。当时的记录其实并不重要。一个16岁的少年从此带着“以不断的创造征服不断的磨难”的信念，无悔地越过成年的门槛，去追求不息地扩张、更新的生命，这就够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也不必再去读这部书。
有时想想也觉得奇怪，与我最为有缘的两部外国作品，都是法国人写的，而我偏偏不懂法文，也不知会因此未能尝到多少的原汁原味，想来总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对英语作品，却从未能让我有那样深厚的感情，虽然反反复复读过不少达尔文、罗素的著作，对他们，却只有对智者的敬畏。对于智者，无法作为朋友、爱人，而只能作为老师了。但是，我书中的先生，在初一那年从家庭藏书中翻出了一套年龄比我还大好几岁的《鲁迅选集》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从那时候起，我的案头就总会有一两册的鲁迅全集分册或作品集的单行本放着，不时地翻翻，对我而言几乎就等于是休息。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也是几本鲁迅作品集。与《西西弗的神话》、《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过是一时因缘，而与《鲁迅全集》的缘分则恐怕是要持续一生了。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是那个老问题了：如果你被流放到一个孤岛，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其实，在孤岛上，有蓝天碧海为伴，即使无书可读，也不要紧的。这个问题，不妨改成：如果你被判单独监禁，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将带哪一本？在大学校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是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这一本书，必须可以景仰，可以钩沉；可以索隐，可以发挥；可以默诵，可以吟咏。每一个字都可以发现一个故事，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写作一篇文章。既有无限丰富的内容，又有无比精深的内涵。既平易近人如知心的好友，百读常新如永远的爱人，又超凡入圣如旷世的良师。我的回答不假思索。我将带着一册《杜工部集》欣然赴命，让这道“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光彩”（闻一多语）照亮漫漫长夜。也许我很幸运地永远不必真正去面对这个选择，但总有一天，我终将退隐到家乡的岛上，自我画地为牢，让一千四百首诗包围我。不在千家注杜中再加入一家，那个在孩提时代从一副对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所发现的美丽新世界在我的眼中就不会圆满。当我看够了世界，当我厌倦了流浪，回归也就是无可改变的结局。我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杜甫《卜居》）
1999年3月21日
我的“偶像”
我早已过了崇拜偶像的年纪了。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没有当过追星族，但对我的成长影响特别大，以之为楷模，类似于美国人所说的“my hero”的人物，当然是有的。我在文章中从不掩饰我对鲁迅的推崇，某些作风、经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例如疾恶如仇的性格、不留情面的文风、组织鲁迅著作电子化工程、建立第一个鲁迅网页乃至最终由学科学出身变成自由撰稿人，都能让支持我的人赞我有鲁迅遗风，让反对我的人骂我是鲁迅遗孽。现在鲁迅已不像十几、二十年前那么神圣，且大有被人打倒再踏上几脚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被人说像鲁迅未必都是恭维，有时倒是嘲笑乃至鄙夷了。但是如果说我是在有意学鲁迅，却也不是，无非是因为自小喜读鲁迅文章，以后也不曾远离过。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书馆，借回来的是几本鲁迅作品集，到现在身边也少不了一张鲁迅文集的光盘，如此熏陶之下，难免潜移默化受其影响。我几年前写的《我的经典》一文中，对此已总结得很好：“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在此只简单说说我的一些新感受。鲁迅文章的矛头所指，向来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所谓国民劣根性，他本人也如此认为，但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之后所获得的感想却是，鲁迅所深刻揭露的，其实是一些人性的普遍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特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读了《阿Q正传》之后曾说过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阿Q，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样的解读下，使鲁迅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我从前更喜欢鲁迅早期那些批判中国历史和国民劣根性的杂文，现在却更喜欢他晚期那些抨击现实中具体的人和事，却又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时评”了。因为据我的体会，发一些高论做所谓“宏大叙述”要比做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揭露容易得多，有的人可以把全体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却决不敢去具体得罪某个人。现在捧胡适、骂鲁迅已成时髦，对那些没有读过几篇鲁迅文章就敢对鲁迅说三道四的人，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愤怒，有点“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了，但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自己的“青年导师”，我仍然喜欢狠狠剥下其画皮。对这些人，我有一句话相赠：“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我的性格早已成熟，文风也已定型，所以在为人处世、作文写诗方面，鲁迅已不可能对我产生新的影响。不过从鲁迅那里，我仍然能够吸取力量。几年来由于打击伪科学、揭露学术腐败，我天天都遭受攻击、谩骂，有时便如此自嘲：伟大如鲁迅者尚且难免生前死后都饱受诬蔑，何况我等凡人？既然被人当成是鲁迅遗孽，那么如此享受鲁迅待遇也算是“罪有应得”，何须多虑？用鲁迅年轻时候的话说，是：“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经常有人问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的揭露又收效甚微，感不感到绝望呢？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想想鲁迅已如此深刻地看透了中国社会，却又在绝望中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么我不抱希望的战斗却又轻松得多了。
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鲁迅的文章。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2001年第四次去拜谒时，诌了一首诗，就拿来作为结尾吧：
魔怪千年吞赤子，
先生至死舞青锋。
遗言一个无饶恕，
扼腕坟前誓叩钟！
2004年10月22日
文学大师的断想
1999年是老舍诞辰一百周年，国内的文坛免不了轰轰烈烈地纪念。老舍是被称为语言大师的，而其实他不过是像一台录音机，忠实地记录北京口语。他的叙述、议论文字，并无鲜明的个性。文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的，即使是断节残片让人一读之下就知非他莫属的，因而真正称得上语言大师的，近世以来，鲁迅、张爱玲、钱钟书三人而已。
现代白话文以北方口语为母语，这三位大师却都是南方人。人人都讲着相同的口语，写作如果受口语影响太深，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所以，如果书面语与自己所用的口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未必是坏事。
我曾经在异国他乡，在一个阴暗的房间，在朋友的床上，随手抽出一本张爱玲文集阅读，越读越感到彻骨的阴冷。有人说鲁迅的文字刻薄，而其实先生用刀笔冷峻地刻画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无限的救世热情，读之只让人觉得沉重而奋发。也有人说钱钟书的文字刻薄，而其实他已把人情的丑态化为玩世不恭的幽默一笑，读之只让人觉得轻松。只有张爱玲的文字才真正是从外到里阴森森凉飕飕的刻薄。所以鲁迅救世，钱钟书玩世，而张爱玲虐世。所以鲁迅是宗师，钱钟书是学者，而张爱玲则是纯粹的作家。
我看到涉世不深的女孩喜读张爱玲，就像看到涉世不深的男孩喜读鲁迅，一样觉得不可思议。当然，思想过分早熟如张爱玲者除外。
一个创作者很难始终保有玩世不恭的心态，否则就只有沦落成毁灭者。三位大师之中，钱钟书的作品最少，创作生命最短，理所当然。
玩世不恭者难免要向世人卖弄他能够玩世不恭的本钱，所以与另两位大师相比，钱钟书的文字，有时未免造作。
文学的原则是以我手写我心，文学的道德是真挚自然，文学大师的境界是收发由心，从容不迫。但人们往往误把周作人式的平庸文字当成从容，也往往误把鲁迅式的从容文字当成匠心。
1999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