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再编得完整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这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的事。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沈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杨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愕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置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严家闻讯，这才真的慌了。严嵩托人送重金给徐阶，请他营救。徐阶钱照收，人也照杀。他的道理很简单：不收钱，严家的人要怀疑我捣鬼；不杀人，众人要怀疑我捣鬼。这位甘草国老，到现在还是两边都不得罪。
皇帝却也不信严世蕃会谋反，命令三法司再核实。圣谕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鞠讯，具以实闻。”
徐阶领了圣旨，急出长安门。三法司的官员们早在门外等候，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赶回家中，起草答疏，声称“事已勘实”，通倭谋反“具有显证”。皇帝这才批准了三法司的判决，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之罪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死刑。死囚按规定应该留到秋后处决，但这一次，按徐阶的要求，立即处斩，“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怕一拖就要出意外吧。
当时的史家，多认为严世蕃死有余辜，却对以莫须有的叛逆之罪处斩不敢苟同。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评论此案说：“其罪状宜坐奸党之条，岂无可杀哉？乃润（林润）疏指为谋逆，法司拟以谋叛，悉非正法也。”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也是大为不满：“比乃咒诅怨望，练兵积粟，通倭诱虏，茫无影响，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谈迁在《国榷》中更是感叹道：“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其实这是有先例的，当年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吗？有太祖高皇帝做榜样，徐阶想必是心安理得的。
徐阶不以“奸党”之名处置严世蕃，却捏造出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出来，其用心，乃是要把严家一网打尽。犯了叛逆之罪，亲属都要受到牵连，家产也都在抄没之列。即使他们在判决中未对严嵩拟罪，严嵩却也难逃法网，皇帝还要怪他们未依法追究严嵩的罪责（诏令云：“疏内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下诏把严嵩及其孙子们削官为民，并抄没家产。对江西严家的抄没，不知为何，一直拖到严世蕃被处决之后的五个月才进行。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和无数的珍宝古玩字画。严嵩出身贫寒，这些财产，当然都是他当了大官以后，特别是入阁拜相以后，父子劳神搜刮而来的，用张居正的话说，是“商贾在位”。做了几十年的买卖，一夜之间就赔个精光。
抄家之后严嵩的去向，各家说法不一，或说他寄食故旧，或说他寄食野寺，或说他与孙子住在关公庙，《明史·严嵩传》则说他是“寄食墓舍以死”，大约是到处打游击找人讨口饭吃。他是哪一年死的，各家说法也不同，或说被抄家以后不久就死了，或说过了一年才死，《明史》则说是过了两年才死，与嘉靖皇帝差不多同时死的，终年八十七岁左右。死后没钱买棺材下葬，也没人吊唁，直到万历初年，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当国，才吩咐分宜县县令收拾严嵩尸骨备棺埋葬。这位县令遵命照办后，张居正还特地去函称赞：“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知其为报哉？”大约觉得自己的老师对严嵩的处置未免太过分，或者，是要借此为后人如何对待故相立个榜样吧。他自己死后，却也差点被开棺鞭尸。至于徐阶的结局，也并不怎么美妙，三个儿子被逮充军，田产充公，若不是张居正极力维护，说不定也落得个跟严嵩一样的下场。在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内阁纷争中，只有皇帝才是最后的赢家。
1997年12月
黄道周之死
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死是生命自然的终结；而对于圣贤豪杰，死则是人格最后的完成。这样的完成，可以静美如秋叶，更可以绚烂如春花，而在山河破碎之时，则只能壮丽如夕阳了。
当年轻的黄道周把自己锁在福建铜山（今属东山县）孤岛上一座小小的石室刻苦攻读，立志当圣贤的时候，也曾经推演周易预卜自己的结局，据说准确地推算出自己将死于62岁这一年。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完成啊！
一、出关
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天启二年（1622）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崇祯十一年（1638），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此有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58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儿完。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即弘光帝），马上下了诏书，命他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做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在此之前，大臣们对该拥立福王还是潞王分成两派。以与崇祯血缘的亲疏而论，应该立福王，但此人臭名昭著，不可为人君，以史可法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宁愿立亲缘较远名声却较好的潞王，还在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马士英抢先立了福王，乘机把朝柄捏在手中，而把史可法赶到了扬州前线。黄道周之所以不愿出山，正是不愿去给这些人当花瓶。但福王这一派的人，也不会把他留给其他藩王，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到了南京，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三日，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被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拥戴着往福建跑。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是读书人，读书人大都敬重黄道周，他也的确要重用黄道周，封官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兵粮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里，不仅黄道周动用不了，连隆武帝也动用不了，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当年他当海盗大王，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而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隆武元年（1645）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集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分水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作最后的决战。
当蔡夫人在家中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二、决战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会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黄道周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