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capital)，特别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布氏的资本概念首先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观点，他认为资本的本质是积累的劳动，资本的价值及其转换，都要同其中包含的劳动及劳动时间联系起来。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是处于一定的场域中，在某种位置上利用某种资源来展开实践活动的，所以，如果不在抽象的关系上理解社会生活或社会世界，就必须研究社会中的资本问题。布尔迪厄指出："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间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如果我们不把行动者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布尔迪厄一方面在实践和场域等社会关系中讨论资本，另一方面又强调形成资本的劳动是具体的和个别的劳动，这两个方面结合正是他研究资本问题的基本视角。
资本表现为三种根本的类型：(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其他场合他还谈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除了这些我们还必须加上符号资本"。
对于经济资本，布尔迪厄基本上接受经济学关于经济资本的定义，但是他也强调应把经济资本放在惯习和场域的特殊关系中，也就是放在实践中来讨论。
他关注最多和论述最多的是文化资本，按照布氏的说法，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起点脱离了常识性观点中固有的假设，也脱离了人类资本理论中固有的假设。常识性的观点往往把学术上的成功或失败看做是自然能力的结果，而经济学理论虽然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及其演变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衡量学术投资的产出时，却只考虑其金钱方面的投资与利润，无法解释不同的行动者或不同的社会阶级，为什么分配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的比率会如此悬殊，这时因为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力去系统地思考不同的利润的可能性的结构，这一结构是各种各样的市场提供给那些行动者或阶级的，这一结构的差异在于财产的数量与构成情况的各不相同。
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整体教育策略联系起来，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再生产策略的体现联系起来，因而他们必然会通过某种悖论，无可避免地遗漏最隐蔽的、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输送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有很大的普遍性，实际上应该把它叫做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它本身的存在形式又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
"至于社会资本，则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态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性的交换之中。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
在布尔迪厄看来，要对社会各种纷繁多样的结构和动力作出解释，不承认资本可以采取不同形式是不行的。不同形态资本在实践中的转换，是实践策略形成和实践的基础。从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来看，资本的运作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中，资本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转换，是当代资本社会运行的最复杂形式，而且也是社会实践的实质内容。
三、场域理论对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启示
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不得不为知识分子概念下定义，这就等于预设一个标准。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行为，它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呢？谁有权力设定标准？或许每个研究者都自认有权下定义，而各异其说，这样的研究将以混乱的定义始，以不可比较的结果终。退一步说，即使研究者之间能够就知识分子的标准达成共识，由于这种研究突出了知识分子同质性，轻忽了异质性，它也势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外部"社会学，即以研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社会、经济等的关系为主，而"内部"的社会学，即知识分子自身的分化、竞争、冲突等问题，将很难着手处理。
知识分子场域观的优势首先可以把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生产场域的派生物，而不定义概念把定义本身当成有待研究的权力和文化资本争夺现象；其次，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突出了差异性、地方性和历史性；第三，扩展了知识分子社会学的问题域，使得知识分子的"外部"和"内部"社会学同时成为可能，最后，有助于推进知识分子的本土化研究，突出了场域的历史性、地区性、对文化和传统的路径依赖，恰好有利于不同社会知识分子的特殊研究，避免了拿西方理论套中国国情的尴尬。而且，如果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宏观角度考察，容易陷入重视社会思潮和群体概貌而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如果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微观角度考察，则容易过分注重典型个案而难以发现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世界，是联结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的中介，社会学应该以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中间"(场域)而把握"两头"(社会和个人)。
场域理论"一方面可以避免'宏观主义者'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可以克服'微观主义者'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窘况"。布尔迪厄本人也在1966年题为《知识分子场和创造性方案》(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的文章里，把"场域"的概念延展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此后，布氏一直把知识分子场域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他注意到，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政治家或建筑公司)产生影响的外在决定因素，从来都不直接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当我谈及知识分子场域时，我非常清楚，在这个场域中，我会发现许多'粒子'(让我们暂时假想我们是在探讨一个物理场)，它们受到各种吸引力、排斥力之类的摆布，就像在磁场中一样。既然对此有所认识，一旦我说到一个场(域)，我的注意力就会紧紧盯着这种客观关系系统的基本作用，而不是强调这些粒子本身。"
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理论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巴黎美国大学国际传播学主任罗德尼·本森教授在题为《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的论文中指出，布尔迪厄和他的合作者们至少在三个重要的方面对英-美式的新闻媒介研究传统贡献良多。首先，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的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societal)模式(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orga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域实证合二为一的桥梁。其次，相对于不是集中于新闻机构就是集中于受众(但很少同时集中于这两者)的那些研究，他们的"场域"理论侧重于两者间的联系。此外它挑战"被动"-"主动"受众这种二分法，坚持生产和接受周期的预设的和谐。再次，"场域"理论突显变化的过程，包括媒介"场域"自身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一个重组(reconfigured)的媒介"场域"是如何影响其他主要的社会部门的。最后，与英-美式的严格区分研究与政治间关联(enganement)的趋势相反。
同时，把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联系起来，有利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场域中是如何进行实践行为的，具体而言，就是电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他们如何进行资本的转换，如何形成特有的惯习，以及对于其他场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正如戴锦华先生谈到的，布尔迪厄对当代西方功能性知识分子、文化习俗及文化趣味的解剖，对知识分子群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位置和角色的批判，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对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观察中去。笔者在运用以上概念时，注重的是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借用。
第二节 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体场域 (1)
按照场域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并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学术行为，不仅是由他们所处的位置直接或间接决定的，而且是由场内外各种制约因素共同影响的。多重因素的合力影响了他们的具体策略(非绝对的理性选择，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前反思性的策略)。布尔迪厄通过对应分析，发现诸如法律、经济学、医学等专业更靠近学术场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更接近文化资本一端，其知识生产更倾向于自为目的。
一、知识分子场域中的电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场的形成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不无联系。然而由这些以积累和传承文化为业的知识分子形成的特定社会空间，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其内在划分和相应格局的。首先应当区分的是，布尔迪厄关于知识分子场的研究主要针对人文知识分子--被后工业社会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落；本研究由于涉及的电视知识分子来源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人文、科技知识分子)，虽然主要来源于人文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场所考察的范围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知识分子。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的策略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
如果要分析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逐一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