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学界的一般理解，作为"业外"的电视知识分子有四种类型：一是业外"嘉宾"，如上面陶东风先生所言，他们主要是在电视上面作为特邀专家或嘉宾解答电视观众的问题或者就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央视《今日说法》以及一些谈话类节目中常见的电视嘉宾；二是业外"策划"，指那些介入到电视节目策划、制作等内部过程中的学者，如郑也夫；三是业外"主持"，即有本身的专门职业，利用"业余"时间进入媒体担当主持的知识分子，如王鲁湘；四是业外的"讲演者"，利用"业余"时间进入电视学术节目演讲，如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开坛讲演的各位学者。虽然在电视上的展现方式不同，但其统一点是知识分子身份，由于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所以，有学者就界定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于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多为大学教授、研究员和高级编辑，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当下中国社会，不考虑学术界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的定义外，尤其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这样的人群属于"知识分子"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2005年以后，上述的电视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尤其以《百家讲坛》这类节目为"孵化池"，正成为中国电视文化的一大特色。
第三，职业的电视工作者中的高学历者，也有被学者称作"电视知识分子"的情况。
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将电视台中节目制作流程中的脑力劳动者和决策者同样称为电视知识分子" 。还有，黄匡宇在著作中谈道："《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文艺编导专业，读研究生时在电视系师从王纪言专攻纪录片。本书引用了她发表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的《解读艺术人生》一文中的系列观点。本书作者认为，该文展现了一个年轻'电视知识分子'应有的业务能力与理论水平。"诚然，我国曾一度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定义为知识分子，但是，如果把电视媒体内部的管理者、经营者和一般记者编辑都作为电视知识分子的话，这个研究的范围就无法掌握了，而且这与多数学者论述的"电视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介入电视"行为有较大出入，所以，这种定义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在本研究中，"电视知识分子"被作为一个本土化概念对待，指介入到电视运作当中的电视业外的知识分子，此类知识分子大多指来自高校、研究院或权威学术性平面媒体，其身份多为学者、教授、研究员、作家、科学家等。笔者区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准是：一、"知识分子"身份的社会认可来自于电视行业以外；二、通过"知识分子"身份介入电视运作；三、从电视媒体获得利益。
第二节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综述 (1)
由于国内外在解读"电视知识分子"概念时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我国相当丰富，而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几乎难以看到"电视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剥去"电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表皮，将发现中国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其实质是"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的关系、电视与学术等问题，笔者认为该研究存在两个阶段和三种观点。
一、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
这个时期的特点：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现象开始被问题化；本土化的"电视知识分子"概念被提出；明确提出该概念并研究它的文章数量少；研究文章尚未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多为杂文和随笔；学术界尚未真正把其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行研究，有关论述多是在文章中提到的只言片语。下面将这些学者的观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90年代中期，学者介入电视运作已经粗露端倪。"邀请学者主持电视节目，或进行电视访谈，近年来成了许多有影响的电视台上台阶的重要手段。1996年开始成为热潮，尤以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为甚，其许多经济、社会、文化等栏目都有学者参与。" 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对于介入电视的知识分子曾经给予了批评。如上所述，1997年何东提出"电视知识分子"时，给予他们以严厉地嘲讽："他们所向披靡又无所不通最方便的窍门，就是随时都将复杂的思想简单化、深刻的问题肤浅化......如此继续脱口而秀下去，相信他们还能把其它更为艰深的什么学问话题，也都能改造而成能让电视之下观众听着嘻嘻哈哈的学术相声和研究小品。
"1997年胡志毅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在电子媒介领域，所谓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精英分子，除了给电影以适当的命名和承认之外，对于广播电视，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嗤之以鼻。对于介入和参与电子媒介的知识分子视为离经叛道，近期在印刷媒介对于频频出现在电视中的学者的揶揄就是如此。" 当然，曲秀锦、闫忠军在1997年也提出了正面的看法："可以说，学者介入电视，构成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电视的新景观，电视由此被注入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内涵。就目前的实际运作来看，学者介入电视基本上是对节目的创意策划、撰稿、编导采访、嘉宾主持等多个层面的参与，尽管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有些差异，但学者所拥有的文化和电视传播的契合有点问题却是共同的......学者介入电视，是电视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也是必然结果。"
1998年，谢泳在杂文集中写道："实际上那些成为学术明星的学者却糊涂得很，他们以为自己在电视上频频出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我看这是自作多情。多数人并不这样看，作为学者，老百姓是希望他们能在电视上出现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更希望的是听到学者在电视上说出真话，说出良知，说出不同于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的语言，但他们常常是失望。说实话，有个别学者在电视上谈起问题来，实在不像个学者，而更像个官员，假话、套话满嘴，老百姓怎么能不叫你们学术明星呢？" 周华安在1998年谈道："与电视传媒担负的浩大使命相比，'电视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知识圈应当更自觉、更充分地占领声像世界，以科学的头脑和丰富的学识，以敬业的姿态和细致的运作，参与电视事业。"
2001年，旷新年对明星学者的批评甚至有些刻薄，"今天许多浓妆艳抹在电视报纸杂志上不断'放送'其玉照尊容的明星学者，那些有如世纪之初上海滩花谱上的'花魁'、'四大金刚'什么的" 。
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至今。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电视知识分子"概念被认为是由布尔迪厄提出的；学术界开始高度关注此论题；参与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文章大增；研究文章具备一定理论深度；有关讨论甚至扩散到大众媒体，成为公众话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出现争鸣现象。
如前所述，2003年成为"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分水岭，此后多数学者在论及"电视知识分子"时，都将其作为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2001年夏天，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计算办法》(讨论稿)中规定："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每个专题节目(20分钟以上)10分，省市级电视台每个专题节目5分。"电视媒体的影响直接引起学界轰动，也客观上促使了"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的发展。陈平原也谈到，学者明星化以及学术传媒化，目前已粗露端倪，难怪清华方案"一石激起千重浪" 。
2003至2004年，学术界曾经就"教授走进直播间"进行了一场争鸣。起因是郭五林发表在《当代传播》2003年第6期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该文提出："教授走进直播间，使得电视信息多而知识贫乏的状况得到改变......教授走进直播间，不仅完善和提升了电视节目层次，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电视的知识性和权威性......媒介时代的教授，不再是仅靠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就能成名的了，而善于与媒体合作、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教授才能更快成为名教授。塑造教授的知识英雄形象，对于促进全民的教育，对于确定知识的基础地位，电视都功不可没。"对于这些观点，李明伟和陈力丹在《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发表《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进行批驳，其中李明伟谈到："电视有其自身的思想轨道和逻辑安排，在节目和教授之间，教授通常被要求服从于节目的整体播出。
"对于郭五林的"教授走进直播间将使电视发生构成性改变，顺利完成了浅俗向深刻的转变"的观点，他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李明伟也在这里借用了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对"电视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并认为郭五林只"发现了教授在电子时代出名的技巧，但没有对这种成名之道予以质疑"。陈力丹也在该文中指出，郭五林得出的结论不无道理，"但确实有点乐观了"，还建议"有些经常做客电视的教授，如果愿意到电视台做专家型主持人，这不失为一种加强电视从业人员专业学科力量的途径......教授走进电视，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电视节目的权威性和知识层次，但并不会自然提高节目的道德水平" 。针对这场争论，黄顺铭也曾在2005年撰文《"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文章在对比前两篇文章中观点的同时，全方位地采用了"布尔迪厄式批判"，详细介绍了"自主性的丧失"、"快思手"、"固有的思想"、"媒介常客"等一系列观点，认为郭五林的观点"是典型的'他救'心理，'仰视'心理。更合理的认识应是从根本上依赖'自救'"。或许，"当'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得到普及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可能就真正上水平上档次了" 。
2005年是"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第二阶段的一个重要时期，央视《百家讲坛》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使得一部分"学者"也悄然走红。尤其是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的系列讲座火爆，带动其《易中天品三国》一书达到上百万的销量。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电视，是否能提升电视品格，而是逐渐拓宽视野，探讨知识分子与电视文化、电视与学术、学术与大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电视时代知识分子使命、道德与品格等问题。"电视知识分子"问题不再作为一种简单的电视媒体本身运作中出现的现象，已经开始被作为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来关注。此后，有关该方面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甚至在广大电视受众间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话题。
二、三种观点
目前，对于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基本上表现为三种观点，即批判的声音、鼓励的态度、折中的认识。
1.批判的声音
第二节 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研究综述 (2)
如上所述，从何东开始，对于电视知识分子的批判声便一直作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观点。他讽刺道："对于将电视学术的通俗简化还是功不可没的。"李明伟、陈力丹在上述的文章中认为："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周宪先生认为，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黄顺铭认为"教授走向明星化"是知识分子浮躁心态的一种表现。刘晔指出："频繁出现于各种媒体的知名学者往往并非顶尖学者，而顶尖学者由于机会成本反而会拒绝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