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易中天留校任教。在这期间，易中天读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美的历程》，另一本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专著《万历十五年》。这两本不同于传统学术著作的书引起了易中天强烈的震撼。
(画面)武汉大学校园景色，《美的历程》和《万历十五年》两本书的封面，易中天展示自己的书架。
易：当时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学术著作是这样写啊。
王：你以前接受的教育，你以前的理解是什么？
易：就是好像论文有一种论文体嘛，专著有一种专著体嘛，它是一种文体嘛。所以我看到《美的历程》和《万历十五年》以后，非常震撼，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好看吗？好看。那么我读下去了吗？读下去了。读下去以后受到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了吗？受到了。然后我就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
王：所以你也开始改变。
易：为什么不呢？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改变。
王：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易：对，所以后来我曾经也学着李泽厚先生或者黄仁宇先生的这种写法，写了一篇论文，送到一个刊物，刊物的主编在上面批了一行字，这是论文还是散文。退回来了，退稿。
(解说)大学是一个讲究专著和职称的地方，在武汉大学，易中天工作接近十年，也只是一个讲师。到离开武汉大学前，才评上了副教授。分配的房子只有十平方米，教学经费更是非常紧张，易中天承受着那时候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力。
(画面)大学教室、粉笔盒、图书馆。
王：那考虑这些问题上会觉得做学术是一种凄凉吗？
易：感到做学术的凄凉是曾经有过的，时间是在1984年底，或者是1985年初，我的一位师兄，就是和我同届同班，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我称他为师兄，突然倒在讲台上，就他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然后紧急送往医院，当夜去世了。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嫂夫人，看见他的家里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不要说什么沙发。他夫人只能拿出这么小的小板凳请我们坐，后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送了一副对联。
王：写什么？
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因为他是英年早逝嘛。下联是，生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难道中国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就该过这种日子吗？
(解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易中天把自己和媒体的接触称之为"生产自救"，靠我自己的书来换钱换经费。在这个生产自救的过程中，易中天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等四本随笔体学术著作。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易中天的研究方向和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
(画面)易中天在电脑前工作、书架、图书馆、小路。
王：这样的标题可能很让人想到商业上的号召力？是很刻意的？
易：其实说实在话，它是一个中性的题目，就是并不很商业化。但是当然也不很学术化。
王：原因呢？
易：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嘛。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能不能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市场。
王：那实际上你这种学术风格上的转变，或者写作风格的转变是带有一定压力的，一定风险的，当时你有没有考虑过？
易：想过了。想得很清楚。了不起，副教授退休嘛。
王：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
易：这个无所谓的。我碰巧当时读到了启功先生的一首诗，是启功先生自嘲的一首诗。他说，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启功先生真是太了不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的敌人永远是人自己。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这样一种坎坷的经历和辛酸苦辣作为一个对象来调侃。
王：这样的境界当然高。
易：太高的境界了，那么很好嘛，那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高中生，我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再评不上正教授，那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启功先生说的，中学生，副教授。不是挺好嘛。
王：当个副教授已经很好了。
易：是啊，该知足了呀。何不潇洒走一回，走呗。
(解说)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后，易中天在1991年来到了厦门大学，那时候，大学之间的人才流动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画面)校园景色
王：为什么要离开武汉呢，为什么要来厦门？
易：为了养老，因为那个实在是武汉气候太恶劣，它恶劣到什么程度，就是冬天它可以冷到零下，夏天可以热到四十度以上，而且最糟糕的武汉这个城市它是冬天室内比室外冷，夏天室内比室外热，你没有躲的地方。这就无法忍受了。
王：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厦门大学的校长，我会高兴听到易老师这样说？
易：我得说实话啊。
王：那他们为什么选择易中天。谁会选择一个人来养老呢？
易：因为我来的时候还年富力强，我至少可以服务十几年。
王：那你并不隐瞒你的目的啊。
易：我不隐瞒，不隐瞒。我觉得这是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人就是人嘛。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生命问题，考虑生命问题就不崇高吗？那如果考虑生命问题不崇高，那我宁愿不崇高。
(画面)易中天在学校中的讲座："中国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种恋母情结的，我们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母亲的。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现在世上只有妈妈好。没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
王：但是也有评论认为，易老师的红，你的火爆，只是恰好迎合了社会上一种浮躁的心态。
易：我肯定是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某种心态，或者说某种需求。至于是哪一种心态和哪一种需求，让评论家去说三道四，让研究者们去得出结论吧。
王：那你介意学术超男这样的称呼吗？或者电视明星？
易：这个不是我能介意，或者不介意的，我介意和不介意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何必要介意呢(笑)。比方说今天说厦门要刮台风了，我介意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介意吗？我肯定不介意。但是你问我说喜欢吗？我不喜欢的。
(解说)尽管不喜欢，但多种多样关于他的称谓还是纷至沓来，易中天这三个字在很多人眼中也有了商业炒作的价值。
(画面)易中天的畅销书籍和"学术超男"的广告
王：你会参与商业的炒作吗？
易：请问什么叫商业的炒作？我再来回答我参与不参与。
王：比方说易老师的包装，比方说你的书的销售量或者你拿到的稿酬。通过另外的形式来对你进行包装。
易：其实把话说透，说到底，但凡要面世的东西，都会有包装，不包装你不能面世，就像人要穿衣服一样，对不对。你好歹得穿件什么衣服，你才能见人嘛。
(解说)从一年前不为观众知晓到今天成为明星，易中天本人也像他讲的历史一样，让人们从里面品出了不太一样的味道。
(画面)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突出《百家讲坛》标识。
王：包括你讲三国的时候，你讲过，你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研究，这个跟以往的说法很不相同。
易：是因为我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百家讲坛》的观众他为什么要听你讲历史。他又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他又不准备考试，他干吗要听？他听什么来了？我认为我们观众对历史的关注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关注就是对人性的关注。我们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像个人，感到幸福。问题在哪里，在人性。
王：但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以史为鉴。
易：让谁以史为鉴，如果是给统治者做借鉴，那就是《资治通鉴》，如果是给我们的人民群众，给我们的每个公民，也做一面镜子的话，那么他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应该就是人性。
王：那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你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研究者，还是一个什么？
易：最怕这种问题。(思考良久)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个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
(解说)59岁的易中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开始关心他下一步的选择。
(画面)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演："沛县的县令来了一个贵客之后，这个时候主持仪式的是县政府的秘书长萧何，萧何就做一个规定说，你交红包以一千钱为界限，红包一千以上的坐在堂上，红包一千以下的坐堂下。(另一片断)所以楚人他最不服气的就是周，现在湖北人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不服周，不服气他不叫不服气，叫不服周，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易中天在家中。
王：你会选择上电视呢？还是选择到大学或者某一个课堂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易：退休就是退休。我的学校里面的教学生涯我觉得可以终止了。但是我不反对别的退休的教师继续在别的学校去演讲，去上课。
王：如果问一句为什么呢？
易：没有为什么。
王：为什么不呢？
易：为什么要呢？
易：想清楚了为什么要，就能回答为什么不。
王：你想清楚了吗？
易：我当然想清楚了。
王：但是你不愿意把答案告诉我们。
易：(摇摇头)私下里再说。
(访谈结束)
后记
其实在寒冬里、孤灯下、夜夜键盘敲到明的日子里，便在不断构思和堆积着自己的这个感谢辞。能够走上一条学术的道路，也许是机缘巧合，虽然有一些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更关键的是师长和亲友们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使我坚定了不断前进的信念。本书是笔者博士毕业论文修改而来，在写作期间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指导。
首先，应当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他刻苦治学的精神感召以及谆谆教诲成为本书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动力。多年来，在做人、做学问等诸多方面上，欧阳老师兢兢业业地为我们每一个学生铺路、指路、带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开题、写作和修改等各个阶段，都凝聚了老师的辛勤汗水。
其次，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各位师长和同事们，当得知我的论文选题后，吴建、郭亚夫、周啸天、张小元、操慧、李静、徐沛、王炎龙、曾娅妮、罗飞等诸位老师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和帮助，甚至一些老师在百忙之中不惜占用大量时间来与我讨论相关内容，让我感觉到了集体的温暖。
第三，也要感谢汇集在文艺与传媒专业的博士生同学们，这些青年才俊携着聪明睿智，来自五湖四海，凝聚成一股具有蓬勃活力的学术团体。忘不了，望江竹林激辩声声；忘不了，东湖水畔互相批评。在这样不断的思想碰撞中，我常常感到受益匪浅。
最后，应该感谢我背后无私奉献的亲人们，父母对自己学习的关心和叮咛让我少了些倦怠，妻子默默地隐忍我写作博士论文时烦躁的脾气，并承担了大量家务。
也许每个孩子在年少时都会有个梦想：自己到30岁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而今，自己已过30岁了，现实和理想似乎相差甚远，但是，我愿意把这本书作为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新起点，毕竟，通过这次的写作，我已清晰地感受到获得知识而带来的快乐。在思想的旅途上，我愿意坚定地继续走下去，即使前路艰辛。
张玉川
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