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5年开始，一些新式煤矿已经陆续出现。这一年，李鸿章创办了直隶磁州煤矿，盛宣怀创办了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6年，沈葆桢创办了台湾基隆煤矿；1877年，张曜创办了山东淄川煤矿。但是，在当时的煤矿中，最出名者则是1878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
1876年11月，奉清廷谕旨，受李鸿章委派，时年44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带着英国矿师来到开平勘察煤铁矿务。跋山涉水的辛劳，换来了令人欣慰的发现，在探得开平蕴藏有丰富矿藏后，唐廷枢接连写下《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禀》、《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禀》呈给李鸿章。一个对中国工业化影响深远的大型工程开始启动。
1877年9月，唐廷枢拟定《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十二条。第二年6月，唐廷枢率英国矿师和工匠再次来到开平。20多天后，由唐廷枢担任总办的开平矿务局宣告成立。
自1881年正式出煤，开平煤矿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煤矿，开平矿务局成为第一个大规模运用机器采煤的矿局。
与开平煤矿相关联，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路——唐胥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在唐廷枢的积极谋划下先后诞生，开运河、筑铁路、兴修秦皇岛港口码头，为开平煤矿的产、运、销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持续关注中国采矿业的怡和洋行，自19世纪70年代起曾陆续聘请采矿工程师来到中国，勘探地下矿产资源并有意进行开采。对开平矿务局的运转和经营状况，给予了极大关注的怡和洋行并不陌生。
1885年秋，J·J·凯瑟克多次会见李鸿章，讨论在中国开矿事宜。这一年，开平矿务局因资金紧张，曾试探性地向怡和提出借款。对此，怡和欣然答应，条件是由其负责经营管理开平矿务局。
对于将开平矿务局事务交由怡和洋行管理，李鸿章曾有过考虑。英国历史学家勒费窝引述怡和档案称：开平矿务局英籍总工程师金达曾将J·J·凯瑟克接到矿上，告诉他该矿每天可出煤600吨（年产量约20万吨）。金达支持怡和洋行全面控制开平矿务局，同时告诫怡和，这不可避免将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金达透露，轮船招商局驻天津的王经理“竭力反对由在华外国人控制中国的企业”，而且已经去北京就怡和企图控制开平矿务局一事向朝廷报告。
对此，怡和洋行要求在天津和北京活动的宓吉对王经理的北京之行提交报告，尽一切努力消除不良影响。同时，提请清朝官员注意，如没有得到官方的同意和支持，怡和不会贷款给开平煤矿。虽然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怡和洋行要求完全掌握由其负责管理的财产，而只是要求清政府对贷款起保证作用，同时将管理权和监督权交给怡和洋行。
李鸿章的顾问德璀琳也赞成由怡和洋行管理开平煤矿，并在J·J·凯瑟克与李鸿章晤谈时，从旁帮其说话。能说汉语的德璀琳自1864年来华后，在中国海关工作多年。1877年12月，由赫德所在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委任其为天津海关税务司，从此长期把持着天津海关。同时，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德璀琳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各种有关地方、国家乃至国际事务方面为李鸿章“献策”，成了李鸿章的洋幕僚之一。
曾任怡和买办多年的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在1885年11月也一度同意上书李鸿章，支持将开平矿务局局务交由怡和经办。不过，唐廷枢后来又写信告知怡和：对开平煤矿，李鸿章已经决定不让外商取得不受监督的经营权。
虽然J·J·凯瑟克与李鸿章的会谈，最后达成了宓吉与开平矿务局之间议定的一笔贷款（75万两）；作为交换条件，怡和洋行被委任为开平矿务局在上海的代理行。但来自朝廷上下的反对力量，挫败了怡和为获取开平煤矿经营权的努力。
不仅如此，怡和在同清廷上下打交道的半年中了解到，由于怡和企图获取开平矿务局控制权，李鸿章的一些幕僚和中央朝廷的部分官员确信，怡和的各项建议都可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怡和曾投标供应开平铁路延长线的钢轨，但败给了德国辛迪加。对此，怡和相关人士认为，这“无疑是这种怀疑的另一后果”。
07
角逐旅顺防务工程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后，开始组建一支新式海军，由此先后向英国和德国购买了一批炮艇、巡洋快船和铁甲战船，北洋海军实力大增。然而，“铁甲东来，尚无船坞”，出现“有鸟无笼”的局面。
在海军大发展和港坞不足之下，北洋当局下定决心，修建一个近代化的海军基地。由此，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形势险要的旅顺，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军港走上历史舞台。
从1880年开始，旅顺港十年磨一剑，1890年始告完工。其中，在船池与船坞修建过程中，所需机器众多。机器采购在西方列强及其在华公司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怡和同样积极参与其中。
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工程局帮办、德国土木工程师善威（Samwer）要求亲赴海外采购。对此，德璀琳认为“派人往购不如专托洋行”，并推荐了怡和洋行的宓吉。与此同时，法国方面也派人前往天津、旅顺活动，参与角逐。
从1886年年初开始，宓吉便主要忙于洽谈旅顺防务工程合约的谈判。中国主要是个“人治”国家，宓吉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力图弄清李鸿章集团内外人员的情况，通过他们获取更多情报，对症下药，更快实现目标。宓吉将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和信息及时提供给了上海怡和洋行。不过，在清朝高官之间游走的宓吉不会说汉语，这成了他的最大弱点和苦恼所在。因此，他不断劝告怡和训练和吸收能说汉语的欧洲人加盟。宓吉极力主张欧洲人学说汉语的建议，得到了怡和高层重视。随后，怡和指定两名英籍员工在北京学习汉语。
1886年5月，李鸿章认为北洋水师已经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前来巡阅。于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醇亲王奕离开北京赴天津、旅顺港巡阅。
醇亲王奕的巡阅，使一些外资公司相互间的竞争硝烟四起。对此，怡和作足了准备。克锡甚至亲赴天津，希望通过德璀琳的努力会见醇亲王奕，商谈海军合约事宜。
5月12日，宓吉向上海怡和洋行经理J·J·凯瑟克报告说：法国的工程师已经取得若干进展。他同时建议：“弗利奇（怡和洋行代理人）来此愈快愈好，以便在法国工程师之间进行挑拨。”
一个星期后，克锡抵达天津，但醇亲王奕此时已从旅顺口登船前往烟台，直至两天后返回大沽。德璀琳作为随行中唯一的“洋人”，对怡和不无有利。但是克锡在与宓吉、德璀琳交谈后感到，虽然一个新时代似乎就要到来，但并不能指望从这次访问中获得具体成果，因为醇亲王既没有与怡和讨论发展计划，更没有签订什么谈判合同。
不过，怡和依然在积极争取。此时，李鸿章似乎有意将防务工事委托给法国公司。但是6月下旬，据传法国人在旅顺因“工作人员的无能”而遇到麻烦，宓吉于是抓住这一时机，频繁走访总理衙门。
西方在华公司在争夺合同和订单时，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所在多有。1886年7月29日，宓吉在写给J·J·凯瑟克的信中透露：“有16页法国辛迪加的合约已在我们手中，对此，我们精明的弗利奇会予以严厉地指责。他与总督会见时将提请其注意若干弱点，当然会避免指名道姓。”
同时，宓吉强调需要军火生产商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合格技术人员前来：“我推测阿姆斯特朗公司要求确切地知道中国人究竟需要哪种类型的鱼雷艇，但这正是中国人自己所不了解的。如果阿姆斯特朗能立即派来技术人员，我们就能击败其他竞争者。” 宓吉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等四家英国军火供货商联合起来，而不要相互间进行激烈竞争。
阿姆斯特朗公司是怡和洋行在这项交易中的主要客户，但双方关系一直不够融洽。怡和洋行经常抱怨它在发送样品蓝图时动作太慢，并且不愿向中国派遣技术顾问。此外，阿姆斯特朗还与别的代理人合作，也使怡和感到不爽。
怡和所有的努力看来都是白费劲。当1886年10月答案揭晓时，器材和工程费用高达125万两的旅顺防务工事合约还是宣布给予了一家法国辛迪加。
对此，怡和洋行天津分行的卡曾斯（Cousins）把法国人的成功归之于“慷慨而明智的贿赂”，他后来发现在谈判旅顺工事时，法国辛迪加曾通过天津道台贷款给山东官员60万两。他指出，条件优厚的贷款正是法国人赢得合同的有效手段。
中法战争虽然在一年之前已经结束，但越南的通商及划界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此时中国竟然将如此重要的国防工程从德国人手中收回，交给不久以前尚为交战国的法国人办理，令许多人费解，是否出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不得而知。不过，从招标本身看，法国公司在招投标中开价最低，且愿意担保，因此中标。此项工程的意义不只在工程本身。旅顺工程建成后，一位法国记者宣称“这是法国人赢得其敌对者一次真正的胜利”。他进一步预测，中国的官员们已深知旅顺工程的困难以及法国工程人员的能力，相信“一旦当其他的工程诸如海港、铁路、开矿等机会来临的时候，法国人定可与其他国家立于同等的地位去获得中国政府的考虑”。
法国中标，自然引起英、德两国的失望与不快，尤以德璀琳和怡和高层为甚。在当时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和后台主要是德璀琳的天津《时报》（The Chinese Times）上，便多次出现对旅顺工程冷嘲热讽的报道。旅顺的命运恰似多难的中国，建港4年后（1894）即为日军攻陷，7年后（1897）为俄租借，15年后（1905）再度为日本占领，接着由俄转租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重为苏联军队所据，直至1954年苏军撤退。3/4世纪里数易其手，超过2/3的时间为列强据有。
对费了老大劲却只获得参与旅顺次要的初步工程承包合约（怡和洋行此前已将水泥和钢材售予负责初步工程的中国官员），J·J·凯瑟克非常恼火。1886年11月5日，他指令宓吉给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爵士写信，说明法国人取得合同的危害和对英国利益所形成的威胁，同时说明怡和洋行没有赢得合同的因由，以及李鸿章手下人的口是心非：“希望爵士能在适当时机，对总理衙门及时露些口风，使李鸿章日益感到为难。”
怡和洋行决定通过外交渠道施加政治压力，给李鸿章一点颜色看看。事后看来，来自北京的外交压力果然起了作用。几天后的11月10日，李鸿章向卡曾斯保证，法国人是以正当的方式获得合同的。李鸿章同时表示，计划中的津沽铁路一旦需要采购物资，他将“优先考虑”怡和洋行。
08
黄河决口与郑工借款在旅顺防务工程角逐中收获不大的怡和，在黄河堵决工程借款的竞争中也同样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1887年初秋，河南、安徽和山东遭受着严重的黄河水灾。河南巡抚倪文蔚奏称：“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田庐人口漂没无算。”仅豫、皖两省受灾最重的15个州县灾民总数即接近200万人之多。
水灾发生后，清廷对举办堵决工程（即当时各类文献中频繁提到的“郑工”）高度重视，对工程负责大员的惩处力度和调动规模也相当之大。同样，工程经费方面所需资金巨大。而这，对于极力在中国提升政治影响力和投资广泛的怡和来说，无疑是个好机会。消息灵通的怡和洋行开始积极寻找机会，就清政府所需巨额资金与其他外资公司展开竞争。
在法国、德国以及本国的汇丰银行等强大竞争对手中，怡和视汇丰银行为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因为它与怡和不一样，无须求助于伦敦筹集资金，并且与怡和的强项一样，它与欧洲一些工程和制造商的联系密切，因而成为怡和的重点防范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