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系由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所统治，并按此序排列。
——休斯
怡和的业务规模宏大，无远弗届。
——韦怡仁
回到香港的怡和重新调整策略，迈开了新的步伐。通过旗下数十家附属及联营公司，怡和的投资遍及各个领域，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垄断力量。同时，怡和积极向海外扩张，开始了国际化的第一次浪潮。
要说20世纪60～70年代怡和在香港的势力，的确是无人能敌。“香港的统治者依次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这句话能够流传，便足以说明怡和之显赫。事实上，仅就地产而言，只要看一看最繁华的维多利亚港两岸——中环和尖沙咀，你就知道怡和在香港是何等的独一无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地产楼盘，分属怡和的两家联营公司——置地和九仓。
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怡和旗下公司经营的业务，遍及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码头仓储、地产、酒店、航运航空、旅游及公用事业，可谓规模宏大，无远弗届。
01
香港新时代：帝国余晖与桥头堡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17日继续南下进驻深圳。但解放军并没有跨过罗湖桥用武力收复香港，而是按兵于深圳河畔。同时，省港之间的边界也未立即关闭。
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毛泽东曾对代表斯大林来到中国的米高扬表示：“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早在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时，已经定下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重要内容即毛泽东所称“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就香港问题而言，则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香港总督葛量洪曾收到中国政府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周恩来的三项条件：香港不能用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周恩来提出，只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此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对此，港英政府欣然接受。
从内地撤退，是怡和、汇丰、太古等香港英资财团的集体溃败。不过，香港总算可以成为稳固的根据地了。
就英国而言，当时在华投资不仅比美国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经济地位也仰仗于与中国内地的积极的转口贸易。英国在中国内地及香港的现实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地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
英国从现实主义的外交立场出发，成为西方第一个与中国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
1951年春，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升格为中国驻香港官方代表机构，除新闻工作之外，还负责办理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交往的事务性工作。中国国务院1999年12月召开常务会议决定，中央政府驻港最高工作机构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成为纯新闻机构。周恩来向黄作梅全面阐释了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949年建国后，英国很快承认我们，那是一种半承认，我们也收下了。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香港是正确的。”
很快，嗅觉灵敏的香港报纸披露了以上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英国政府来说，留下香港可以留下大英帝国的余晖。
就香港本身而言，则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经济转型。朝鲜战争爆发与1951年6月由美国及其盟国把持下的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转口港贸易的灾难性崩溃。香港失去了它作为中国与外部的商业转口港和货物转运中心的地位。受此打击，金融、保险、航运等行业低迷不振，香港贸易转口港地位动摇，洋行的业务遭受重大打击。
幸而，这一时期香港已经孕育了工业化的全部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解放战争到50年代初，大批实业家陆续从上海及中国其他工商城市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香港建立起最初的工业基础。当时，香港人口已激增至200万人，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本地银行对新建工业企业的扶持，港英政府逐渐发展起一整套公共政策，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工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1959年，港制产品出口值达到228亿港元，第一次超过转口贸易值1995亿港元，标志着香港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1960年，香港对外贸易总值达到9802亿港元，超过战后1951年的最高水平，显示香港经济已经复原。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这时，纺织、制衣进入全盛时期，塑料、玩具、钟表、金属制品及电子业也相继发展，并带动了贸易、航运、金融及房地产业，香港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香港的洋行地位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转口贸易时期，洋行的地位之高，几乎操纵了香港的整个转口贸易。随着转口贸易一落千丈，大批实力较弱的洋行遭到淘汰。在激烈竞争中，仁记洋行、太平洋行、天祥洋行、连卡佛、屈臣氏、黄埔船坞等历史悠久的英资大行，也同样未能适应形势的转变而被收购。
与此同时，数家实力雄厚的英资洋行突围而出，逐渐发展成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其中最为知名的，正是号称“英资四大行”的怡和、和记黄埔、太古和会德丰，怡和依然是当时的“洋行之王”。
02
上市：怡和新面孔当一架架飞机载着上海等内地城市的企业家飞往香港，当一批批廉价的劳动力从罗湖口岸涌向香港，资金、技术，企业家、工人，这些发展制造业的要素源源而来，为香港的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强大动力。
正因为此，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并没有在香港的这次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担当要角。正如香港学者郑宏泰、黄绍伦在《香港股史》一书中对20世纪50～60年代香港工业化和股票市场的各自表现时所描述：香港工业发展的卓越成就，并没有给股票市场带来多大冲击。反过来，工业发展虽然发展迅猛，但股票市场则静止如水。
不过，1961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与工业化浪潮节拍合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个热火朝天的“股市年”。其中，怡和的上市尤其引人注目。
三年前(1958)，凯瑟克家族在伦敦三家投资银行——巴林兄弟、罗拔·富林明及威廉·奇连公司的支持下，收购了渣甸家族在怡和的所有股份，成为怡和的大股东。
1961年6月，怡和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公开发售9029万股新股，融资约15亿港元，占怡和已发行股份的25％。结果，怡和股票获得56倍的超额认购，冻结资金高达8亿港元。8亿港元对于现在的香港股市新股发行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却是个惊人的数字。怡和股票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天，同样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收市价达到3125港元，足足高出认购价约一倍。
怡和等新股发行火爆、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和楼市，以及银行的不审慎经营，开始点燃20世纪60年代前期香港银行业危机的导火线。
除了怡和新股发行打破历史纪录之外，当年的香港股市无论在成交量和股价方面都创下了战后新高，全年成交额达1414亿港元，成为战后市况最为畅旺的一年。前6个月，大部分股票价格上涨了2～5成，有大量土地权益的公司上涨更是猛烈。股票市场的炽热气氛，吸引广大市民参与其中，出现银行存款“大搬家”现象，民众纷纷将存款从银行取出，投入股市。
同年，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气氛也不亚于股市。人口激增，经济发展，住宅和商业楼宇的需求快速增长，加上准许房东为了改建可拆除战前楼宇，以及对一栋楼宇分套或分单元出售的新售楼方式出现，房地产市场极为畅旺。1961～1962会计年度未偿房地产抵押贷款达到创纪录的469亿港元。
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更多存款，银行大肆扩张，纷纷设立分行，展开“分行战”——由港岛的中心区向香港和九龙的住宅区、荃湾和观塘的工业市镇，及新界的郊区扩展。为招徕业务，信贷标准被大大降低，大量贷款和投资纷纷流向楼市和股市。
随着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愈演愈烈，银行业的危机也就此拉开了序幕。最早受到冲击遭到挤提的，正是素以高利率吸储而闻名的华资银行——廖创兴银行。而挤提风潮的导火线，正是狂热的民众认购新发行的怡和股票。
1961年4月，九龙巴士股票上市，按每股58港元的价格供售7837万股新股。到5月的第一个周末，已被超额认购5倍半。所有认购者无论买到与否，都要以支票将股款预付给经纪人。这样，约25亿港元的支票要经过银行系统交换。因大部分经纪人只在最大的银行有账户，较小的银行在支票已清算但还未退款给买不到的申请人的间歇中，在清算上已经吃了亏。紧接着，6月1日，怡和按每股16港元的价格供售9029万股新股，6月16日，股票由32万个申请人认购，超额56倍,总计约648亿港元的支票要经过银行系统清算。这样一来，小银行的压力变得更加严重。随即一些银行无力应付提存的谣言开始流传。
在此之前，市面上本来就已经流传着蓄意制造的关于廖创兴银行主席的谣言。在清偿力危急情况下，廖创兴银行再次被无力应付提存的谣言击中。6月14日，大批人群开始拥到银行提存。接下来的两天里，挤兑声势越来越大，总行与分行的门前排起了长龙。直到向两家发钞行——汇丰和渣打银行求助，香港政府亦发表声明辟谣，廖创兴银行的挤提风潮才逐渐平息。饶余庆著，寿进文、杨立义译：香港的银行与货币，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194～197页。
这次银行风潮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本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但其实它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香港银行危机的序幕而已，1965年才是这轮银行危机的高潮之年。这一年，大批华资银行因资金困难的谣言四起而遭到挤提，其中香港最大华资银行——恒生银行因挤提而被迫将51％的股权售予汇丰，使汇丰成为在香港有着绝对优势的金融帝国。
1963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4月15日在广州开幕。参加了此次交易会的约翰·凯瑟克在观看中国地毯怡和则在筹得巨额资金后，以上市公司的新面孔呈现在人们眼前。自此，怡和集团以怡和公司为旗舰，以两家著名的地产及货仓码头公司——置地和九仓为两翼(置地和九仓主席一般由怡和大班出任)，展开了新一轮的拓展行动。
这一时期，怡和的发展战略大致分双线展开。一方面，大肆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拓展，力图发展成一家跨国性的大公司；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在香港的龙头地位。
在香港，怡和等英资财团与港英政府紧密结合，形成了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管治的强大政经力量。自从1850年6月怡和大班大卫·渣甸获港英政府委任为香港立法局首位非官守议员，1896年怡和洋行的欧文(J FOwen)获选首批两名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之一(另一名为遮打遮打(Paul Chatter,1846～1926)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家庭，18岁来到香港。在一家银行工作两年后，转入汇票与贵金属买卖行业。具有敏锐商业眼光和企业家精神的遮打，此后与怡和等公司一道创立了香港电灯、香港置地、香港电车、中华电力、天星小轮公司、九仓等一大批知名企业。与此同时，长袖善舞的遮打在香港政界极具影响力。他曾向港府提出中环填海计划，并获接纳。1887年起，遮打三度出任立法局议员，1896～1926年间出任行政局议员。今港岛中环之遮打道及遮打花园，即以其名字命名。)，怡和的许多大班均出任过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议员。正如怡和所宣称：“在香港的全部历史中，怡和洋行在整个殖民地事务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怡和等英资财团大班身处香港的权力核心，不仅直接或间接影响港府的决策，获得种种特权，而且可掌握最新、最机密的信息，这对怡和本身的业务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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