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邻和蒲海清心里最清楚。身为代市长的蒲海清是个务实和干事的人，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该向中央“伸手”了--为100万移民，为100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为300万贫困人口“伸手”。
两天后，李鹏一行抵达万县后，又是参观工厂，又是视察城市建设面貌，急得重庆方面的蒲海清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3时，李鹏一行又登船东行。大江两岸风光优美，让中央来的“财神爷”们爽够之后，李鹏朝蒲海清笑笑，说：该解决你的问题了。随后，他把随同人员和重庆方面的负责人叫到一起，用一个小时回答重庆方面提出的要求。
蒲海清一下提神了，心中的那双“要钱”之手开始“伸”出--“总理，各位部长，各位领导，我们重庆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现在的一年财政总共才60来个亿，而我们在建直辖市后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证几级行政部门能正常运转和100多万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300多万贫困人口的救助……重庆城市破破烂烂的情况你们也都看见了，所有这些都得要钱，就是一分不上缴，我们能否让直辖市正常运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每年还要向省里和中央上缴好几个亿……”“你就说你现在需要中央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吧！”李鹏打断蒲海清的话，让他直截了当说要求。
机会到了。蒲海清立即提了一连串“应当”、“应当”……也许心里着急，他认为今天机会太难得，所以这位首任重庆直辖市代市长，一下向总理和中央各大“财神爷”提出了好几个请求，这些请求都是数字，而且都是以亿元为单位的。
“蒲海清，你不要说了！我知道重庆的情况，你们是需要帮助，可中央也有中央的困难嘛！”李鹏忍不住打断蒲海清的话。
“可是总理，我们重庆这种情况，还要向中央上缴16亿财政，我认为负担太重，我的意思是我只同意交6亿……”蒲海清也许因为一心想“伸手”，一个劲地掏着心头的话。
“6亿不行。你们上缴的这数是中央对重庆计划单列市经济提出的要求。”某“财神爷”不客气地打断蒲海清的话。
“你这话放在以前说没错，可现在我们马上就是直辖市了，直辖市的情况跟计划单列市的建设规模和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求中央……”“蒲海清，你不要再说了！”李鹏再次打断蒲海清的话。
蒲海清一愣，这回他一下清醒了，两眼溜圆地盯着总理和各大“财神爷”。有人用眼睛瞪着他，有人朝他笑笑，意思是说你蒲海清也太着急了。慢慢来嘛，我们商量着办，别让总理冒火。
蒲海清不再说话了，看着、听着总理和众“财神爷”怎样答复。
先是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表态：同意重庆开发天然气资源和建化肥厂。
陪同考察的张德邻与蒲海清会意地对视了一下：计委这一支持不小，重庆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笔不小的财源，同时能拉动相关产业。
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说：重庆城市建设的搬迁户补助，中央银行同意贷款给你们3亿元，先解决部分搬迁户的问题。
好事。张德邻与蒲海清暗自高兴。
财政部部长刘仲黎说：原则上答应对重庆增加财政返还，但增值税制度不能变。
李鹏插话：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比较严重。对国家财政上返还的钱要用于企业改造而不是新建项目。这个问题，我请副总理吴邦国同志专程来一次重庆，组织召开一次老企业改造工程规划研讨会。
好极了。蒲海清心里暗暗高兴。
李鹏看了蒲海清一眼，又说：我先从总理预备金中拿出1亿元给你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另外从财政部补助你们6亿，由你们重庆方面自行分配处置。
太谢谢总理了！这回蒲海清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因为他向中央“伸手”的基本目标达到了！铁道部部长韩杼滨说：万县至达州的铁路修建时，铁道部同意投入资本金3亿元。
谢谢韩部长。张德邻和蒲海清朝铁道部部长又是点头，又是微笑。
郭树言--国务院三峡建委负责人，他表态：重庆设想要在万县搞个机场，我们支持，钱由国家计委出。
好！太好了！这个下午，最高兴的是蒲海清，他的口袋里一下“装”得鼓鼓的……
令他们感动的还有一件事：20日晚上，李鹏和夫人朱琳，亲手将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社给他们的3000元稿费交给他们，说是请他们转交库区的希望小学。
总理爱库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让张德邻和蒲海清等重庆人永生难忘。
时至1997年，关于建立重庆直辖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备，现在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去世当日，李鹏总理让秘书将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送达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处。
3月初，举世瞩目的“两会”召开。
3月14日下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人民大会堂内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一个个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他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而欢呼起来。
主席台上，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微笑着，与会场的全体代表一起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
这是值得记载的历史时刻！全国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下午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首先走上大街欢呼的是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队员……重庆人民沸腾了！3002万山城人民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重庆人民为了庆祝直辖市成立，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直辖市党政各大机构的挂牌揭幕仪式。
6月18日，1997年的6月18日，重庆各界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
“同志们，重庆建立直辖市，意味着光荣的使命，意味着历史的责任，意味着很重很重的担子，意味着我们必须团结奋斗、艰苦奋斗……然而，我们有信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重庆直辖市建设成为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以特有的磁性般的洪亮声音，向全市人民吹响战斗号角。
专程前来参加挂牌揭幕仪式的李鹏总理，更是满怀期待而深情地说道：
同志们，今天有机会参加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重庆3002万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和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组织安排好三峡库区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的新型经济区；有利于振兴重庆老工业基地，增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许多革命先烈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在这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我相信，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重庆人民艰苦奋斗，齐心协力，一个繁荣富裕、文明进步的新重庆，将会出现在祖国的西南大地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山城在回荡。大江在呼应。天地在颤动。
重庆人在热泪盈眶中高唱《祖国颂》，高唱《红梅赞》……
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历史从此掀开--
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第四篇一个为两弹一星而隐姓埋名18年的大院士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让中国扬眉吐气的大山。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楔子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8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
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试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