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山对上级的指示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
他发现了一个无比重要情况——洪水。
洪水的威胁让他把上级“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指示抛到九霄云外。
鸭子河处在松花江的最下游，处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的交汇口上，处于三江洪流的联合冲击之下。持续不断的大雨诱发了江水暴涨。江水漫上了两岸，扑向鸭子河方圆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鸭子河面临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天一放亮，李东山就领上杜瞎子，骑着马，顶着雨跑了二十里路，跑到松花江边。
眼看一江浩瀚的洪水正在汹涌地朝着我们神圣的领地席卷过来，他策马返身，赶回连队，还没进到营区就朝天放了几枪。刺耳的枪声划破了营区沉闷的寂静，划破了雨点儿哗哗啦啦谱成的悠闲乐章，刺进了人们焦躁不安的心。
全连立即动员起来，在营区的东南方向，对着小黄河，筑造一道半圆形的，一公里长的大坝。拖拉机装上了推土铲，呼隆呼隆地往起堆土。上千条预备装麦子的麻袋都装满了土，叠成了两米宽、两米高的阵地。
李东山指挥着这场战斗，指挥着这项宏伟的工程。
他没有召开党支部会，没有征求排长们的意见，甚至没有跟郭信良指导员商量，就断然行使了连长的职权。他手里一直提着枪，把紧张的情绪迅速地传导给每一个人。
团部派来的那辆卡车的司机听说不拉麦子，改为运麻袋拉土，就摆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摔摔打打地表示抗拒。这个人平时就莫名其妙地神气，瞪着一双牛一样的大眼睛，动不动就找茬发脾气，拿罢工吓唬人，连里的人因为指望着他那辆汽车干活，所以都不敢惹他，当面敬着他，背地里骂他“大眼贼”。
这会儿，大眼贼对李东山说：“哎——那什么——要是不收粮食——那我就回团部啦……”
李东山二话没说，朝他脑袋上头“啪”地一枪。
大眼贼“妈呀”一声惊叫，一屁股瘫到地上。
他回过神来，摸摸自己的脑袋，没有血，随即便“呜呜呜”地痛哭起来。
李东山问：“还回团部？”
大眼贼带着哭腔说：“不——回了！爹呀！不回啦——”
李东山用这一枪创造了一个战场环境、战场氛围。全连上下就在这样的严峻的环境里，紧张的氛围中拼命地干了两天一夜。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不听从指挥，没有一个人偷懒耍滑。
第二天傍晚，一座半圆形的大坝霍然出现在眼前，像长城一样宏伟。我们的营区就围在半圆形的圆心。
这时候，全连的人都跟泥猴一个样，分不出男女，分不出老少，分不出你我他。
李东山宣布：连部、炊事班、畜牧班、良种班留在坝上值班，其余各排回去睡觉，四小时之后，由一排上坝轮换值班，再过四小时后换成二排，以此类推。
我们的营区坐落在柳木岗的最高点上，军事地图上的标号是299高地。这个地点的选定还要归功于高全盛团长。当初在选点时，作训股的参谋们把5连的营区定位在小黄河边上，理由是：接近水源，生活方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高团长用粗大的手，把一面小红旗插在沙盘上的299高地上，说：5连不是留着看景的，是一个阵地！
现在5连真的成为一个阵地了。
就在那天夜里，无情的洪水吞没了鸭子河。
6连的营区，距离5连有十八里路，处在一个相对低缓的地带。就在我们筑起大坝的那天夜里，洪水漫进了他们的营区，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王旭文果断命令：全连撤出营区——撤至柳木岗——299高地。
凌晨，三百多位“难民”拥进5连的营区。
“难民”的首领当然是王旭文。如今，他已经丢盔卸甲，流落他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军之将。但是，他嘴上硬气得很。面对两个连队的七百双眼睛，他大言不惭地说：“哎呀，家没了，地没了，只有一条路，投靠我儿子啦！”
李东山并不跟他一般见识，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度。他说：“行啦行啦——爹呀——亲爹！您老往哪儿住哇？”
王旭文竖了一下大拇指，一面看着李东山，一面瞟了一眼大家，说道：“看看，看看！这人呐，能低头也得算条汉子！你就看着办吧，咱要饭的不嫌馊。”
那时候，六排已经盖了四栋宿舍，一律砖瓦结构，但只是个框架，还没有内装修。按原计划，六排不参加麦收，继续盖房子，把已有的四栋装修好，再盖上两栋，全连就可以在入冬之前迁入新居了。然而，洪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美好的愿景。
这么着，6连的人便住进那四栋砖瓦框架子里。框架子没炕没铺，没门没窗，没水没电。
李东山又问王旭文：“咱那爹呀，能不能自己解决呀？”
王旭文说：“能！”
李东山又说：“您老就把这儿当家吧，想用啥就用啥，想拿啥就拿啥，想干啥就干啥。可别整出犯法的事儿呦！”
李东山带着5连的人又去加固大坝了。王旭文带着6连的人四处收罗搭铺、堵门窗的物件，把5连的营区彻彻底底扫荡了一遍，一草一木都不放过，终于把他的三百人马安顿下来。
两个连合二为一。本来都是集贤镇粮库里挤在一起的同胞，又是别拉红河同甘共苦、朝夕相处的兄弟，所以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两伙人搂搂抱抱，亲亲热热。5连的人纷纷把自己的被褥、洗漱用具、餐具等等，全都捐献出来，与6连的人鱼水交融，共赴国难。
洪水被阻挡在大坝之外，但水位在一点一点地增高，已经接近于坝顶，大坝危在旦夕。
李东山和王旭文根据水势，拟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由5连继续加固大坝，6连则在大坝之后的二十米处，紧贴着营区重新修筑一道新坝——二道大坝。
二道大坝在地理上的水平位置上要高于一道大坝一米多，在这个位置上修建的二道大坝等于把洪水的抵御能力再提升两米。不过，二道大坝已经处于299高地的最高水平了，也就是说，二道大坝是营区的最后屏障。二道大坝如果被冲垮，两个连七百条性命将无处逃生，全军覆没。
老实说，6连虽然像难民一样逃到5连，但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感——人多势众。尤其是王旭文的到来，他像一座山，像一棵大树，像一座铁塔。他没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心骨只有李东山一个。现在，我们面前站立着两个巨人——李东山和王旭文。他们的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安抚着我们恐惧的、忐忑不安的心。
三天过后，一道坝到底被洪水冲跨了，我们撤退到二道大坝上。
二道大坝本来没有多少有效的支撑材料，只有土。光是土就根本不足以抵挡洪水。结果，6连刚刚住进的那四栋砖房就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全部拆除了。所有的砖石泥沙统统转移到二道大坝上。二道大坝有两米高，三米宽，沙石砖头做根基和外墙。泥土夯实在最里层，看上去固若金汤。
大眼贼在二道大坝的修筑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驾驶着那辆卡车，川流不息地把沙石水泥、砖头瓦块均匀地分布在一公里多长的坝基上。
5连的人把6连的人统统拉到他们的帐篷和地窨子里，背靠背地坐着睡，挤着睡。
那几顶摇摇欲坠的帐篷和几栋阴暗潮湿的地窨子为七百条生命遮住风、挡住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王少勇风风火火地跑到李东山跟前报告：我们已经没有吃的啦……
我们在关键时候断了炊火。
李东山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守着晒麦棚里好几百吨麦子还怕饿着？”
郭信良说：“不行不行，那些麦子是属于国库的，你可别打它的主意！赶紧跟团部联系，请团部帮助解决。”
他不由分说，抄起电话机就接通了团司令部，嗷嗷地喊了一大阵子后，才有气无力地放下话筒，颓然地坐下去，低头不语。
团部那边已经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多余的柴米油盐？就算有，哪里还能送到我们手上？浩淼的大水早已隔断了我们与团部的通道。
于是，两个连的党支部合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口粮问题。
有人说：“就吃麦子，管他呢！”
有人说：“国家的粮食怎么能私自动用？”
有人说：“那咱就饿死？”
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王旭文说：“这么着，麦子就在那里摆着，谁想吃谁就吃，吃了就记上账，算欠国家的，日后扣他的工资补。谁要是不想吃呢——谁就饿着，饿死算烈士，日后给他竖个碑，行不行？”
李东山问：“那你呢？”
王旭文答：“我当然算欠国家的，都他娘的欠了半辈子啦，接着欠呗，日后拿命顶！”
两个党支部一起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先欠着国家的。
李东山得寸进尺，接着说：“还有还有，光吃麦子也不行，正是拼体力的时候，营养很重要，还得把畜牧班的猪呀、羊呀也都杀了吃得了，统统算欠国家的。”
郭信良说：“那得记好账，分是分毛是毛，一点不能差！”
大家说：“好好好！”
把刚刚收获的小麦吃到嘴里并非易事，基本上要经过六道工序：第一道，把麦子放在一块铁板上烤干；第二道，用一架鼓风机吹——一边吹一边用手胡噜——把麦谷壳脱去；第三道，用筛子筛，祛除杂质；第四道，把麦粒包在一块布里，用酒瓶子碾压，压成粉末；第五道，再用纱布做成的细筛子筛，留在筛子上的再反复碾压，直到统统都筛下去；第六道，把筛好的粉末再烘干一遍。做到这份儿上就有点像面粉了，做成馒头吃，虽然粗糙但足以下咽。
处在被洪水围困的绝境之中，能有这样新鲜的麦子做成的馒头并且就着大块大块的猪肉、羊肉吃，真是大快人心、没齿难忘。
半夜里，王旭文走到二道大坝上。
雨住了，风起了。他迎风而立，让风把自己吹透，吹走疲倦，吹散心中所有的郁结。
回想几天前，白天还领着大家伙儿在麦地耍镰刀，到了晚上就无家可归了。要是不听上头那些没边没沿的指示，早点筑起一道大坝，也许还能保住家园，不至于逃到别人家里避难，活像一条丧家之犬。可惜，自己没有李东山那样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头脑。他痛恨自己的迟钝和愚昧，明明知道——在雨里用镰刀割下的那些麦子根本无法收获，却还是去傻干，干傻事儿。明明看着地面上的积水越来越深，却没料到会酿成这样大的大患。
他感受到深深的耻辱！
他抡起硬邦邦的胳膊，往自己的脸上狠狠地抽了两巴掌。
往事历历，他又想起了战争年代。
有一回，他奉命带领一连人去拔除日伪军的一个据点。他们预先得到情报说：据点里只有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但是，等他们接近据点时，他发觉情况不对，据点里明明驻着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排的伪军。
理智告诉他：应当立即撤出战斗。他那个连只有六十几个人，二十几条“老套筒”，十几条“汉阳造”，不足一百发子弹，其余就是手榴弹、大刀片儿了。敌方虽然也不过是八十几个人，但他们却装备了一挺重机枪、五挺轻机枪、两门迫击炮，其余一色的“三八大盖儿”。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然而，他却没有撤出战斗。他派人回团部报告。来回三十里路，报信的人跑回来，传达团长的指示：一切照原计划——立刻投入战斗。团长亲自带领两个营的增援部队随后赶到。
王旭文顿时上来一股虎劲儿。他一声呐喊，抄起一把大刀就往上冲。他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近敌人，跟敌人展开肉搏战，让敌人的那些炮和机枪都派不上用场。
结果吃了大亏。
他那一连人尽是些新参军的农民，军事素质极差，冲锋的时候拖泥带水，没能跟上他的速度。他只身一人闯入敌阵，劈死两个鬼子，身中三枪倒在地上。他的部队跟敌人在不到三米远的距离时交上火，在十分钟之内就全部倒在血泊里，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他又被鬼子打扫战场时捅了两刺刀，仍到坑里埋了。
他在半夜里苏醒过来，土没埋实。他就从坑里爬出来……
后来，他才知道：团长带着两个营的人马赶到时，发现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赶过来了。团长一看形势不妙，立即撤出战斗，玩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王旭文回到部队后就落下一个毛病——他对上级的指示总是先在心里嘀咕一番，对的听，不对的就打折扣。久而久之，他背上了“一贯抗上”的罪名。以至于，跟他一起参军的人当上了团长，甚至师长，而他才当了个营长；以至于，他这个1958年的营长到了1968年却变成连长；以至于……
他越想越想不明白。
这些年来，他对上级的指示总不外是两种态度：照办或打折扣。结果，照办就吃亏，打折扣就犯错误。
他这三十年的军旅岁月就在不断地吃亏和犯错误中消耗了。
“嗨！”他对着冷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他又想起李东山。
他在文革前就认得李东山。那时，他是汤河口农场的生产科科长，李东山是云山农场的生产科科长。
有一回，他俩在农垦总局一起参加生产会议。总局强行推行施用化肥的春播方略。他和李东山都持反对意见。因为汤河口农场和云山农场的土质极好，如果再施用化肥，麦杆就会长得过高，经不起风吹雨打，风一吹麦秆就弯了，麦穗就载到地上，收割机根本就拾不起来。
李东山在小组讨论时，对化肥的控诉头头是道，但到大会表态时，却出人意料地转了180度的大弯子。他信誓旦旦地颂扬总局领导如何英明，保证按照总局的要求去做。
王旭文按照总局领导的要求做了，结果，汤河口农场在麦收的时候，眼看着一地的麦粒检不起来，都叫雨泡了。而李东山呢？他的云山农场得了个大丰收。
原来，李东山一回到云山就变了卦，把化肥束之高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