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往霜来。
由于全团大规模营房建设的需要，我们在1971年的冬日里进山伐木。武装连再次英勇集结，开进白雪皑皑的小兴安岭山麓。
李东山不再担任武装连指导员一职，他负责领导全团的伐木大队，兼任营长，统帅四个武装连。
我们连还是王旭文当连长。连队分布在两个作业点上，一个叫东葡萄沟，一个叫西葡萄沟。两点的间距有十里路。王旭文领着6连的两个武装排住在东葡萄沟，罗立华带着5连的两个武装排住在西葡萄沟。
西葡萄沟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在云雾之中亭亭玉立。
一条十尺宽的山道劈开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把我们的卡车引向西葡萄沟的最深处。山道上的积雪被车轮碾压得结结实实、牢不可破。我们就在这样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一块场院大小的空地。这样的空地在农场称之为场院，而在林场称之为“楞场”。场院和楞场的功能是一样的，场院处理粮食，楞场处理木材。
我们就在楞场的边上架起两顶帐篷，埋锅造饭。
尽管是十冬腊月、寒风凛冽，但由于地处沟底，有山和树的遮挡，楞场的气温极为平和。我们甚至可以不戴手套，甚至可以把棉帽帽耳卷上去，甚至可以脱掉棉衣干活。
一条山泉正从我们的临时伙房边上经过。山泉静静地流动，泉水清透甘甜。它依附在这块土地上，同时也哺育着这块土地。现在，它又哺育着这块土地上的人。
我们采取流水作业的办法。由一排承担伐树任务。他们登上山坡，把树据到，砍掉枝叶，再把树干顺到山下。我带领二排把树干截成8米长的圆木，然后落成堆，林业术语叫“归楞”，实际上是储存起来等待运走。团部汽车连的卡车一律去掉车厢，改装成可以拉木头的大挂车。大挂车陆陆续续地将木材运回鸭子河。三十几辆大挂车每天穿梭不停。我们二排同时负责把储存在楞堆上的圆木装到车上去。
总之，一排负责砍伐，就像机务排把地里的庄稼收割回来；二排负责装运，就像场院上的人把粮食晒干、脱谷、灌麻袋、装车。
但有一点是不好比的：农活儿没有生命危险，伐木则时时刻刻在玩儿命。
先从采伐说起：
树干的高度一般都有十几米，直径一米多长，参天大树，虎虎生威。把这样的大树锯倒并非易事。第一件要做的事儿，是判断出它的倒向。树梢朝着山的上坡倒叫迎山倒，树梢朝着山下倒叫顺山倒。这样的判断，是依据我们所要采伐的树与它周围那些树的关系判断出来的。森林里的树木枝叶相连，唇齿相依。如果弄错了方向，被锯断的树就被其他的树挂住，悬在空中，成为“吊死鬼”。“吊死鬼”就像点燃了导火索而没有爆破的炸药，非得人工排除不可。上去排除哑炮就等于命悬于一线了，而要去摘“吊死鬼”也是生死在天，不由自主。所以“吊死鬼”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勾魂挂”。林场每年都被“勾魂挂”勾走几个魂——人在“摘挂”的时候，被突然倾倒的大树砸成肉酱。
判断出树倒的方向之后，就可以决定锯口。一条两米长的大锯由两个人执掌。先在树倒的方向上，锯出树的直径三分之一的口子，然后再从相反方向锯，锯口抬高十公分。锯到两道口子快要相接的时候，人就要做出逃生准备。其实准备也没用，树在瞬间就“轰”的一声压下来，躲闪不及，或者是慌不择路，躲错了方向。总之，还是那句话：生死有命、不由自主。不如不躲，干脆闭上眼睛念弥陀佛。
放倒树后，砍去枝叶，还得把树干顺到山下。如果坡度很陡，可以就着积雪修出一条滑道，树干就顺着滑道串下来。如果坡度和缓，就得用牛拉。当和缓的山坡上突然出现一个陡点时，木头下滑的速度就突然超越了老牛，那条老牛和赶牛的人就会被木头串成肉酱。这样的事儿也屡见不鲜。
再说抬木头：
木头顺到山下后就得归楞、装车。归楞、装车一律靠人抬。
抬木头通常由八个人合力完成，八人一副肩。一根躺着的圆木齐腰高，平均到每人身上的重量大约五百斤。按道理，人是扛不起五百斤重的。但是，抬木头的劳苦大众发明了一种办法，使重量分散了。
办法说起来有些复杂：先要把两副铁打的掐勾掐在圆木上，一前一后，位置的选择要确保重量的均衡；掐勾上的拉环套在一根硬木杠子中间的凹槽里。这两副掐勾连接的两根杠子叫做“把门儿”。“把门儿”的方向与圆木相同。每个“把门儿”的前后两端都有凹槽。凹槽里都套着绳索。四根绳索分别吊在四根碗口粗的横杠上。横杠也是用硬木制成的，中间粗两头细，末梢细成一根手指粗，术语叫“小辫儿”。横杠的方向与“把门儿”和木头是垂直的。这四根横杠就扛在八条汉子的肩上。八条汉子每两人一对儿，分立于圆木的两侧，一人用左肩，一人用右肩，一共四对儿，从前往后数，叫做一杠、二杠、三杠、四杠。汉子们的一只手推着“把门儿”，另一只手抠住“小辫儿”。左手推“把门儿”右手抠“小辫儿”的叫“小肩儿”，右手推“把门儿”左手抠“小辫儿”的叫“大肩儿”。当木头抬起的时候，其重心与人的肩膀之间的角度促使木头自然向前窜动。八条汉子则随应木头向前的冲力，使足浑身之力推“把门儿”，颤腰，把木头的冲力和缓地拉回，然后再送出去。这样，悬起的圆木就随着人的脚步有节奏地一串一串地前进。也就是说，人的肩膀、腰杆、双腿和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五百斤的重量有一半压在人的肩上，另外一半则分散到手臂上。
这样高难的动作对于八条汉子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八个人必须身强力壮；第二，八个人必须步调、动作高度协调一致；第三，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腿软、腰软、手软。八个人的力气用横杠、“把门儿”、铁钩等三道环节扣在一起。一个人软下去其他人就被带下去，而沉重的木头无法脱身，八个人就会血肉横飞。这样惨烈的事儿在林区也时有发生。
正可谓：“玩儿木如玩儿虎，玩儿虎不玩儿木。”
抬木头的情景铭刻在心、永生难忘。它记录着豪迈，记录着时代，记录着苦难，记录着悲壮，记录着社会底层的劳苦人，记录着生存的呐喊。
每副肩都必须有一名“杠头儿”。“杠头儿”喊号子，用号子统一八个人的步伐和动作。“杠头儿”是这副肩的指挥官，拥有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
八个人按序站好后，“杠头儿”就喊了：
“吆——嗨呦嗨——”是唱出来的。
于是八个人就把横杠放到肩上，勒紧腰带，摩拳擦掌，一齐应号：
“嗨——呦——嗨——”
“杠头儿”接着喊：“哈腰挂那么嗨嗨——吆——嗨呦嗨——”
于是八条汉子整齐地弯下腰去，把铁钩掐在木头上，应号：“嗨——呦——嗨——”
“杠头儿”弯着腰，把头抬起来，前后看一遍，认为可以起身了，就喊道：“哥八个呦——呦——嗨——铆足了劲儿啊——呦——嗨——挺起来呀吗呦嗨——”
于是，八条汉子咬牙瞪眼、挺胸抬头，呐喊一声：“嗨——呦——嗨”木头就抬起来了。
“杠头儿”的号子随之转为柔和，慢悠悠地：“吆——嗨呦嗨——吆——嗨呦嗨——哥八个那么嗨呦——苦命的人那个——嗨呦——”
于是，八个人就随着号子的节奏，迈着整齐的步伐，一拱一拱地循序渐进。他们应着号子，昂首挺胸，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
号子的声音震荡在巍峨的山谷里，响遏行云、经久不息。
林业工人是另类无产者。所谓“另类”是针对马克思对无产者的定义而言的。马克思认为：无产者最有远见。林业工人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他们家徒四壁，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没有明天。他们因为随时都面临死亡，所以就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他们吃、喝、嫖、赌，把血汗钱统统花光，不留遗憾。
林工——一个悲壮的职业。
1971年12月，我们加入了悲壮的行列。
罗立华把赵大军从一排调整到二排。大军有股蛮劲儿，但缺乏灵活，不适合采伐，但适合抬木头。他很快就被林场的师傅训练成“杠头儿”。
薛四担任“看车”。“看车”算是抬木头里的技术工种。所谓“看车”就是站在车上，用一副扳钩把装到车上的圆木拨到合适的位置上去，给下一根木头腾出空儿来。“看车”的人也是指挥官。他根据车上木头的摆放情况，指挥下面的人先抬哪根、后抬哪根。这项工作需要很好的眼力。如果他的眼力好，抬杠的人就能一根接着一根顺利地往上抬，很快地装好一车。如果他的眼力差，抬杠就受苦了，甚至危险了。最怕的是“迎门”。所谓“迎门”就是正在抬着的木头被车上的木头顶住。当“迎门”的时候，抬杠的人就得死死地扛住，别无选择。他们要一直等到“看车”的人把那根碍事的木头拨开。这期间扛着的木头失去了运动中的惯性，垂直地压在八条汉子的肩上。八个人就得声嘶力竭地喊着号子：“哎哟——嗨哟——哎哟——嗨哟——”死死地扛着。
薛四属于眼力好的那种人。他心中有数、手脚麻利，没让我们吃那种苦头，也没在玩儿命的时候犯坏。
抬木头的人正是在场院上扛麻袋的原班人马。我把他们组成三副肩，有主力队员还有替补队员，请林场的师傅耐心传授后就匆匆上阵了。
王旭文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他每次来都严格地检查每一个环节，谨防事故隐患。
似乎有个规律：抗上的人往往都爱下。这一点在王旭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基本上不催促工作进度，只关心安全，安全至上。
李东山也经常露面，坐在吉普车上，威风凛凛。他也关心安全，但似乎更关心进度并且不断地在原计划上给我们加码。
汪文清副政委也来过几次，代表团首长看望大家。他眯着小眼，抄着手，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和蔼可亲。
除此之外，我们便与世隔绝了。西葡萄沟的茫茫林海把我们围在咫尺楞场之中。车来了装车，车走了归楞。日复一日。
大家不知不觉地抽起烟来。不知是谁带的头，也弄不清楚从哪一天开始。反正就乌烟瘴气地抽了起来。
以前连队里是不准抽烟的。老职工除外，当然了，李东山也除外。现在就算开了烟戒，大家伙肆无忌惮地抽。
我分析开戒的原因不外有三条：一是李东山不在了。他一走，大家的心情就放松了许多，老虎离开山猴子称大王。二是跟伐木有关。干着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活儿，就容易产生为所欲为的念头，渐渐地变成为林业工人那样的另类无产者。三是闷得慌。终日呆在深山老林里，除了干活以外几乎无所事事，天一黑就更加憋闷，无限空虚和怅惘。这三条原因就足以让这帮家伙喷云吐雾地舒坦起来。
我问罗立华管不管，他说不用管。第一是平平安安，不出伤亡事故，第二是完成团里交给的任务，其他啥也不用要求，充分享受民主自由。
我又问王旭文。他说：“管那干啥？”
我说：“会学坏的。”
他说：“早晚都得学坏，男人嘛！”
反正我是绝对不抽，各从其志。
每天一到午后四五点钟，天就暗下来。天一暗就得收工。晚饭吃过后，天也就黑透了，帐篷里点起了马蹄灯，灯光昏暗，百无聊赖。于是一杆杆烟枪就点燃起来。
一首打油诗就在云山雾罩之中传播开来。
东葡萄沟、西葡萄沟，
沟里摆满大木头。
一根木头一份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