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信良找到我，把我拉到一边。他那又小、又涩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疲倦、伤感、忧愁和无奈。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还是我先开口：“什么事儿？指导员——”
“噢，你今天去不去团部？”
“去团部？我没这打算呀，去那儿干啥？”
“噢，没打算去呀，那就算啦。要是去的话，顺便办点事儿。”
“要是你有事儿要办——我就去呗——”
他又沉默了。我还得主动问：“说吧，办啥事儿？”
他向左右看看，没人注意我们，就扳着我肩膀，转了个身，朝着营区外头，低声细语地说：“你去找找李东山，叫他回来呆几天，跟他说连里乱套了，他还兼着连长嘛——不能甩手不管——”
听了这项任务，我有些疑惑不解，问他：“为啥叫我去？李连长能听我的？”
他蹲到地上，掏出卷烟，一边卷一边说：“别问了，我想了一夜，也就你去好点儿，他能不能听嘛——就说不准啦——你试试看吧——”
接着他又说：“他要真不管5连的事儿了，就干脆把连长这个头衔摘了吧。别占着茅坑不拉屎，让团里另派个能干的来。我呀——撑不住啦——”
他蹲着，低着头卷烟。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两滴豆粒大小的水珠滚落到烟纸上，把那条薄薄的烟纸浸湿了，浸透了。他哭了……
我在李东山的办公室里见到他。
他听我讲完后，闭着眼睛，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抽完一支又续上一支。我就在云里雾里耐心地等待着。我知道他是在思考，他一贯如此。
他站起身来，咳嗽了两声，自言自语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接着逼他：“您得给个明确的话儿，我得回去跟老郭交代——”
“交代？交代什么？‘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听清了？”他郑重其事地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对我说：“这就是我的态度，你，就这么回去交代！”
老实说，我之所以听命于郭信良，前来说服李东山回去，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李东山是一个让人在困难的时候容易想起来的人物。他像一座山，伟岸、坚定、从容不迫。然而，他这次让我大失所望。他的态度暴露了他另外的一面。他既是那样光明磊落，又是如此老奸巨猾。过去我看到的是：他威风凛凛地率领我们勇往直前，而今天我看到的却是：他萎缩在阴暗、潮湿的沟堑里。
……
我没有立刻回连队，而是跑到卫生队，想看看独眼青龙怎么样了。刚一进院，就看见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从急救室出来。担架上躺着个人，用白布单盖着。抬担架的人都带着白口罩，白手套。他们朝着后院走去。
这时候，邱胖子和卫生队的几个医生一起从急救室里走出来。他是昨晚护送独眼青龙来到卫生队的。我喊了声：“邱医生——”
邱胖子慢腾腾地走过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指了指刚才那副担架，说：“吴玉青死啦，抢救无效。”
我说：“墙有那么硬？”
他说：“吴玉青的脑袋硬！”
我的心被悲哀的绞索勒得四分五裂。
独眼青龙一走了之，阶级斗争的烈火就集中烧到土地主身上。黄半斤成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上蹿下跳、摇唇鼓舌。他整土地主是假，通过土地主把火烧到胡大林身上，然后再烧到汪文清身上是真。于是，他搬出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扬言要揪出土地主的幕后黑手。
也不知道胡大林看没看清黄半斤的意图，这个蠢货居然在如此关键时刻提出辞职。结果，还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他的辞呈就批下来了。在付大肚子的主持之下，黄半斤取而代之，成为六排排长。
排长更换的消息传到六排后，当晚就有十几个人向连里打报告，要求调到其他排去，喂猪、喂马，干啥都行，反正不在六排干了。黄半斤活活一个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乱成一片，人们纷纷逃命。
毛子找邱胖子开了一个礼拜的病假，蒙头大睡，谁也叫不醒。
一天，有人说了句：“看，那不是小胖子吗？她回来了？”
毛子像被弹簧弹了一下，“腾”地坐起来。他爬到窗户前往外看，前排女生宿舍门口围了好些人，围在当中的正是小胖子。
毛子一个翻身滚到地上，顾不得穿鞋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小胖子——”
小胖子听到毛子的喊声就从人群里冲出来，两人在男女生宿舍中间的“三八线”上撞到一起。他们拥抱着、呼唤着、捶打着，激动得泣不成声。
毛子是那个时代的另一类青年。他的俄罗斯外祖母给他留下两样遗产：一样是家庭出身的包袱。他背上这个包袱也就被那个时代写进另册里。他没有前途，没有奔头，所以也就没有约束，没有顾及。当他心中有了爱的时候，就会把爱心毫无遮掩地表达出来而不需要伪装。毛子用不着去欣赏洪常青脸上那些革命的荣誉和圣洁的光环。他脸上挂着的是他那颗赤裸裸的心。另一样是俄罗斯人奔放的血液。与我们华夏民族的矜持、含蓄、谦恭、忍耐、隐晦、端庄等等等等，表里不一的基因不同，俄罗斯人没有把爱埋藏起来的积习。他们没有把爱看成是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所以也就让爱的洪流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地奔腾。
小胖子是回来跟毛子告别的。她病情加重，在师部医院久治不愈，经团部军务股批准，回上海长期治疗。
在一个冷雨飘零的早晨，我们把小胖子扶上了55的车斗。55的新任驾驶员事先把小胖子的行李用苫布盖好，搀着她坐到已经铺垫好的干草上。小胖子那时已经徒有虚名，她瘦成一把骨头，弱不禁风，一张塌陷下去的脸颊托着一双又红又肿而且毫无光彩、万般无奈的眼睛。
当车身启动的时候，毛子突然冲出人群，不顾一切地追上去，拽住55的车斗往上爬。车斗上的人就跪在湿漉漉的底板上，搂住毛子的头，拼命地摇晃。
众人一齐上前，把他们死拉硬拽地分开。
那位新驾驶员停了车，不知如何是好，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左琳在这时候攀到车斗上。她告诉大家：她会把小胖子护送到团部，然后再护送到通往佳木斯的客车上。
我稍微缓了口气，冲着驾驶员挥了挥手。
55“突突突突”地开动了。
毛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小胖子——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呀——”
绝望而无助的哭喊声长久地回荡在寒云冷雾、阴风凄雨的天地之间。
……
毛子足有三四天不吃不喝。有一天，他突然起床了，又是洗头又是刮胡子，还换上了干净的衣裳。他一口气喝下去一盆面条汤，然后就打着饱嗝唱起歌来。
大家都说他疯了。
他没疯。他写了一份关于土地主被陷害真相的报告。
晚上，我、毛子、胡大林、左琳凑到一起，在左琳那间窄小的办公室里商讨对策。左琳认为：光有毛子的证词不足以取信于人。如果有在场的其他人能够站出来说实话，揭露事情的真相，那才能做到有理有据、铁证如山。
于是，我们让毛子回忆当时在场的都有哪些人。毛子回忆说：除了黄半斤外，还有独臂黑豹，还有大脑袋。
这两个人都让我们很失望。独臂黑豹除了跟黄半斤有一锹之仇外，更主要的是他的亲叔叔——吕天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团部木材厂劳改。而他正是投奔他叔叔来到汤河口农场的。如果他出来作证，不但不管事儿，而且还会把他自己也白白搭进去。至于那个大脑袋，他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他是不会站出来作证的。即便是作证，他的证词也会被人当作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