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的哨子吹到第二遍时，我挣扎着爬起来，发现雨还没停，心里真是喜出望外。掀开帐篷的门帘，一阵冷风浸透全身，我赶紧穿上棉袄。
不能野外作业时，我们往往都是集中到一个帐篷里，开会、学习。
上个星期，连里来了一位政治指导员，姓郭名信良。他是汤河口农场5队的党支部书记。再往前，他是第9师政治部的中尉干事。他到职后，连队开会学习就一律听他讲。一讲就是三个钟头，大段的念报纸，念一段报纸讲一通他的体会。他的体会统统写在一个小笔记本里。他讲学习体会的时候就念那个小本子，念得大家头昏脑涨，无可奈何。到后来，前排的人硬是撑着眼皮挺着，后面的人就在前面的人体遮挡下，睡得天昏地暗。
今天，我们集中到一排的帐篷里。帐篷里架着南北两张大通铺，男生占据一张，女生占据一张。大家钻进帐篷就争先恐后地往通铺的最里头挤，抢占最后面的有利位置，以便踏踏实实地睡。我又一次被排挤在最外层——大通铺的第一排，也就是“会场”的最前排，只能撑着眼皮听讲了。
会议之前的头天晚上有个小插曲，非得补叙一下不可。
每到晚上，我们主要干两件事儿：胡闹、胡说八道。
六班有个脑袋特别大的知青，年龄跟我差不多，一天到晚稀里糊涂。最近几天，他嘴唇上长了若干个小水泡，既影响吃饭又影响形象。有人提议：还不快找卫生员看看？有人就说：这点小事儿，甭找卫生员，问眼镜就行，他爸是医生，祖传三代，要不是上山下乡他也当医生了。于是，那个被称为眼镜的家伙就闪亮登场了。
眼镜把眼镜摘下来，凑到大脑袋的嘴边看了一眼，说：“痔疮。”
“啥是痔疮？”
“一种细菌，往嘴里蔓延，一直传染到肚子里。”
“那可咋办？”
“得去医院，说不定得手术！”
大脑袋爬起来就往帐篷外跑。他去找卫生员。
卫生员姓邱，长得肥肥胖胖，我们一致管他叫邱胖子。邱胖子原来是15军野战医院的军医，大鸣大放时多说了几句话，被划成“中右”，仅强于右派。1958年，他随15军的转业军官来到汤河口农场，一直在5队当农工，组建兵团时被提升为卫生员。
这时，他已经睡下了。大脑袋把他喊醒，指着自己的嘴唇说：“痔疮——痔——痔疮！”
邱胖子睡眼蒙眬，听到这话的时候，同时瞧见了那大脑袋指划的方位，不禁大吃一惊，从铺上一骨碌坐起来，在枕头底下摸出眼镜，慌慌张张地架到鼻梁上。他让自己镇静了一下，然后以严肃的表情，盯着大脑袋的眼睛，一句话不说，盯了好一阵子。
大脑袋感觉到事情有些严重，急急火火地问：“怎么办啊？邱医生？”
“你怎么知道是痔疮？”邱医生终于开口了。
“他们说的。”
“谁说的？”
“眼镜，他爸是医生，祖传三代。”
这时，邱胖子已经判断出大脑袋并不是恶作剧，而是因为无知上当受骗啦。于是，他的脸松弛下来，低着头盘算如何处置为好。
他决定对这个娃娃进行启蒙教育。他和蔼地向大脑袋发问：“你知道不知道肛门长在哪里？”
“知道。”
“哪里？”
“屁眼儿上。”
“很好！那我明确告诉你，痔疮是应该长在肛门上的。”
“啊！”
……
这以后的事儿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我们回到会上来。
这次会议不同以往，用不着撑着眼皮听。第一，会议由李东山主讲，他讲话既生动又活泼，富有感染力，听着来劲儿，不必睡觉；第二，也是更主要的，待会儿再说，天赐良缘。
李东山首先把眼镜叫到前排就座。那位眼镜本来已经躲到后面去了，正预备大睡一番。听到连长召唤，他费了很大的劲儿重新折腾到前面，满不情愿地坐在我的旁边。
连长郑重其事地问道：“听说你家三代行医？”
“呵，是——是啊”
“还听说，要不是因为上山下乡，您也成了医生？”李东山用了个“您”字。
这时候，眼镜已经察觉出大事不妙。他坐立不安起来，脑门上冒出无数个小水珠来。
李东山说：“我斗胆向您——第四代高医请教一下，您认为痔疮是长在嘴上的吗？”
一部分人哄笑起来，另一部分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
“那是我跟大脑袋闹着玩儿呐。”眼镜辩解道。
“拿别人开心很好玩吗？”李东山的脸突然一沉，风云突变。
眼镜几乎快哭出来，无言以对，满脸通红，抓耳挠腮。
“我在问你！”李东山虎着脸，穷追不舍。
“我——我错了。”
“我没问你对错，我问你是不是很好玩儿？”
“不好玩儿。”
眼镜终于哭出来……
李东山转了个话题，说道：“今天的大会是宣布一件事：自从我们在鸭子河开天辟地那天起，我这儿就建立了两本账，一本是红账，一本是黑账。”
我们都听傻了眼。
李连长接着说：“拿战友开心是不正当的行为，开不正当的玩笑是庸俗的、低级的，是不正之风！”
他倒是没说是不是给眼镜上了黑账，不过，此时此刻，我们再看第四代高医的尊容——活活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红账上的第一人是罗立华。
李连长说：“罗立华同志发现小黄河是运送树干的障碍，就当机立断带领二排架设了一座浮桥，从而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的，负责任的行动，体现了一个革命军人的优秀品质！”
他没有批评黄半斤，但是说了这么一句话：“罗立华虽然身为班长，却起到了一个排长应该起到的作用。”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黄半斤看。那老黄耷拉着脑袋，灰头土脸。
李东山那本红账上的第二个人是左琳。左琳的主要事迹是：本职工作完成得出色，还能在工作之余，热心地帮助别人，比如每天都帮助班里的同志把踩湿了的鞋子烤干。她的行动让我们的连队变成一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她像一个慈爱的大姐一样照顾着全班的小妹妹。
李东山讲话就是不一样，他对事实的描述基本没有夸张，但对事实的内在含义就能升华到你意想不到的高度。他说：我们应该从左琳同志平凡的小事中，看到她不平凡的、高尚的思想境界。
这话对我的启发太大了，我以前从没有想到过左琳的思想境界。
记得我十五岁生日那天，左琳把我叫到客厅里。
那是1966年一个初冬的下午，她手里拿着两本苏联小说，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祝我生日快乐，并且要把她手里的书送给我，作为生日礼物。她跟我谈了两个多钟头，主要是说“炼钢”和卓娅的事儿。她说她要做卓娅，她要我像舒拉或者像保尔那样活着。她的话娓娓动听。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壁炉里的火光把她的脸颊照映的通红。我完全进入了保尔的世界，被深深地感动，为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而感动，为保尔崇高而美丽的信仰和他为那份信仰所付出的披肝沥胆的一生而感动。
那是我过得最充实的一个生日，是我爸安排的，我爸托付左琳给我做了一次成人洗礼。那时，左琳她爸已经“失踪”了。她爸是研究院里的资深人士，资深到什么程度却永远是个谜，谁都不知道。1964年周总理到哈尔滨视察时点名要见几个人，其中就有她爸。从那以后，院里的同事对她爸更加敬重了。院长原先称呼她爸老左，自那次震撼人心的接见之后就改称：左老。院里的人后来也都跟着院长一齐改称左老。我爸一如既往，坚持称呼老左，老左对我爸的一贯称谓是：老秦同志。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个雷雨之夜，老左把一个笔记本交给老秦同志。交接的情形有些像谍战片。交接完成后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老左走到他的房门口又转身回来，紧紧握了老秦同志的手。第二天老左就失踪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左的失踪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疑，后来又出现了关于老左的种种传说。造反派认为老左可能是个特务，已经逃到苏联。于是老左遗留的所有资料统统被没收，拿到公安机关鉴定。老左的办公室和家（连同老秦同志的家）一并被搜查。跟老左关系紧密的几个人都成了怀疑对象，抓起来审查。老秦同志是重点审查对象，抓进去一个多月，吃了不少苦头。
就在我们下乡前夕，北京来了两个现役军人，拿着官印文书，找到老秦同志索取老左留下的笔记本。老秦同志矢口否认。那两位解放军万般无奈回了北京。过了些日子他们再次折返回来，拿了老左的亲笔信。老秦同志仔细辨认后，把那个笔记本交了出去。解放军请老秦同志下了顿馆子，一条红烧鱼、一碗红烧肉、一道红烧豆腐、一盘红烧萝卜。席间，老秦同志问道：“老左在哪里？”
解放军低声答道：“调北京了，工作单位保密。”
不过，他们又强调：“不要告诉任何人。”
自老左失踪后，老左的夫人带着小女儿左琳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一个特嫌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真是步履维艰。不过还好，有我们全家在。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左琳从一开始就置身于文化革命运动之外，不过她每天到学校看大字报，看完了就回家，不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立场。
我最初参加了“红旗战斗团”，是“红色造反团”的对立派。
那时，全市的红卫兵都归结于这对立的两派。两派都设立了总部。各学校、工厂等单位的两派都都要听各自的总部的指挥。两派由文斗很快发展到武力对抗。
有一天学校附近的工厂发生了武斗，两个总部分别下达了增援的命令。我们学校的两派立刻各自集合队伍，准备参战，不到半个钟头，学校里的桌椅板凳就被大卸八块、五马分尸，两派学生都拿起棍棒，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正在其中，开始有些犹豫，觉得武斗并不好，但我们那派的头头鼓动得极其精彩。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我们不惜流血！不怕牺牲！钢铁心，英雄胆，洒热血，悍江山！
我受了感动，于是也找了一条椅子腿，操在手里，准备上阵。
正在这时，我妈突然出现了。她把我从战斗团队伍里往外拉，不顾一切，蛮不讲理。我很快发现了左琳。她站在我妈身后不远的地方，毫无疑问，是她出卖了我。难解难分之际，左琳干脆脱颖而出。她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给我回家！”
当她拽住我一只胳膊的时候，我立即收敛住对妈的那种挣脱方式。她俩一左一右架住我，硬是将我拖出战斗团的队伍。我在红卫兵战友面前丢尽了面子。
我对左琳的行为极为气愤，回到家里一头倒在床上，气急败坏，从枕头下拿出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一眼书，看一眼左琳，再看一眼书，再看一眼左琳。我要让她自省：她不是卓娅，她就是那个冬妮娅，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布尔乔亚！她平静地看着我。她说：需要的时候，她会成为卓娅，现在不需要，不值得。
那场武斗死了三个中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用一张门板抬回学校，手臂从门板上耷拉下来，皮肤白得像一张纸，面目全非，鲜血淋淋。
我听到了他们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嚎。左琳听到的却是回荡在整个中国大地上那场波澜壮阔的悲伤。
我恢复了对左琳的信赖。左琳是冷静的。她没有评论那场运动本身，她只是说运动中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特别是武斗，许许多多不该流血的人流出了不该流出的热血。听了她的话，我也退出了运动，当了一年逍遥派。
我对李连长的崇敬由此开始。他能准确的辨别人和人的行为，而且还能分析出行为背后的思想境界。
眼镜的思想境界是庸俗、低级的。
罗立华的思想境界里充满了革命军人的凛然正气。
左琳的思想境界无限高远。
李东山接下来表扬洪飞。至于他此之后的讲话内容，我便再也听不清楚了。因为，这次会议不同以往的第二个原因让我魂不守舍——那个要过来帮我砍树的女生正坐在我对面。
她手里拿着一顶被雨淋湿了的军帽。
我下意识地（绝对不是故意地）向她看了一眼。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不过这次悬了，当时，她正好在看着我。我们的目光相遇了零点零零一秒，随即像闪电一样闪开。我们都闪开了，闪得极为慌乱，好像做贼心虚。我把目光闪向连长。她低着头，满脸通红，蹂躏那顶军帽。
我竭力让自己镇静，死死地盯住连长不放，但耳朵聋了，根本听不见他在讲什么，只看见他是那样义正词严，煞有介事。
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我必须把它按住，于是手移到胸口，一切都不由自主。
会场里突然发出一阵哄笑。我吓了一跳，原来是李东山说出一句什么话，引出一场哄笑。我赶紧跟上去笑，笑得无比虚伪。笑声平复后，我觉得好受一些。
我在想——我必须控制住自己，避免再向她看。不过，我还是得再看看她，看她是不是还看我。我的心里矛盾透顶。看和不看的斗争僵持了一好阵子，后者占据了上峰。
她的额头有些凸出，眉毛又细又长，几乎是平的，眼窝略深了一些，眼睛又黑又亮，鼻梁挺直，上面的嘴唇略微薄一些，下面的嘴唇略微厚一些。
这样的容貌让我蓦然联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不过，她不应该是冬妮娅，我想，她应该是丽达，也许……我希望她成为达雅。
……
达雅恢复了平静。当会场再次发出哄笑时，她也笑了，笑得坦然。无论笑还是不笑，她都彻底透露出窈窕淑女的气息，楚楚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