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沙俄在鲸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西北地区150万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又把掠取整个中国东北作为它的侵略目标。
1900年，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当时，杨儒远驻异国，眼看祖国贫弱到了极点，忧国忧民的老外交官心急如焚。
1901年1月初，杨儒突然接到清政府军机处从西安传来的一道电旨，说是俄国提出，把他们占据的东北三省交还给中国，要清廷派出代表在俄国首都彼得堡进行谈判。电旨命令杨儒全权处理。杨儒读完电令，心中十分纳闷。他非常清楚，沙俄政府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如今为何忽然又声称要向中国交还东北三省？杨儒一时糊涂了。
1月3日清晨，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报上有一栏，刺眼的大字标题是：“俄中密约《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原来这个章程规定：俄国军队将无限期地驻留东北，同时要将中国在东北的军队全部缴械、解散，各省的火药局、炮台一律撤毁，所有重大的政务必须向俄国请示后方可施行，等等。这实际上就剥夺了中国在东北的一切主权。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还毫不知情。
看到这里，杨儒才明白沙俄政府为什么急急地电请清政府派人谈判了。他们的险恶目的是想把这个章程变成正式条约，以便他们“名正言顺”地占领东北三省。杨儒当即向国内发出急电，报告了这一情况，同时精心准备与沙俄政府进行交涉。
沙俄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而实际操纵谈判的都是老奸巨猾的财政大臣维特。
交涉首先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展开。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维特便蛮横地要杨儒首先请清廷批准这一章程，然后再议正约。杨儒严正指出：“这个章程夺我兵权，干涉我内政，断难允准！”维特则咬定这个章程已由周冕签字，绝对不能废除。杨儒驳斥说：“这是已革道员擅自画押，并未请示，政府更不知情。章程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罢废。”双方经过多次谈判，杨儒坚持民族气节，不向沙俄政府低头、让步。由于《暂且章程》已公之于世，英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让俄国独吞中国东北，因此纷纷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沙俄当局一看不妙，只得命令维特出面，承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姑且作罢”。
经过第一回合的较量，维特认识到这位中国老头有着坚定的民族气节。所以，新的一轮谈判开始后，维特故作热情地说：“自从你出任俄国公使以来，咱俩时常打交道，像老朋友一样。依你的意见，我国政府同意废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我想，今后的谈判，你肯定不会与我过不去吧！”听罢此言，杨儒哈哈大笑：“你我经常交往，因公而已。我现在受本国委托与你们谈判签约，当然要维护本国利益。我想，你不也是如此吗？”这不软不硬的话噎住了维特，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维特拿出了在谈判桌上的看家本领，“先下手为强”，口头提出新约条款13条。接着，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并声称“细节可以商议，大旨不能更改”。这一条约表面上比较温和，可骨子里仍然是阴谋夺取我国东北的全部主权。在淡判过程中，维特和拉姆道夫对杨儒软硬兼施，轮番进攻。可杨儒不为其恫吓和花言巧语所动，据理力争。当谈到关于俄国在东北驻留军队问题时，维特狡辩道：“由于中国的义和团叛乱，不仅使我国在东北的铁路蒙受损失，也使我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为了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中国除了向我们赔偿经济损失外，还必须让我们在中国东北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以保护我国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利益。”这种强盗逻辑使杨儒怒发冲冠，在历数沙俄军队在中国东北的种种暴行后，讽刺地说：“俄国军队在中国东北烧杀掳掠，犯下滔天罪行。说有巨大损失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再说，你们当初若不在中国土地上修筑铁路，不就不会遭受损失吗？”一席话，把维特气得离开了谈判桌。此后，杨儒对俄国提出的条款逐条驳斥。拉姆斯道夫沮丧地说：“看来只有交还东北三省未经驳议耳！”
3月中旬，谈判进入最后阶段。12日，沙俄将原先的12条款作了一番删削，提出最后修改稿11条。但这个修改稿只是削去了一些刺眼的字句，实质内容并未改变。拉姆斯道夫威胁说：“此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15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谈判陷入了僵局。
就在同一时间，在沙俄政府的策划下，俄国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波格弟由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斯陪同，从上海溜到北京。他们在李鸿章的家中讨价还价，以5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换得他的屈服。李鸿章向杨儒发电：“势处万难，不能不允”，要他“即酌量画押，勿误！”而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等左右为难：不签字怕沙俄恼怒，签字又怕列强纷起效尤，会一窝蜂似的拥上来。思来想去，索性把责任全推给杨儒，令他根据情况“自行决断”。这样，杨儒受到内外双重压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朝廷将签字画押的权力交给自己，该签而不签，获罪不免；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旦签字又何颜面对国人！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眼看15天期限就要来到，杨儒茶不思饭不想，也睡不着觉。他终日在沙俄外交部及财政部来回奔走。一天，杨儒又迎着风雪去沙俄外交部交涉，不慎在结了厚冰的台阶上滑倒，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再一次忍着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暂缓时日，继续谈判。拉姆斯道夫强硬地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交还之事了！”并限次日上午作答。忧心如焚的杨儒在回使馆的途中再次摔倒，不省人事。
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当杨儒从昏迷中醒来时，忽然接到国内电旨：“不与画押！”原来，沙俄逼迫杨儒签约的消息传到了国内，中国人民对沙俄的新仇旧恨一下子迸发出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爱国群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愤怒声讨沙俄企图霸占东北三省的强盗行径。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的爱国同胞，也雪片似的向清廷发来电报，不许出卖东北三省的主权。这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怕沙俄多占便宜，向清政府警告，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感觉到“不画押签字，仅激怒沙俄；而画押签字则列国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遂决定拒签。
杨儒看到这个电旨，愁眉顿展，立即命人将这一决定通知沙俄外交部。维特和拉姆斯道夫听到此消息，跌坐在椅子上，气得说不出话来。
沙俄企图独占中国东北三省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可是，杨儒却一病不起，不久溘然长逝。
后来，学者们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时期杨儒给李鸿章的电文。电文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大张国威的公使，没有丧权辱国的杨儒！
◎故事感悟
杨儒没有食言，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做到了一个外交官应做的一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何种事情，我们都要保持着自己的爱国信念，那么我们将永远问心无愧。
◎史海撷英
沙俄侵占我国东北
1858年，沙俄乘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强迫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国界，割占了江左的大片中国土地。但该条约的第一条，对处在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人历代居住的64屯作了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根据这个条约规定，中国人在64屯享有居住权，中国政府对该处人民享有管辖权。可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沙俄却乘机将我江东64屯居民赶过江西，霸占了这块上地。1902年中俄议和后，虽经清朝政府多次交涉索还，但沙俄政府却采取种种无赖手段，拒绝原住这个地区的中国人民返回世代久居的家园。
◎文苑拾萃
江东64屯
江东64屯，是指黑龙江左岸，从瑷辉县黑河镇对岸的精奇里河口处开始，往南直到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处为止的一段土地(南北长约140里，东西宽50至70里)。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历史上曾有过64个中国居民村屯，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江东64屯。也说这些村屯地处江东，向以屯数取其总称，曾有“江东二十八屯”、“江东四十八屯”之称，后来村屯数增至64个。村屯分布，北起黑河市对岸的精奇里江口，南至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止，面积3600平方千米。在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中，黑龙江北岸划归俄国。黑龙江将军衙门初设于此地，史称旧瑷珲城。据民国《瑷珲县志》记载，“江左旧居六十四屯约有千余户，男女万余人，著名大村……每屯八十户、六七十户不等，其余小屯仅在四五十户、二三十户不等”。另据俄军中校纳札洛夫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调查中提到的1870年(清同治九年)统计，64屯有满人3286人，汉人5400人，达斡尔人1950人，共计10646人。到19世纪末，因在海兰泡和金矿做工的大批中国人住在这里，因而居民大增，达到3.5万人。由于江东64屯居住大量中国清朝居民，因此在划界时特别将此地归属于中国管理。
吉鸿昌——我是中国人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重于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愿意献出一切。——刘成乾
吉鸿昌(1895—1934年)，原名恒立，字世五，河南省扶沟人。抗日爱国名将，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团长。骁勇善战，人称“吉大胆”。1934年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及墓地可参观凭吊。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三十六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做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吉鸿昌结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后，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十九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吉鸿昌任第三十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秋，吉鸿昌担任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的时候，曾被迫出国作了一次考察。出国之前，已是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蒋介石为了阻挠吉鸿昌的抗日活动，立逼他“携眷出国”，作“军事考察”，而实际上是夺去了吉鸿昌的军权，将他流放国外。
吉鸿昌到了美国纽约。一次，他穿着整齐的军装，率领一行从属人员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拦住他故意问道：“你是日本人吧？！”吉鸿昌叫翻译回答说：“不，我是中国人！”对方听了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地说：“中国人？东亚病夫不可能有这样魁梧、高大的军人……”
又一次，他到纽约的一家邮局寄送东西，那里的工作人员又明知故问地说：“你是哪国人？”吉鸿昌大声说道：“我是中国人！”对方奚落地说：“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中国了。”
接连受到这样的嘲笑和侮辱，令吉鸿昌异常气愤，甚至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当吉鸿昌的夫人和儿子以及属下劝慰他的时候，他严肃地说：“侮辱我吉鸿昌本人，我并不在乎。但是我们是代表中国到美国来考察的，受侮辱的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他坚决地表示：“下次外出时，就带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让外国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重新振兴起来的！”
果然，他用草板纸自制了一个约半尺长的长方形牌子，用毛笔写着“我是中国人”几个大字，并在下边注上英文。当他挂着牌子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引起很多人的注目，但吉鸿昌总是挺着胸膛，昂首阔步地穿过围观的人群，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