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捆捆稻子，堆在稻场上，天气放晴须抓紧脱粒。当时脱粒靠的是人工畜力，一般分两次完成，先三人一组用木棍敲打，脱下穗杪子实饱满的，再架牛磙碾，脱下穗尾秕谷瘪壳。母亲举着木棍娴熟地敲打稻捆，嘱我回家准备箩筐，今天队上要分新粮。一听说要分粮，我比兔子跑得还快，先从门后找出扁担，再用扁担撑下挂在墙上的两只箩筐，连拖带拽好不容易弄到稻场，却被走出账房的队长浇了一盆冷水，他说今天分粮按工分，下次再按人口分。母亲叹了口气，工分是我家的痛处，而且队上把劳日工翻番，无形使养牛工贬值。那年春节，家中瓮中无粮，母亲找到仓库保管，好说歹说，总算借了半箩稻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家的猪长得欢，也许与那时口粮以米少糠多的瘪谷充数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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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事的都是高消耗体力活，见到荤腥谁都两眼放光，根本不担心什么“三高”。队里每逢午收、夏收、秋收时节，都要聚餐犒劳，既可让疲惫的社员们兴奋一下，更是对亏空身体的补给，而队屋的大灶台也只在这个时候动炊。久违的油腻从瓦缝里漫出，敏感着乡村的嗅觉，狗和孩子们早在灶台边垂涎欲滴。掌厨的男人有点不耐烦，用力踢了狗一脚，恶狠狠地骂道，都给我滚出去，狗就汪汪着夹着尾巴往外躲。
见官莫上前，吃饭莫落后，西天的太阳还没打烊，社员们便收工了。屋内并排的八仙桌上，大钵小钵摆着油汪汪、香滋滋的猪肉，我哭喊着要占位子，却一次次被母亲提小鸡般轰出去。不知哪个缺德家伙，干脆把门闩了，任我们几个好吃鬼在门外哭闹。把脸贴在门上，眼睛像馋猫儿一样从门缝里钻进去，但见一张张丑陋的嘴巴在汽灯下灵动地油亮着，别人夹一块肉到嘴里，母亲就夹一块到搪瓷碗里，然后放下筷子干等。我停止了哭闹，一俟打着饱嗝儿的社员开门，就冲进去一把抢过母亲的搪瓷碗，还热着呢。
母亲对大哥视如己出，鼓励他读完高中，再读师范，最后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别说是后娘，就是亲妈，村子里也找不出这样为子女谋出路的。记得恢复高考后，大哥屡第不中，母亲安慰他说，久读无蛮子，今年不中还有明年，明年不中还有后年，不着急。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凤阳偷偷破冰后，我们安徽率先推广，分到责任田的农家，慵懒的筋骨被迅速激活，纷纷汇聚全家之力浇灌属于自己的粮仓。某天，母亲顶着烈日在责任田里薅草，二哥上山放牛去了，家中无人，这可是偷嘴的好机会，我猴急地爬上阁楼，刚要掀蚕豆罐，猛然发现大哥在阁楼上看书。原来，母亲怕我干扰大哥复习功课，不知什么时候在阁楼上隔出了一方空间。几十年间，母亲省下每一粒粮，省下每一分钱，用孱弱的肩膀，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最终把我们三兄弟相继送出农门。我们是母亲满意的作品，并被村人引以为傲。
乡村生活味同嚼蜡，夹杂一点儿是非恩怨的纠缠，反而有些油盐酱醋的活泼。蝇头小利、面子攀比、牲畜相扰、言语相讥，都是诱发斗骂甚至施以拳脚的导火索。母亲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而父亲竟凭这一点，奚落她是懦弱女人。80年代初，隔壁的堂兄率先搬出祖屋，在我家背后的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山坡原来的排水系统被破坏，每逢暴雨，被他家疏导的山洪，就从我家屋后阴沟坝上，飞流直下三千尺，被冲泡的坝体不时引发泥石流，将我家的排水阴沟堵死。多少个雨夜，母亲孤身一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电闪雷鸣中争分夺秒挑挖泄土，唯恐土墙泡软，屋倒人亡。父亲星期天回家，训诫母亲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要骂他个狗血喷头，看谁还敢骑在头上拉屎！父亲几次要找堂兄拼命，都被母亲死活揪住，说阴沟坝总有泄完的时候。
前些年，两位老人在乡下住，每年都要养些土鸡，但母亲舍不得吃鸡蛋，今天一个明天两个放坛子里存着，估计有半篮子了，就嘱父亲专程送到城里来，顺便还要从菜园里捎些时蔬，大包小包的，像个逃水荒的。母亲说，城里连水都要钱买，日子不好过。
2002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也搬出了老家，因两兄长远在合肥，人地生疏，方言障碍，她更愿意在我家居住。母亲偷偷学会了高压锅、电饭煲、液化气等新式厨器使用方法，而且只要是能干的家务活，就不让别人沾手，仿佛只有那样，才能证明她还不至于吃白饭。家里有时弄点荤的腥的，婆媳俩你推我让，最后反而成了剩菜，乐得邻家的老猫从废油烟孔里忙进忙出。人老了，都有爱唠叨的毛病，但母亲的唠叨只针对我，对儿媳则很节制，而且多用“比兴”手法，以至多年婆媳成姊妹。
5
前年冬天，母亲早起生炉子，不小心滑倒，右手腕粉碎性骨折，左腿股骨头破裂。术前检查，晴天霹雳，她的肺叶上有一鸡蛋大阴影，血液速送合肥化验，基本确诊为肺癌。对于癌症，谁都谈之色变，肺癌更胜一筹。在社科院工作的二哥，拿着片子和化验报告在合肥几家医院挂完门诊后，专家们说，年龄这么大，开胸、放疗、化疗都不合适，建议保守治疗。说实话，我很不赞成保守治疗，因为那基本上是被动等死，无奈骨伤乃当务之急，也只能相机行事。同时，心存侥幸，毕竟中国的误诊率高达50%。
两处骨伤手术相对顺利，特别是股骨头置换，还是周末来我县走穴的省立医院专家主刀的。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母亲那么大年纪，在医院住了二十来天，医生说，回家休养吧。因我要上班，擦洗身子、喂饭送水、端屎接尿、生活调养，都是妻子一手操持。渐渐地，母亲可以扶着墙到门口晒太阳了，她指着院内的空地说，等卸了石膏绷带，就回老家把锄头带来，种点白菜萝卜。我听后，感觉胸口发痛，母亲的生命正被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氧化，而她却站在悬崖边浑然不觉，你无力阻止她，甚至不敢惊动她。
尽管中国的误诊率那么高，还是没对母亲法外开恩。去年，妻子重病，在省立医院ICU命悬一线，母亲红着眼圈探视后，第三天大哥打来电话，说母亲连续三次摔倒。我有一种不祥预感，家里躺一个，医院躺一个，莫非要两副棺材出门？妻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不得不转南京救治。母亲这边，二哥说，他的书稿可在家里弄，时间相对灵活，二嫂又在医院工作，观察用药方便些，先转他家“保守治疗”。
一月后，等妻子从南京鼓楼医院出院，再去合肥时，眼前的母亲瘦骨嶙峋，脖子转动受限，一边手脚麻木，无法坐起。医生说，癌细胞已扩散到脑部。我利用工作便利，找了部救护车，把母亲拉回宿松后，在一家医院住下。一开始，来探望的亲朋好友，母亲都认得，尽管口齿不清，还不忘与亲友问长问短，但四十多天后就不认人了。当时妻子又因病需外出就医，便嘱咐岳母及暑假回家的儿子服侍奶奶，没想我们刚在武警医院住下四天，就接到儿子电话，说奶奶病危，所幸妻子手术还未做，一边带病出院回赶，一边通知当年被抱养的哥哥去医院接母亲。是夜九点四十分，老家草木同悲、哭声恸地，母亲走了，连同她的絮叨。
6
夜半思亲，泪眼婆娑。
老吾所老与幼吾所幼，虽不矛盾，但不对等，就像人的生与死，尽管都是哭哭啼啼，氛围却迥然有异。小时候，我突发急病，母亲抱着我，翻山越岭一口气跑到十几里远的西源公社卫生院，医生说再晚一点儿就没救了。现在母亲老了，而且病情交错，最需要合理救治时，我们对她致命的恶疾采取“保守治疗”，这对她是不是过于草率？还有什么资格说尽了孝道？即使去年妻子住院七次，病危通知下了六次，都不是换取宽恕的理由。
在电视上见识了一个无解的命题，恋爱中的女孩问男孩，如果我与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哑然无解。之所以无解，是因为建立在假设之上，无关痛痒，而一旦在现实中遭遇，哪怕是搭乘公交车，就有了先后分野。平心而论，在母亲与妻子之间，我的精力与情感更迁就了那个女孩的情绪。
人这一辈子，幼时快乐、中年操劳、晚年遭罪，或许若干年后，在我行将就木之际，也要经历母亲一样的谢幕。果真如此，就多了些凄凉感，少了些负罪感。
生命如灯，油干灯灭。母亲的生命之灯已然熄灭，但精神之灯将永远在我骨髓里耀眼。像母亲一样活着，坚韧地、善良地、乐观地，这应是对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