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男人之间的友谊是一辈子的，尤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痛苦困难的友谊更是坚不可摧的。
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经历过生死之难，但是一起度过这些军校的日子，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分享难过与开心的时刻，彼此之间的友谊已经变得坚不可摧了。
我在军校里有四个十分要好的“好兄弟”，其中两个是我的室友，一个是我第一个室友，他叫John Woodward，犹太人，但是却很慷慨，我觉得我很幸运，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的形象，是我运气好，遇到的这个犹太室友如果我没有零钱去买饮料，他都会先借给我让我过几天再还给他。我叫他Woody，而他到现在都只叫我：King Kong。我刚来学校的时候英语还不错，但是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让我不敢张口。甚至当初还有人指着鼻子让我叫自己是“Chink”（中国佬），再加上高中部这边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即便有东方人，也都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华裔或韩裔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或者ABK(American born Korean)。也没有人会说中文能帮我，只有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香港同学，会说一句：“好，加油！”虽然这三个字在危难之际没有什么真正的意思，但是对我的帮助也确实挺深的。
言归正传，一直以来其实我挺感激Woody的，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是他一直帮助我，甚至有一次因为我承受不了士官训练的痛苦，回到房间落下了眼泪，他一直在旁边给我加油，自己却也流下了眼泪。而当我在语言上遇到问题时，他总是鼓励我张嘴说英语，尽管当时更多的是一些“肢体语言”，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取笑过我的英语水平，并且一直都在改正我语法当中的错误。
可惜他只在学校里呆了半个学期就转学了。本来我们说好还要继续当室友的。不过还好这么多年，尽管我换了两次电话，但是我们却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打电话聊天，他邀请我去亚利桑那州他那里玩，而我邀请他来中国玩。
第二个好朋友是我第二个室友：Austin Caroe。他是爱尔兰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男生，家里是非常传统的基督教教徒，所以他从小都是在家里上的学，这也就造就了他16岁就要上大学。
我们一起当室友的时候，一起干了许多坏事，比如之前提到的“拍电影”甚至“轰炸学校”事件，我们总是互相帮助对方，尤其是在他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而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时，我却总是很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帮他说话。他一直以来都想要进入军队，最后成为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而他也经常和我说：
“未来的某一天等我当了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而你当了中国的领导人，我们约好了要再一次踢对方的屁股！”
我俩有一毛病，不能一起说话，原因是我老拿他的年龄开玩笑，故意说你这个小屁孩太幼稚。
所以我俩经常同时坐在房间里然后用即时聊天工具AIM说话，当然这只是极少的时候。
他们全家一共六口人，之前一起去中国旅行过，他经常和我说，要是那个时候已经认识我了该有多好，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于是他对我说：未来的某一天我还会去一次中国，而这一次你要作为我中国最好的朋友和我一起玩。
第三个朋友，叫做David Lee。他是一个美国籍的台湾人。也许是和我相处的时间长了，变得十分的爱国。
我们在一起没有经历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却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没事一起去食堂吃饭，出去玩，甚至一起打工。而他因为我在北京的缘故，竟然鼓吹着他女朋友全家一起来北京旅行，当然他也一起来了。就这样，他成为了我去美国这么多年，第一个来到中国看我的美国朋友。
最后一个好兄弟，是Al-Quoad，因为他的名字太长，我就写了他的姓。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科威特的一个王子，很有政治经济学的头脑，时不时地拖着他肥胖的身体跑到我的房间来和我探讨各国问题，和我一起辱骂西方国家，导致我第二个室友Caroe经常和他吵架。
他一有时间就拉着我陪着他跑出去喝酒，由于全镇只有那家中国餐馆“Winds of East”会提供酒，而他知道我和老板娘的关系好，可以通融，所以成天带着我去帮他“犯错误”。
就这样，我和我的这个胖子兄弟渡过了三年的军校时光。
现在，他经常来找我一起做生意，聊一些未来的想法，不论他走到哪里都会第一个给我打个电话，和我说说话。
也许，友谊，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文化的。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交到的朋友们，都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相信大家也知道，人交朋友总会交到吃喝玩乐的朋友，而他们总是在会有麻烦的时候来找你，有时帮助完后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我经常看到身边的人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办法，因为大多数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学校里。所以，怎样交朋友，和交什么样的朋友，大家需要三思。我所说的，并不是交到朋友去利用或者不珍惜友谊，而如果从一开始，就主动去找一些可以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的朋友，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