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晚清民国的历史忽然热闹起来，各种书刊层出不穷，各方人物轮番登场。然而，在这片喧嚣背后，却有一个名字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他曾是饮誉海内的诗书名家，与于右任并称“北于南郑”，也是晚清同光派的两大代表诗人之一。他曾参与戊戌变法，领导预备立宪公会，是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但是，到了晚年却误入歧途，担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大节未保，堕为汉奸，从此蜷缩到晦暗的历史角落里，鲜有问津。
然而，在中国公学的历史上，这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中国公学。正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筚路蓝缕的中国公学才冲破重重困局，步步为营，赢得了官方乃至社会各界的最终认可，走上了平稳前行的道路。
他，就是郑孝胥。
办学伊始“雪中送炭”
1905年2月4日，正月初一，微雨。
这一天，四更鼓响，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便起了身，一番洗漱，然后率领文武各员步行至万寿宫，庆贺新春。晚上团拜宴会，他有点高兴，小酌了几杯，微醺半醉，煞是快意。
这对于出身寻常官宦人家的郑孝胥来说，已是莫大的殊荣。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别号海藏，1860年5月2日生于苏州胥门，因而得名。时值太平天国兴起，他的父母便带着他回到了籍贯地福建，有缘得到郑世恭、宝廷、沈葆桢等名师的指点，1882年高中乡试第一名，先后被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治要人收入幕府，由此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然而，由于“不善逢迎”，郑孝胥的从仕之路并不平坦，更多时候充当的是“总文案”的角色，以致一度有“当代范增”之誉。直到1898年11月，张之洞才在盛宣怀的影响之下，同意郑孝胥出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得以直接参与路政，进而与端方、盛宣怀等人一手导演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关联起来。或许正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让两广总督岑春煊看上了郑孝胥，几度致电朝廷，希望推荐他为四川督办路矿大臣，并准予专折奏事的特权，可惜未能如愿。
好在岑春煊惜才，转又举荐郑孝胥督办广西边务，终于获得认可。而郑孝胥倒也争气，在广西期间靖吏治、办教育、兴洋务，风生水起，声名远播。但就在此时，郑孝胥却萌生退隐致仕之心。在1905年2月5日这一天的日记里，郑孝胥道出了如此选择的初衷：
吾今年四十六，得弃官归田，便可作一生收束，列传、行状皆可预作。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东升，照耀一世。是吾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岂不绰然有余裕哉！1
郑孝胥素以“卧龙”自负，退隐显然是为了今后有更大的作为。这年10月，他以“病难支持”为由，正式递交辞呈，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开始“寓公”生涯。据《郑孝胥日记》显示，此后他至少有三次外出做官的机会，但均予以谢绝，而将精力更多地投向了预备立宪公会运动，并极力支持中国公学的兴办。
在广西督办边务期间，郑孝胥就异常重视兴办现代学堂。1904年12月14日，他奏请光绪皇帝“开办边防将弁学堂，并就地添练洋操新军旨下练兵处知之”，并积极推动促成青年人出国留学。1905年5月，他送出八名广西子弟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农工，而后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又送出多人到日本留学。直到他离开广西前的一个星期，还在为出洋学生的经费而奔走劳神。
因为这样的情缘，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起的反对“取缔规则”风潮，郑孝胥从一开始就颇为关注。1905年12月13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夜，应麦鸿钧惠农之约于一家春，与菊生、季直议电询日本学生罢学事。”几天之后，他与上海友人聚于聚春园，再次谈及此事，“夜，雨，伯潜钞示江督、闽督三电，为日本留学生事”。很显然，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对于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罢学风波，一直心有牵挂。
到了1906年初，已有两三千名中国留学生陆续归国，“归国学生之中，有不少人发誓以后决不再踏足日本国土。他们在离开日本之前，已考虑用自己双手在中国兴办学校”2。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公学。
留学生们原本指望清政府能够拨付派遣留学生的费用作创校经费，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清政府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们。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一向以开明重教著称的郑孝胥。
1906年1月15日，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专程拜访郑孝胥，详述东京罢学始末，并向他报告：留学生们准备在上海创立一个学堂，拟定名“中国公学”，想听听他的意见。郑孝胥向来重视教育，对于留日学生们的这个想法虽感突兀，却未置可否，甚至满口答应“使调查同志人数及能筹款若干，再议办法”。
得到了郑孝胥的首肯，留学生们有了更大的信心。两天后，决定公学正式开办的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此次会议选定公学职员，刘棣英任正干事，朱剑任副干事，真正拉开了办学的框架。
最初的中国公学，全体同学都是发起人，职员由同学推选产生，不设校长，看上去是一种民主自治，但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负责学校具体筹办事务的刘棣英、朱剑等人清楚，如果能在上海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担任学校校长，势必能让中国公学如虎添翼，并能迅速赢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与接受。
郑孝胥，无疑是最佳人选之一。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6年1月22日，中国公学正干事刘棣英代表全体师生，再度拜访郑孝胥，邀请其出任公学校长。但郑孝胥以“仆谢病后，不愿与官府往来”为由，婉拒了这一邀请。
对于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公学，郑孝胥是寄予厚望的。他早年曾跟随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使日本，深知日本维新崛起对于中国的威胁，而更清楚政府盲目地故步自封只会造成更大的民族灾难。这也正是他回到上海后便积极投身预备立宪运动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公学的艰难起步，在郑孝胥看来，是一种年轻力量的积蓄与喷发。这一点，从后来他为《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所写的序言就可以看出：
自日俄之战，中国士子始相率求学于日本。三年之间，国事舆论，翻然一变，乃学者之效也。学生甫至日本，志气激昂，不可抑遏，几自忘其为专制国之民，及取缔事作，负气而返者，三千余人。麇集上海，呼号求援，自谋兴学，既无应者，公使复促之归学，于是觍颜东渡者大半，穷蹙四散者，又半之。此负气之党，遂大为天下之所揶揄。其事殆近于儿戏，伤心短气，噫可哀也。
独不意犹有溃散之余，守死不去，处千风万浪之中、众嘲群詈之下，越春而夏，经秋而冬，而中国公学之名，终莫得而破坏之，则有王子敬芳、张子邦杰、黄子兆祥者，实为之长，噫嘻之数子者，其尤可哀也。任天下之事，虽各有其经营计划要其所，经营计划者，未必尽当而无失、必成而无败，惟善用民气者。不然，失而有道，败而可救。观于公学之成立，则士气之可用，信矣！
日本既败俄，雄长亚洲，中国其禁脔也。当国者犹不知振民气以自保，方从而摧残之，呜呼！瓜剖豆分之期，旦夕间事耳。《诗》曰 “哀今之人，胡为虺蜴”，又曰 “若此无罪，沦胥以铺”，世有以悲哀罪我者，吾其奚辞。
细读此篇序言，便可清晰感受到郑孝胥真实的内心。对于留学生们创办中国公学，一方面，他认为乃是“负气”行为，所以才会“大为天下之所揶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此举确实“善用民气”，因此不由发出“观于公学之成立，则士气之可用”的感叹。
正因如此，尽管他谢绝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邀请，却慨然承诺捐助1000元，“以表赞成之意”。在中国公学举步维艰、四面楚歌的时刻，这1000元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是姚宏业在蹈江自尽前留下的遗书里念念不忘的那份情义：“海内热心赞助者，除郑京卿孝胥等数人外，殊寥寥。”
事实上，郑孝胥对于中国公学的扶助，远不止于此。从《郑孝胥日记》简略的记录可以看到，每当中国公学遇到经费困难时，他总是不吝伸出援手，甚至当有学生因经费问题不能持续学业之际，他亦会慷慨解囊。比如，1906年3月21日，“陈莲孙来言明日入中国公学，余许垫付半年学费”。同年4月4日，“公学庶务员张邦杰、王敬芳来谈刘棣英辞职事，又言，学费只能支至暑假；余请作下半季预算表，再助设法”。
郑孝胥不仅自己慷慨出手，对于外界是否支持中国公学，亦是特别看重。在《郑孝胥日记》里，记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1906年5月31日，“张邦杰来，言曾少卿不助公学。曾少卿邀饮，不往”。
寥寥数语，款款真情。
“牵线搭桥”共渡危难
虽然并不直接介入中国公学的校务管理，但郑孝胥却对之青睐有加，出钱出力，献计献策，在所不辞。在《郑孝胥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独自一人或者偕同好友张元济、汤蛰先、张謇等人造访中国公学的记录。
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更是将郑孝胥视为“当然的校长”，凡学校遇到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必前往报告，寻求解决之道。如前所述，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举办开校典礼，郑孝胥就受邀作为嘉宾到场并发表重要演讲，勖勉在怀。中国公学开办不到十天，发生江苏籍学生闹退学事件，郑孝胥也是颇为关注，在日记里有两次记录。不久后，中国公学又发生庶务员姚宏业蹈江自尽之事，郑孝胥在接到学校职员张邦杰、黄兆祥的报告后，深为痛心，专程前往颐园参加其追悼会。
郑孝胥其时虽已致仕退隐，但多年的从政经历，为他在官、绅、商、学界积累下了丰厚的声望和人脉。他到上海以后，与袁海观、周馥、瑞澂、端方等官方人物来往密切，私交甚笃，经常一起赴宴、赏画，或者共议立宪事宜。他对中国公学的事务给予积极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官方自然也不敢怠慢，至少不会公开反对。这就为中国公学的创办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寻求官方支持，是中国公学从创办伊始就明确的现实选择。据《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记载，1906年初，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听说赴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的三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路经上海，当即上书一封，陈述六大办学理由，如固国本、挽国权、雪国耻、尊国体等，“我苟能建设完善之学堂，则留学各国之中国学生庶几不受凌侮，而日本亦不敢轻视我”，句句铿锵，充满豪情，试图打动这些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朝廷革新派们。
当然，归国留学生们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还是希望得到三大臣的支持，帮助向学部申请经费。当时，正在盛传美国准备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约有2000万之多，若能取得十分之一二，亦可保证学堂的正常运作。只可惜，在出洋考察大臣们的眼里，这些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也折腾不出啥名堂来，因而并未将这封信放在心上。中国公学向官府靠近的第一次努力中途折戟，无果而终。
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努力。郑孝胥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最为曲折的初创时期。1906年2、3月间，中国公学派出正干事刘棣英，专程赴南京上书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再度寻求官方的支持：
归国以来，罔敢自逸，然竭力经画，仅得同志捐垫万金，暂设一中国公学于上海，自知因陋就简，缺点实多。但思为根本之壮图，百世之常计，非有大力提倡筹拨巨款，必不足以有济。生等学浅术疏，人微言轻，兹事体大，非所能任。夫精卫情深，虽有欲填之海，而蚊虫力薄，究无能负之山。此生等所由五中轮转，百虑千筹，拳拳寸心，俯仰莫诉者也。幸大帅曲谅下怀，垂念大局，去腊接上海道文函，备载大帅提倡兴学盛意，生等捧读之下感极欲泣。
……伏维大帅海疆干城，学界泰斗，凡所设施规模宏远，倘以刍荛不尽谬妄，尚乞一面咨商学部，求拨巨款；一面咨商各督，通力合作，非常创举，纵不易易，以大帅之伟略，想不惮力任其难。3
周馥，安徽建德(今东至)人，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是晚清政府中主张革新的重要人物，与郑孝胥素有交情。对于新式学校，他一向颇为支持。这一次，接到中国公学的上书，他当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表示将“咨商学部，慷慨捐助”。
周馥的态度，让正处于经费筹措困局中的中国公学主事者们多了几分希望。很快，他们再次向周馥上书，除了重复前次所提希望能得到官府“先行筹拨数千金以济急需”等要求外，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生等前与同人熟商，拟公举三品京堂郑孝胥、翰林院修撰张謇为上海公学监督，主持一切，庶几，教知要而有序，法整肃而不苛。”4
正如前文所说，早在这年1月22日，中国公学正干事刘棣英就曾专程拜访郑孝胥，邀请他担任公学校长，但被郑婉言谢绝。这一次，中国公学旧事重提，并拉上了翰林院修撰张謇，显然是想通过高层的力量动员更多社会名流加盟中国公学，为其在大上海的长远立足寻找可以依靠的大树。
